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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如不破案！她心里这么想着，脸上也难免有所表露，显得很轻松。
宁可民是市委副书记，比相应的副市长曹清河在地位和权力上强了一点点，当然要做最后的发言：“对于侦查工作，我们已有多年没有参加了，很多专业知识已经很生疏，现在不瞎指示了，你们再好好地研究一下，我们先走了。”说完便起身往外走，以免让曹清河在他后面又发言，曹清河迟疑地站起，似乎意犹未尽，无奈往外走。陈东方与几个局领导赶紧起身将他们送出门外。
两个市领导一走，众人顿时轻松起来，纷纷站起来打阿欠，伸臂拉腿，抽烟，上厕所，说笑。孙中兴小声地对周小贝说：“我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叫我们在宾馆窃听案中小心谨慎，不要把那些人惹火了。”
周小贝啐了一口：“那个瘦市长差点把我熏死了……不过，那个胖书记正派一些，心里没有病，还好象有点幸灾乐祸，他内心可能是非常渴望我们把那伙人惹毛了，他好……”袁世民在旁边瞪了他们一眼：“不要乱说，注意影响！”脸上却并不怎么严肃。
陈东方和几个副局长进来，会议室里立即又安静下来，在走廊上抽烟说笑的人赶紧掐灭烟头，快步走进去坐好。
陈东方坐在刚才宁书记坐的地方，看着一叠叠案情报告，脸色凝重，猛抽中华烟。看样子，他看材料是假象，冥思苦想是真。其他人见他愁成这个样子，一个个不敢出大声。
肃静半晌，陈东方转头，在浓烟中皱着眉问旁边的秦长江：“省厅曾处长那里有消息了没有？”秦长江说：“上午我打电话问了。他带着几个技术人员守在农业银行的省支行，已经切断了那个帐户与外省网络的联系，但到今天下午六点为止，还没有人访问该帐户。”
“张清禾收到那些人不满的信息没有？”
“没有。我要他打那个人的电话，说一直是关机。”
“银行和宾馆两方面的情况调查得怎么样了？”
袁世民局促地说：“我们都已经查了，但他们使用了假身份证，作案时又戴了冬天的头盔，知情者只听出他们的口音是本地的，没有看到他们的脸面，侦查暂时无法深入。”
第五卷 第二十五章 第五节
“他妈的，的确很狡猾！”陈东方低沉地骂了一句，腮帮鼓起，沉重地从鼻孔里呼出一口粗气，在静静的会议室里很响。
蒋伟平打破这沉闷无望的气氛：“小袁，你不是大胆地推测，欧海洋一伙很可能就是敲诈张清禾的人吗？有他们的线索没有？”袁世民说：“我们通过多方面的渠道了解，没有得到半点线索，他们真象人间蒸发了一样！”蒋伟平说：“我们怀疑他们，想找到他们，他们却蒸发了，好，说不定你的推测是正确的。”
陈东方说：“有道理。现在我们是有力无处使，只要有缝可钻，我们就要拼命地往那个方向钻，老蒋，我们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尽快把他们找到。但发现了他们的行踪之后，不能打草惊蛇，只许秘密跟踪，看他们是不是持有那张卡，如果持有，再摸清他们藏匿隐私资料的地点，将他们一网打尽，同时收缴全部资料。这样，即使他们手里还有什么重要的牌，也不怕出乱子了。你们估计，他们现在最有可能在哪里？”林洋洋说：“我认为，他们最可能是在外省，等他们心中的危险期一过，便准备持卡取钱了。”
陈东方问：“但现在已将他们的帐户与外省的网络切断了，如果他们无法进入这一帐户，会不会乱来？”袁世民说：“应该不至于。他们自恃手段高明，没有留下什么把柄，应该还会回到本省试验，另外，我们到外省出差时，也经常碰到无法进入银行帐户的情况，他们不一定非常了解银行的新技术动态，也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一种正常的网络故障，我们没必要过多地担心。”
“那好，明天你们加强对他们的搜索力度，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弄出太大的动静，打草惊蛇。”陈东方将烟屁股在烟缸内捻灭，精神似乎好了许多：“现在，我们再集中讨论一下今天的枪击案。老秦，小袁，你们已在案发后的第一时间里，正面接触了汪振东和聂建森，凭直觉，你们认为他们谁象真正的凶手？我在这里事先声明一下，聂建森的确是我的战友，但只要涉及到公事，尤其是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不可能对他有丝毫的袒护。今天你们做得不错，正面接触他们很有必要，以后，只要有疑点指向他们，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相信他们最终也能理解。”
秦长江说：“对于他们两个人，我真的搞迷糊了！根据监狱内部的人透露，他们两人的关系只是一般，在这种杀头的命案中不可能一起谋划作案，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个中至少有一人不是凶手。但令我困惑的是，自从案发后，他们在我们面前的表现，几乎差不多，假如他们当中确有一个是凶手，那他的表演功夫也真算到家了，而这无疑又增加了他是那个狡诈杀手的嫌疑，可具体是哪一个，现在仍然不好判断。”
潘文海说：“我还是倾向于聂建森。他在我们的侦查活动中，有时不但阻拦，而且有些地方的表现很明显是故意装的。今天早上他说是去买菜了，但为什么没有人看到他出去？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疑点。另外，从中心医院到他家的路上，有两三个临时性的早市，他完全可以找个僻静的地方扔掉衣服，买一点菜，从容地回去。”
林洋洋立即反驳：“汪振东在招待所里，不让秦支队进去，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疑点。从时间上考虑，他可以自由地进出招待所，无人注意，完全具有充分的作案时间，比聂建森更方便更有条件。聂建森对我们侦查活动所谓的阻挠，只局限在言语上，并没有付诸行动，况且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狱内发生的刑事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聂建森与我们争夺侦查权，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并非是无理的横加阻拦，他说这样的话显得很正常。相反，汪振东做为监狱的一把手，乖乖地把侦查权让给我们，反倒显得不正常，这意味着他的嫌疑大大地增加了。”林洋洋与潘文海一样，对于谁是真正的凶手，其实都没有多大的把握。
潘文海主要是凭直觉和某些细节来大胆地推测，以表明他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尽可能地展露自己的业务水平，而林洋洋则主要是为了灭他的威信表示对他的怨愤和蔑视，随便找了一点说得过去的理由，与她的顶头上司故意抬杠的。其他人知道他们之间的过节，也没有别的理由支持自己初步的判断，都微笑着不参与他们有些空泛的辩论。
短暂的一阵沉默后，蒋伟平问孙中兴和周小贝：“你们有没有充分的把握确定，今天早上没有可疑人背那个长袋子上去？”
孙中兴粗着脖子说：“我可以发誓，今天我们早上赶到那里时，他们办公楼的大门还没有打开；从我们进办公楼到事发时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两人绝对都没有离开楼梯口，完全有绝对的把握说这段时间里没有人背那个枪袋上去。”秦长江问：“那你们在这个时间段里，有没有发现那个戴大口罩的男子上了楼？”
孙中兴一脸茫然，周小贝说：“我看到了，总共有三人戴口罩穿白大褂上楼，但另两个人很瘦小，且口罩比较小，那个戴大口罩的男子比较高大，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袁世民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只有一种可能，即他是昨晚或今天凌晨偷偷上楼，预先把枪藏在上面，然后再装扮成医生上去，以利于事发后逃逸。他射击的地点在一间杂房里，正好适合藏匿作案工具。当然，如果凶手是妇幼保健医院内部的职工，他可以更提前藏匿，但这种可能性应该很小。”
陈东方问：“那间杂房的锁有撬动的痕迹吗？”林洋洋说：“杂房的暗锁和一楼大门的挂锁均有万能钥匙套开的痕迹，而在左光辉第一次遇袭时的现场，即监狱的总值班室也发现了这种痕迹，因此可以初步断定的这两次谋杀活动是同一人所为。”
一个副局长问：“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你们调查得怎么样？”
袁世民说：“案发前进了那幢楼的，总共有35人，我们都一一调查了。里面无一人与左光辉及汪振东聂建森认识，也没有谁拥有这种五连发猎枪，基本上都可初步排除。另外，据五个医护人员反映，他们发现一名高大的医生戴着大口罩和帽子，在办公楼里也不取下来，觉得有点好笑，但由于认不出是谁，没哪个人去和他打招呼。这一情况表明，在这幢楼里的人很少有医生这么穿戴，进一步证实了孙中兴和周小贝的陈述与推断。汪振东和聂建森的外形都比较高大，与这个可疑人的体形特征基本吻合，他们的嫌疑进一步增加了。”
潘文海试着分析：“假如汪振东和聂建森两人中确有一人是凶犯，那他们做为非常谨慎的高智商犯，不可能把任何犯罪证据放在家里，如窃听器毒药等，要么已经扔了或毁了，要么是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如一间偏僻的出租屋里，所以，我建议立即给他们上手段，实施全天候的监视，以尽快找到他们的犯罪证据。”
林洋洋立即与潘文海唱对台戏：“根据我们已掌握的情况来看，刘黄光和左光辉都是因为掌握了某个监狱领导的隐私才招来杀身之祸。现在他们都已死亡，这些资料也无人知晓，这意味着那个领导杀人的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必要再去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杀人，因此也没有必要再去动用那些杀人武器。我们对他们都进行监视，将不会有任何积极意义，相反，由于我们至少要错误地监视一个无辜的政法领导，将会对我们产生许多不利的后果。”
“假如另外还有一人甚至多人掌握了那个领导的隐私，那他肯定还会杀人，我们能坐失良机不管吗？”
“对两个公民采取监视的措施，不能仅仅依据假设或可能的事实。有没有另外的人掌握那些隐私资料，会不会有其他人再对那个领导进行敲诈，要过多长时间才敲诈，目前都是个未知数。如果我们现在就采取全天候的监视措施，无论从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还是从警力和可行性来看，都是欠妥的。更何况，汪振东和聂建森都干过刑侦工作，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再加上我们已经打草惊蛇，对他们进行全天候的监视，很容易被他们发现，这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又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潘文海还想再反驳，蒋伟平看一下表，觉得不早了，不想让他们再争下去，说：“你们两人都有一定的道理。假如我们对这两个老公安采取传统的蹲守跟踪的办法，他们两人已被惊动，肯定会轻而易举地发现我们的行动，而我们对他们怀疑的主要依据，仅仅是一些隔靴骚痒的间接证据，如果他们真往上面告，我们必然会陷于被动。但是，我们谁也不敢保证没有其他人掌握了那个领导的隐私，如果有，那个杀手知道后必然会再次出动，这对我们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又是一个绝好的良机，我们不能白白地坐失良机。我看这样，暂时采取技侦手段，长期地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