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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仔细地搜查了房间，在床头的电话机里确实发现了一个窃听器，另外，他们说在烟雾探头里，也有安装过间谍器材的痕迹，但没有找到这些东西。”
林洋洋拿起电话机问：“你们这里有镙丝刀吗？”
“这个电话机是我们今天装上的，原来那个已被刑警大队的人拿走了。袁支队长，这件事你们可千万不要声张，如果传出去，那可就乱套了！以后谁还敢来这里住啊！”他已是满头大汗，哭丧着一副脸。
“这你放心，我们知道里面的厉害性。”袁世民戴上手套，将床移开，搬过一条凳子，准备去看那个烟雾探头。
鲁伟说：“不用看了，这也是新装上的，原来那个已被他们拿走了。袁支队，他们毕竟是区级公安局的刑警大队，业务能力相对你们来讲，肯定差一些，我真担心他们不但一下子破不了案，反而会把事情传出去。你们刑警支队能不能把这个案件接过去，这样我们放心一些。”
袁世民说：“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来了几个人？”
“只来了两个，一个是大队长郝子清，我认识，另一个比较年青，我不认识，郝队长说是一个对窃听器比较了解的技术员”
“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现在我们立即去区公安局，与他们协调一下，争取由我们支队来直接侦查，保密工作我们一定会做好的。”他与鲁伟握一下手，匆匆离去。
袁世民在车上将一情况通报给曾光兴，要他和蔡科长马上去刑警大队。
曾光兴听了也很兴奋，叮嘱他不要随便外传。
林洋洋说：“要不要汇报给陈书记和蒋局长？”
袁世民想一下说：“暂时不要，以免……走，我们看一看再说。”
区公安分局里，和平常一样，秩序井然，没有接到大案的忙乱样子。
“你们郝大队长呢？”袁世民急冲冲地来到刑警大队二楼的办公室，却不见郝子清的身影。“你们是干什么的？”
办公室仅有的一个年青小妹子不认识袁世民，不肯告诉他们。
袁世民从内衣口袋里掏出执勤证说：“我们市局刑警支队的，我是副支队袁世民。快说，郝子清在哪里？”
“哦，你就是袁支队！真不好意思，我只听说过你，没见过你本人。郝大队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开会，但是，他对我交待了，不要让我告诉任何人。”
林洋洋急不可耐地说：“他正在调查的案件与我们的一桩大案有牵联，必须在一起讨论才行，你现在立即带我们去见他，以后有什么事我们为你顶着。”
小妹子见他们这么急，点点头，迟疑地领着他们往楼上走。
五楼，也就是顶楼的一间小会室里，郝子清正与一名技术员研究从宾馆里拿过来的东西。
“什么宝贝，这么神秘？”袁世民未敲进门，打趣说。
“你们……”郝子清惊疑地看着袁世民和林洋洋，又愠怒地看了一眼那个内勤。袁世民忙说：“你不要怪内勤，我们什么都知道了。这一案件可能与红山监狱的系列案件有某种联系，也许能相互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郝子清更为惊愕：“与红山监狱的案件有联系？”
林洋洋说：“在红山监狱的系列案件里，也发现了窃听器，并且那几个莫名其妙死去的人和这种神秘的东西有关；另外，这些东西也许还和一桩后果很严重的强奸案有关联。”
郝子清的脸松驰下来，嬉笑道：“哦，是这样，那我们一起来研究吧。不好意思，袁支队，我担心你在里面包过小姐，怕引起你心脏病发作，所以……”
袁世民正色道：“我现在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红山监狱系列案件正好陷入了僵局，看能否在这里找到新的转机。”
有人急速地敲门。
“谁呀？这么急！”郝子清惊疑地喊了一句，走过去开门，回头说：“准是你们的人。”
门刚开，曾光兴和蔡健伟兴冲冲地闯进来。
曾光兴劈头就问：“那些东西呢？”
郝子清说：“曾处长，你的信息也这么灵通！”曾光兴和蔡健伟不接他的话，径直走到办公桌边，戴着手套观看那个电话机里的窃听器。其他人也凑过来看。
蔡健伟说：“这款窃听器与左光辉家里那个的型号不一样。”
郝子清惊问：“这些窃听器也有型号区分？上面好象没有什么标志？”
“在专门为国家的情报机关研制监听器的公司里，同一类型的监听器也有很多种，他们内部当然定了型号。这种类型早已过时，应该是一些小电子厂或者电子爱好者私自做的，自然不会标什么正式的型号了，可他们的内在区别还是有的。刘黄光煤房里的那一款，发射功率相比来讲要大得多，工作时间可能只有几个小时；这一款的功率比较小，有效距离短，但工作时间长。”他用镊子取下上面的钮扣式电池，上面全是英文：“这种电池是容量比较大的专用电池，如果是真货的话，可以连续工作一个多月，甚至更长……我估计，这一款不是广东一些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可能来自于香港台湾一些技术力量相对较强的公司。”
第五卷 第二十一章 第二节
林洋洋惊道：“可以工作一个多月？！”她的眼里放出异彩——那一晚的罪恶或许真被录下来了！
蔡健伟继续介绍：“这种射频发射器的功率可能还不到1毫瓦，甚至只有0。1毫瓦，连续工作时间较长，但发出的电波很微弱，接收器的放大倍率必须很高，滤波的功能必须非常强大，且接收的距离必须很短，否则就接收不到，或者噪音太大，听不到有价值的声音。所以，我估计那个窃听者应该住在与那套间不远的房间里，甚至就在隔壁，我们查住房登记，也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袁世民问：“那个报案人呢？”
郝子清说：“报案人是市文化局的局长张清禾。他刚刚来过，没走多久。要不要把他叫过来？”
曾光兴说：“对，要他尽快过来。”
郝子清拿起桌上一张较新的名片，看着上面的电话打过去。几经解释，他终于打消了对方在保密方面的顾虑，答应尽快赶过来。
郝子清说：“张清禾讲，他们已经敲诈过他一次了，他最后通过银行付了二十万；没想到，几个月后他们又向他要。”袁世民疑惑地问：“最后通过银行给付？什么意思？”
“那些人很狡猾。在此之前，他们已捉弄过他两次。第一次要他到红星广场提着现金等，他提了十万，可他们没有去，第二次是在城南的一个垃圾场，也是虚晃一枪……”
“什么？红星广场和城南垃圾场？”袁世民惊问，与曾光兴林洋洋兴奋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对，那些人真的很狡猾，我怀疑他们曾是职业间谍。他们自始至终不与张清禾不说话，更不见面，只发短信息。这样一来，他们既没有留下任何笔迹，也没有留下声音，来个零证据，将来他们即使在取钱的时候被抓个正着，也还可以负隅顽抗。张清禾开头不想给，但被他们这么一耍弄，斗志磨光了，也没了主意，只好乖乖地付钱，一分也不敢少。他们把他当作一棵摇钱树，第一笔赃款花光了，又来敲诈。张局长虽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但他说他是两袖清风，没有一分钱的油水，上一次的二十万都是东借西借凑起来的；他们这次又来敲诈，他没有钱了，只好报警。”
曾光兴问：“张清禾的钱是被怎么取走的？他查了没有？敲诈者使用的手机号码他还记得吗？”
“他通过银行的熟人查了那个帐户，发现钱已被全部取走，但那些敲诈犯是怎么取走的，他没有仔细地查。第一次敲诈他的手机号码他当然记得，但这一次不是以前那一个，是一个新的神州行号码。”
门被急速地轻轻敲响。
“来了，肯定是那个倒霉的风流局长。”郝子清小声地嬉笑着去开门。
一个肥头肥脑大腹蹒蹒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一看便知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他满头大汗，将一个大公文包放在桌上，坐下来直喘气，准备说话，但出不了声。
林洋洋端过一杯茶说：“不要紧张，先歇一下吧。”
张清禾喘过气后，象一条丧家犬，垂头丧气地说：“自从碰到那些吸血鬼，我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睡一个安稳觉，老担心他们又来敲诈……前天，那伙该死的终于又来了……其实，那录音带里也没什么，我没有嫖，又没有包情人，只和一个服务员开了一个玩笑，她模仿电影里的声音叫……”
林洋洋说：“那你怕什么？！你早该报警了，这样就不会让他们得寸进尺了！”她一直在幸灾乐祸，努力忍住笑声，掩饰住骨子里的鄙夷。
张清禾脸上掠过一丝尴尬，立即又迅速恢复平静：“哎呀，我说你这位警察同志，这是什么时代呀！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天天瞅着我，没事都想生事，如果他们有了一盒这样的录音带，我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呀！”
袁世民心里暗付：“到了这个时候，还想保住自己的面子和职位，真是笑话——活该！”他也想笑，但努力控制住，不动声色地问：“你估计他们录了相吗？”
“什么？录相？！”正在喝茶的张清禾双手猛一抖，茶杯差点掉下去，开水溢出来，烫了他的手：“哎哟，这茶好烫！你们的一次性杯子真是太差了……应该没有录相，没有——即使录了，我也不怕。”他说不怕，但脸色更加苍白，汗珠猛增。
分局那个年青的技术员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忍不住笑了出来。郝子清扭过头，瞪了他一眼，嘴一咧，示意他不要笑。
林洋洋问：“那个服务员还在吗？如果还在，把她叫出来问一下，不就能证明你的清白吗？”她最恨这些不要脸的臭男人，不动声色地继续敲打他。
“那个服务员？！”张清禾又是一震，随即渐渐放松，笑着说：“我也曾这么想，可到红山宾馆打听，他们说那个服务员不知是四川还是湖北的，早就走了，我到哪里去找呀？”
袁世民用眼睛示意林洋洋不要再为难他，茬开话题：“那些敲诈者自始至终没有和你见面，也没有和你通电话？”
“对，他们真是太狡猾了，肯定不是第一次，是老手！他们每一次和我联系，都是用短消息，如果想听我的意思，就把手机开着，等我打过去，或者他们打过来，让我说，但他们绝对不开口，明白我的意思后再用短信息把他们的意思传过来。”他掏出手机，翻出几条信息：“你们看，这是昨晚他们发给我的三条信息。”
第五卷 第二十一章 第三节
袁世民拿过手机，曾光兴和林洋洋立即饶有兴致地凑过去看，只见上面写着：
“尊敬的张局长：您好！谢谢您的钱！我们从您那里借来的二十万全部用来做生意，但我们没经验，一下子就亏了，想向您再借二十万，不知可不可以？”
张清禾在一旁解释说：“收到这一条信息后，我的脑袋嗡地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