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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猪在电话是这样对我讲的，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也不敢肯定；你们到监狱查一下就知道了。”他发现袁世民暗藏着惊喜，内心又忐忑不安起来，不知他们根据这些情况能否找到那个神秘的窃听者。如果找到了，对他会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呢？从表面看起来，似乎不会，但他凭直觉，隐隐约约觉得可能会间接地产生对他不利的后果。
第八卷 第三十六章 第一节
从审讯室里出来后，袁世民他们三人立即赶往红山监狱。
袁世民破例亲自驾车，脸上出现了难见的阳光，连声说他们今天的收获很大。
林洋洋则保守地认为，监狱里的窃听器并不是新线索，不一定会带来突破。
袁世民说以前虽有犯人反映里面可能有窃听器，刘黄光和黑猪也被窃听过，但没有人说出他们被窃听的具体时间，且当时没把窃听器当做一条重要线索来查，而这一次欧海洋所交待的不同，有具体的时期，他们可以根据当晚的值班记录，有目的地寻找蛛丝马迹；另外，他隐隐约约地预感到，那个人成功地敲诈了15万尝到甜头后，应该不会就此罢休，会继续作案。
林洋洋顺着袁世民的思路，问他是不是觉得那个使刘黄光左光辉欧海洋他们疯狂又导致七条人命消失的光碟，也是这个人录制的。
袁世民说这个可能非常大，因为到目前为止，在红山市使用窃听器做过案的，只有欧海洋一伙和敲诈刘黄光的那一伙，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第三伙这样的人也在活动，而欧海洋一伙制作了那张光碟的可能性很小，因而红山监狱系列命案的始作俑者，很有可能就是敲诈刘黄光的那伙人。
潘文海也兴奋地表示同意袁世民的看法，但他认为很可能是一个人干的，不然敲诈者的行踪不会那么诡密，让专案组这么多人和那个狡猾的凶手找了这么久，连个象样的嫌疑人都没有找到。
他们兴奋地推测着猜想着，好象终于发现了他们一直苦苦录觅的最大冰山的一角。
他们没有事先打个电话，直接来到教育科，找到当时直接负责追逃叶马的鲁再国，请他回忆，帮忙查找那晚在六监区值班的所有干警。
鲁再国听说死鬼叶马逃跑的当晚有人在六监区的值班室里安装了窃听器，也兴奋不已，说不用查，他还记得当晚在六监区值夜班的所有干警，并立即兴冲冲地带他们前往罪犯生活区。
经过六监区的外边时，鲁再国指着三楼的值班室说：“这就是当时刘黄光值班的地方，假如里面安装了无线窃听器，那么在这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监听地——对了，那一晚确实有人发现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停在这里，且听到警报器响后立即开走了。当时我们还以为这是一辆接应逃犯的车，特意查找了一下，但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发现叶马死在里面，才打消了这一疑虑。现在看来，那辆面包车可能是一辆监听车。”
袁世民兴奋地问：“谁看到了那辆车？”
“一个武警战士和狱侦科的陈科长。”
他们立即赶往武警营房，查阅当天的值班记录，很快找到了当晚在门卫岗楼上值班的战士张小河。根据他清晰的回忆，初步确定那个神秘的窃听者是一个戴毡帽穿暗黄色外套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
林洋洋兴奋地急问：“你认识他吗？或者，你是否在监狱里看到过他？”
张小河说：“距离太远，灯光较暗，看不清。”
袁世民问：“他的身影你觉得熟不熟悉？”
“不熟悉，假如他是我们中队的，也许我能认出来……不过，他当时穿的外套，我倒见过，监狱里有几个领导穿过。”
鲁再国惊讶地说：“监狱的领导穿过？”
“对，你也好象穿过。”
“是不是暗黄色带格子的那种？”
“应该是吧，如果你拿过来，我应该还能辩认。”
十几分钟后，鲁再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件外套。
张小河见了立即说：“对，就是这种外套。”
袁世民问：“老鲁，你们监狱里有这种外套的人多吗？”
“前年，这种衣服刚流行，我们监狱给每个处级干部都买了一件，七个党委成员和六个助理调研员都发了。”
“六个助理调研员？这么多！除了这13个人之处，还有没有别的人自己买了这种外套？”
“可能有几件，但颜色不尽相同。”
潘文海问：“那么，在有这种外套的人里面，谁喜欢戴毡帽？”
“只有两个人。”
林洋洋兴奋地问：“谁？”
“助理调研员陆康和辞了职的邓拓；他们两人都有些秃顶，经常带这种帽子。”
潘文海问：“他们会不会开车？有面包车吗？以前是干什么的？”
“他们都是老公安，会开车；陆康有一辆五菱面包车，颜色好象也是蓝色的。他们以前都是监狱级领导，陆康由于年龄和其他的原因，已退居二线，担任助理调研员；邓拓则辞了职，现在不是监狱警察了。”
林洋洋问：“他到哪里去了？”
“他辞职后在香港呆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经常到这里找一些老干警搓麻将。”
袁世民两眼放光，急问：“在香港？！干什么？”
“他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做生意，也可能是帮他在香港工作的儿子带孩子吧。”
林洋洋问：“他们退了，有什么怨言吗？邓拓已经是处级了，为什么还要下海？”
鲁再国吐了一口浓烟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时半会说不清。
潘文海问：“他们当副监狱长的时候，各自分管什么？”
“邓拓分管改造这一块，陆康分管基建后勤。”
袁世民隐约感觉到了其中的奥妙之处，茬开话题问：“陈科长今天在上班吗？”
鲁再国立即轻松了许多：“他已经退居二线了，应该没有来，我先打个电话问一问。”他将电话拔通后没说几句，将手机递给袁世民。
陈科长在电话里进一步印证了张小河的话：在那辆没有牌照的淡蓝色面包车里，确有一个穿外套戴毡帽的男子，神秘兮兮地躲在车里，看到他来了后，立即把头埋下去。他当时以为是有人在里面偷情，没有盘问，看一下就走了。警报器响了之后，他认为那辆面包车有可能是接应逃犯的，为此狱侦科曾经花了一定的力气去寻找，直到后来发现叶马死在下水道里，他们才放弃了这种努力。
徐杰兴奋地跑进来，责怪他们不找他这个向导。袁世民说正想找他，但在办公室找不到他的踪影，是不是美女到了手，就没有热情了。
徐杰连说冤枉，他一般是在监房内上班，不知不为过。他看到办公桌上的外套，奇怪地问鲁再国，大热天拿这件外套出来干什么。林洋洋示意他不要多问。
第八卷 第三十六章 第二节
一行人出了武警营房，袁世民谢绝了鲁再国的陪同，特意要徐杰陪他们进监房，做进一步的了解。
“邓拓和陆康当副监狱长时是不是很有实权？”袁世民等鲁再国一走，即问徐杰。
“那当然，邓拓在公安局里当过什么长，在这里则当了好几年的一把手，据说很有权威的。”
“他是不是很独裁，权力欲望很强？”
“我对他不是很了解，应该是这样吧。”
潘文海问：“那个陆康呢？他好不好揽权？”
“对他我也不太清楚，和邓拓应该差不多吧。”袁世民问：“他们住哪里？是不是在监狱的家属区？”
“可能是他们觉得没面子吧，把家属区的集资房都卖了，住在市内；具体在哪个地方，我也搞不清。”
他们来到六监区三楼的值班室。让他们惊喜的是，办公桌还是以前的，下面的电胶布粘痕依然很明显。
经过测量，发现这个窃听器相对而言，确实庞大无比，长为10。6厘米，宽为6。3厘米，另外在距方形粘痕15厘米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粘痕。这里曾经杀了两个人，刑警支队勘察过，但没有发现这个如此异常的痕迹，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纰漏，当时参与了勘察的袁世民和林洋洋连连自责。
潘文海打断他们两人自责的话，说：“这么大的东西算什么窃听器！可能是一个采访机吧，看尺寸，正好差不多，这个小粘痕应该是粘合外置小话筒留下的。”
袁世民说：“采访机的录音时间最长不过两小时，一盒录音带走完后，录音键一般会自动跳起来，容易被发现，且采访机都有灵敏度较高的内置话筒，另装一个外置话筒纯是多此一举，我看不象。”
林洋洋说：“我估计，很可能是一个无线话筒的发射器，较远处的粘痕，应该是一个外置小话筒。”
“对，我看就是一个无线话筒！这个地方距离大墙外那辆面包车的停靠点不到三十米，且间隔只有一堵砖墙，功率大的话筒完全可以将信号发射出去。”
潘文海也同意了他们的观点，进一步分析这个无线话筒的安装者，是不是在总统套间的烟雾探头内安装窃听窃照器材的人。
根据两种窃听器材的体积来看，应该不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伙人，但也不能排除那些敲诈刘黄光的人得了15万元之后，不惜本钱购买高档间谍器材到宾馆里作大案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又提到了左光辉和欧海洋，可经过反复辩析，也得不出一个令三人都满意的结论。
袁世民转头问徐杰，刘黄光与邓拓、陆康、汪振东和聂建森的关系怎么样。
徐杰说刘黄光这个人很聪明，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但既然邓拓和陆康都已退了，他应该不会和他们有太多亲密的来往，而与汪振东和聂建森的关系看起来相当不错。
潘文海说：“袁队，你是不是怀疑某个退位的狱警对一把手二把手不满，想抓住他们的把柄，便针对他们都赏识的刘黄光采取了窃听措施，企图录到一些对他们三人都不利的东西？”
林洋洋说：“有这个可能。我们应该申请查验一下六监区当时的值班表和当晚的值班登记本。如果值班本上应值班的人员，与当晚实际的值班人员都是刘黄光，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话筒应该是征对刘黄光的，因为无线话筒的功率都比较大，用九伏的干电池做电源，工作时间一般只有几个小时，只能有征对性地窃听。”徐杰与其他两个男人都点头称是。
通过查阅六监区当时的值班表和值班登记本，发现值班表和值班本上所表明的值班干警都是刘黄光，说明那个窃听者确实是想窃听刘黄光的隐私。
再通过进一步的调查，他们非常惊讶地发现邓拓竟住在市检察院内他女儿的住房内，且这套房子与欧海洋原来租住的那套房间处在同一单元，邓住三楼，欧海洋在六楼。
这一意外的发现令他们都惊喜不已振奋不已，仿佛经过漫漫长夜后，终于看到了黎明前第一丝耀眼的曙光，这一系列疑难案件的脉络或明或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