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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的活动却非常普通，一般是买些菜，接送外甥上学放学，到女儿的新居里走一走，或者在街上随便逛一逛，买点小东西，下下棋。技术大队采取大胆的行动，趁邓拓外出之机，在他家里安装了最先进最小巧的监听器，但立即被邓拓排除，而他却既不声张，也不到公安局报案。对他及其家人所有电话和信件的监视检查，也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东西。
邓拓非常明显的反侦查意识和行为，自然增加了他的嫌疑，但对他全面的行动结果，却又令人大失所望。专案组很多成员开始浮躁起来，迷惑起来，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蒋伟平见此形势，立即下令中止大规模的在邓拓眼里几乎是公开的监视活动，只在他家两个住处的附近，租了两套房子，用高倍望远镜和夜视仪进行全天候的监视，技术大队对他们所有电话的监听当然不会停止，只要发现他有异常行动，立即派出富有经验的老刑警远远地跟着，频繁换人，多种方式更替，做到既不跟丢，又不被他发现，给他一种专案组完全放弃了对他的监视的错觉，放纵他采取新的行动。
南方这座不大不小的中等城市，日子一天一天平静地流淌着，浓缩在邓拓一家人的悠闲生活中。
人们渐渐地淡忘了令人痛快的宾馆窃听风波，对那个凶残狡猾的杀手的议论和恐惧也在慢慢地减少，因为一切都有了答案，没有了悬念。
然而，在红山市政法系统内部，情形却大不一样。随着汪振东羁押时间一天一天地拉长，他的家人加紧了四处的上访活动，而省监狱管理局也开始质疑市公安局，提出如果有充分的证据，就早点结案，快点起诉，快点审判，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就早点放人，好让他们尽快确定监狱长的人选。
市公安局好不容易抓到欧海洋，并获得了非常肯定明确的人证，又有邓拓给予他们无限的希望，当然不肯轻易放弃，但又苦于找不到他强奸和杀人的铁证，无法进一步推进侦查工作，更没法将他移送检察院，只好尴尬地硬顶着巨大的多重压力，一拖再拖，企图等在邓拓那里找到突破口后再做结论。
端午节来了。按惯例，较年轻的监狱领导，要和离退休的老干部和退居二线的调研员科长等在工会活动室搞一个座谈会，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然后由年轻的监狱主要领导发言，说说近期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以后的工作计划。
等这些老头子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后，聂建森因为暂时负责监狱的全面工作，首先发言：“……总的来说，我们监狱在新一届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干警职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今年上半年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没有发生罪犯脱逃非正常死亡的重大事故，也没有发生罪犯群体斗殴重大疾病流行的事件，监管秩序良好，各监区都按期完成了任务。当然，由于刘黄光左光辉等重特大疑难案件久侦未破，公安局的同志经常来我狱进行各种调查活动，司法部司法厅和监狱管理局的许多领导经常来我狱督查这些案件，给我狱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影响，但我们排除了这些不利因素，仍然完成了各项任务，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现在，汪振东这个人民警察队伍中的败类，穷凶极恶的凶手，丧尽天良的强奸犯，终于给揪了出来，解决了我们监狱的一个巨大隐患……”
听到聂建森对未定罪的汪振东如此定性，会议室里顿时一片哗然，附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质疑者有之，漠然者有之，议论纷纷，有些人借机走了出去，或吸烟或上厕所，但没有一个真正离开回家的，因为红包和过节的物资还没有发放。
聂建森知道措辞有些欠妥，不免尴尬一下，对其他几个党委成员小声说了几句，离开了会议室。
第八卷 第三十七章 第三节
几分钟后，聂建森又踱了进来，尴尬神情尽去。
他在中间坐定，重咳了一声，正色道：“刚才我对汪振东的评论定性，不是我想当然说出来的，而是根据公安局内部的可靠信息得出的结论。‘1。09’专案组尽管目前还没有将他全部的犯罪事实掌握，但已经获得的好几个证据，足以证明逮捕他决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开头也不相信是他，几次以我们监狱和一级党委的名义，到公安局询问情况，要求他们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冤枉我们的同志，但公安局的同志说，汪振东无论从作案的动机和时间条件，还是从高智商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作案技能和经验，都完全吻合我狱那个凶残狡猾的凶手的所有特征。一个对他最致命最不利的证据是，那个在红山宾馆总统套间里安装窃听器、敲诈了市文化局原局长张清禾绰号为三君子的重大案犯，明确地指认是汪振东强奸了红山宾馆的服务员，也就是左光辉那个后来自杀了的妻子林丽丽，凭这一项，检察院可以批准逮捕他，法院可以判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会议室时顿时又是一片哗然，很多人用神情表示相信了聂的话。
聂建森摆摆手，噪声小了许多，他正准备再讲几句，他的手机响了一下，提示来了信息。他最反感别人给他发信息，但他的语义快尽，也就皱着眉头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他不看则已，一看则魂飞魄散，冷汗直冒：
“聂建森，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真正的母带仍在我手里，三君子不过是我的一个马仔而已，精彩的重头戏还在后头！”
号码非常陌生，看其区号，不象是本地的。他捂着胸口喘了几口气，眼珠子飞快地转动着，惶惶然扫了一眼会议室，见这些老头子都在愕然地盯着他。
他咬咬牙，努力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迅速剪切了这条信息上的号码，拔了过去，身子前倾，尖着耳朵听会议室里的手机铃声，但什么也没有，再把手机凑进耳边一听，却是一个清脆而又非常刺耳的电脑女音：对方已关机，如果您是上海的用户……”
上海的用户？怎么是上海的用户呢？到底怎么回事？他的脑子飞速运转着，但无法找到答案，立着一个大汗淋漓脸色苍白的脑袋，呆呆愣愣地坐在那里。
旁边的纪委书记推了他一下，他才勉强回过神来，赶忙大声说：“我家里有点急事，你来主持一下，我先走了。”
他艰难地站起，拖着蹒跚的脚步，沉重地往外走，感觉脑后所有的目光似乎都在盯着他，幸灾乐祸……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狼狈和由此激发的空前的愤怒。
刚出门口，只见邓拓头戴一顶质料上乘的毡帽架着一副宽边墨镜，象二三十年代那种风度翩翩的上海滩绅士，紧握拳头挥动着，皮笑肉不笑地从他身边走了进去。
聂建森霎时似乎明白了什么，猛地回头，与正好也回头的邓拓四目相对。尽管邓拓那副墨镜的颜色较深，但尽在咫尺，聂建森仍能看到那双他非常熟悉的昔日充满怨愤与无奈的眼睛，射出两道逼人的寒光，夹杂着疯狂的狰狞与得意，令他禁不住一阵阵剧烈的寒颤。
聂建森呆呆地立在那里，心里反反复复问自己：难道真的是他？！他艰难地左思右想，越想越对，不禁又一阵阵寒颤，前所未有的恐惧感一寸一寸地凉透浑身上下。
对，应该是他，而不是那个年纪青青的三君子，只有这个老奸巨滑的“老特务”，才能布下一个又一个一箭双雕的陷井，让他一次次地陷进去而找不着北。为什么不早想到他呢？在监狱里，曾经干过反特工作的就只有他，他应该早想到他呀！
他恍惚而艰难地往他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身后的会议室里传来一阵阵开怀的笑声。他不敢再回头——他又感觉到所有的老头子都在盯着他，那笑声就是因为他的失败与狼狈。
在这一系列涉及监听器材的重大疑难案件里，一直被寄予厚望却没有任何建树的技术大队，终于获得了一条只有他们才能得到的线索：那个陌生的上海手机号码发给聂建森的威胁信息，被他们成功地截获。
据欧海洋交待，那次他之所以到上海火车站，是因为那个送碟人约他在候车室见面，而在此期间，整个红山监狱的干警职工除了徐杰外没有任何人去过上海，但有人反映邓拓独自一人到了上海，且给聂建森发信息的那个上海号码也是在此期间购买的。
根据这些情况综合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号码的持有者必是邓拓无疑。会议室里一筹莫张展的专案组所有成员，无不为此欣喜鼓舞：老奸巨滑的幕后操作者终于亲自粉墨登场了！真正的连环杀手也可以确定为聂建森了！
他们非常清楚，已经杀红了眼刚刚松口气的聂建森，肯定会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对邓拓采取大胆的行动，果断彻底地消除最后一个隐患。
而熟知聂建森杀人套路的邓拓，决不会象刘黄光左光辉那样让他轻易地得手，相反，他可能会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心满意足地最终将聂建森置于死地。
这对于专案组来说，既是侦破这一系列疑难案件的绝好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能在聂邓两人火拼时赶到现场，既可以获得聂建森的犯罪证据，有理有据地对他实施抓捕，又有可能缴获那张神秘而致命的光碟，获取邓拓的犯罪证据甚至所有隐私资料，圆满地侦破这些案件，但如果没有把握好时机，红山市又会出现一桩无头命案，他们可能还要走一段漫长的烂路，这对于已是不堪重负的市局和专案组来说，很显然是致命的。
第八卷 第三十八章 第一节
鉴于聂建森有可能还不知道公安局已截获了那条信息，专案组又没有足够的证据逮捕他，为了不打草惊蛇，放任他采取大胆的行动，专案组决定继续委屈一下汪振东，让他仍然呆在看守所内，只是享受的待遇完全不同了。
汪振东听了解释后，也表示理解和支持，愿意积极配合，尽早抓住这个不知陷害了他多少次的恶魔。
红山市已出了这么多命案，再也出不起了，而聂建森又极其凶残狡猾，邓拓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一般的侦查手段对付不了他们，面临巨大压力的专案组不得不将这些情况上报给省公安厅，请求技术上的支援。
公安厅当即与省安全厅协商，借了一套不多见的微波跟踪器，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付这两个老特务。
当天下午，曾光兴和安全厅两个技术人员坐着一辆看起来很普通的民用依维柯小客车匆匆赶了过来，与蒋伟平陈东生相会于市郊的一个僻静处。
曾光兴下车，蒋伟平与陈东生下车迎上去。
蒋伟平想上曾光兴他们的车，瞧一瞧这些新式武器，被曾光兴一把拦住，上了蒋伟平他们开来的一辆民用加长面包车。
几分钟后，陈东生跟着曾光兴上了他们的依维柯。从驾驶室旁边的一条小门上去，再拐过一块挡板，陈东生眼前一亮，大吃一惊：车内的尾部，就象他们市局110指挥中心，摆满了一排排的监视器，屏幕上闪烁着一些古怪他也看不懂的图案和数字；监视器的上方，架了许多根长长的天线，前方则是一些操纵键盘对讲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