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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名叫白小清，今年十四岁，父亲早亡，与她母亲相依为命。她们的日子清苦，却也幸福，只是这种幸福一年前被小清的白血病尽扫无余。顽强的母亲决定竭尽全力挽救自己独生女儿的生命，准备为她的爱女做骨髓移植手术，为此通过亲朋好友和媒体四处求助，寻找合适的骨髓捐献者，筹积资金。
不久，与白小清相匹配的捐献者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但巨款的手术费却差了一大截。正当她们愁眉不展时，一个女孩给白母的手机打来电话，自称是一个警察的女儿，在杂志上看到白小清的遭遇后，非常同情，说服了她父亲，愿意为她们捐款四十万，解决她们的手术费用，剩下的可以做为白小清的学费和生活费，但她对她们的真实性有些怀疑，希望她们提供当地各级政府和医院诊断的证明。
白母喜出望外，表示完全理解捐款者的疑虑和担心，但问及女孩的地址和姓名时，她却说真正想做好事的人都不会张扬，不愿透露她的真实情况，要白母将这那些证明材料准备好后，带着她女儿到一个网站的聊天室里见面，通过视频鉴别真伪。
白母将信将疑，犹豫中按那女孩说的做了。没想到，几天后她们竟真的收到了一张农业银行的存折，上面确有四十万，随后那女孩打电话说出了密码，她们顺利地获得了这笔巨款，为小清成功地做了骨髓移植手术。由于她们另外还获得了几万的捐款，付清所有的费用后，还剩下十几万，她们觉得只要治好了病就行，以后的生活费用还是应该由她们自己来赚取，决定将剩下的这笔我归还给那个女孩。于是，她们根据电话的区域来到了红山市公安局，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那个父亲是当警察的女孩。
袁世民得知这一情况后，兴奋不已，当即把这对母女带到蒋伟平的办公室里，单独询问，以免走漏消息。蒋伟平也喜出望外，迫切地问她们是否在网上的视频里见到了那个女孩，是否还记得那个女孩所使用的号码，寄折存的信件是否还在。
白母三十六七的样子，外表仍残留着一点憔悴忧郁的痕迹，但大劫过后的喜悦，是她脸上的主色调。她饱含深情地说：“这个女孩虽有些神秘，但她很有修养，称我为阿姨，一个劲地安慰我，始终不讲出她的姓名和地址，也不让我们在网上见到她的形象。得知我们成功地取到了第一次钱后，再也没有与我们联系过，我们打她的手机号码，一直都是关机，我女儿经常给她发信息，也没有见她回信。听那女孩的声音，有些嘶哑，顶多不过十四岁，真没想到竟有这种高尚的情操。我估计，肯定是她那个当警察的好父亲叫她这么做的，不然，一个这么小的女孩不可能把自己的情况隐瞒得这么严严实实。他们不求名，不求回报，但我们是一辈子也不可能忘记的，因此她的电话号码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寄存折的信封我也一直小心地珍藏着，希望能够尽快找到这对好心的父女，表示我们的感谢之情。”白母说着从上衣的内口袋里拿出一个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将一个手机号码边念边写地展露在信封上。
袁世民拿过信封，一眼看出这是本地的一个神州行号码，心里虽然早料如此，但情绪仍然不可逆转地急聚下沉。他用自已的手机拔过去，自然是关机。他问：“您刚才说，那个女孩的声音有些嘶哑，您能不能仔细地描述一下这种声音的特点，或许我们能帮你很快找到那个人。”
白母从包里拿出一个袖珍录放机，说：“那女孩的声音至今我仍记得，有些嘶哑，但对于我们来说，却非常悦耳，要我描述很难，还是让你们来听一听吧。”蒋伟平兴奋地说：“你们录下来了？！”
“我女儿心细，说那个小妹妹既然不肯说她的地址和姓名，就把她的声音录下来，好以后辩认。在一次通话中我们谎称手机没电了，用家里的座机给她打过去，那女孩沉默一下，问我们的电话可以录音吗，我们如实地说家里的电话机很便宜，不能录音。打过去时，响了很久她才接电话，我女儿把录音机话筒放在听筒旁边，清晰地录下了她的声音。你们听一听。”
听完这段只有两三分钟的录音后，蒋伟平与袁世民相视一笑，长吁了一口气，立即将录音带送到技术大队进行鉴定。几分钟后，结果按着他们的预想出来了——经过技术处理，那个女孩的声音变成一个男中音，清清楚楚地便是徐杰的了。
蒋伟平说：“走，立即到检察院，与他们一起，拘捕徐杰。”
“要不要报告给……”袁世民轻声说。
蒋伟平知道他的意思，在走廊上低声说：“等抓到后再说。”
第十卷 第四十八章 第一节
红山监狱大门口，面对同时出现的刑警和检察官，沉稳老练的徐杰还是愕然了。
当看到那张盖有检察院红印的拘留证上清清楚楚写有自己的名字时，脸色顿时苍白，牙齿打颤，签字时双手剧烈地发抖。袁世民念及旧情，没有给徐杰戴铐，也没有抓他的手臂，让他自己慢慢地坐进了车里。
但徐杰毕竟经过了两年多的特殊磨练，车没启动多久便勉强恢复了平静，惨淡地笑一下，低声说：“证据确凿吗？”
袁世民语重心长地说；“小徐，你放心，你对我们有好感，我们对你也有好感，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不会对你这样的。公是公，私是私，我相信你一定能理解我们。”
徐杰闭着眼抬头呼了一口气，又抿着嘴埋头低声说：“我完全能理解你们，即使是错了，也能理解……蒋局袁队，能不能等一下再通知林洋洋？”
蒋伟平用征询的眼光看了一眼两个检察官，得到了他们的点头允许。“可以，但请你积极配合，早点把问题说清楚。”
“谢谢，只要我能说得清，我一定全部说清楚，尽量不为难你们。”
出乎徐杰的预料，囚车没有开往市内，很快就拐进了一条路旁长满野草的小道，他再一次紧张起来，颤声问：“蒋局，现在就进看守所吗？”胖检察官说：“既然怕进看守所，为何还要捅娄子？！”另一检察官笑道：“你是狱警，难道还怕高墙电网？！”
徐杰一时沉默无语。蒋伟平与袁世民的心里非常矛盾，既高兴又怜悯，既轻松又忧虑，没有接过检察官的话，也沉默着。两名检察官见气氛不对，赶紧收住笑容。车内的气氛更加沉闷。
很快，囚车过了看守所的第一道门，接着又过了一道，不久便过了第三道。车速很慢，车身也很平稳，但每一阵轻微的颠簸，对于此时的徐杰来说，不亚于汽车冲下万丈悬崖时所产生的剧烈震荡，把他的心脏上下左右猛烈地摇晃；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绝望。
当车子最终停下来时，他的脸色早已苍白地一片，没有丁点生气。监内的犯人见两个警察和两个检察官押着一名警察进来，都好奇地跑到小窗口观看，议论纷纷，眼里满是幸灾乐祸，活象阎罗殿里的小鬼。
徐杰猛地一颤，忍不住问：“蒋局袁队，你们究竟掌握了我的什么证据，能不能先透露一点？”
未等两名警察说话，胖检察官说：“我们马上审问你，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袁世民拍拍他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小徐，别怕，该来的早晚要来，迟来不如早来，过了这一关，你会好受一些；要想减轻痛苦，你必须迫使自己尽快地转换身份角色，适应新环境。对于你的犯罪活动，我们只能公事公办，但你在看守所内的生活和安全，你绝对放心，我们会给你原则范围内最充分的照顾和保证。毕竟，你对我们怀有好感，帮助过我们，我们该做的，一定要做到。”
审讯由两名检察官主导进行，袁世民陪同，蒋伟平则在监控室里观看。胡检察长不久赶到，随后，陈东方也急匆匆地来了，却也不横加指责，只是静静地坐看审讯的过程。
袁世民非常清楚，当一个心存侥幸的人面临危险的步步紧逼时，最痛苦的莫过于对危险性质的不知情，所以当两名检察官例行惯用手段，威吓他讲出全部犯罪事实又遭到徐杰顽强的抵抗时，袁世民以最快的节奏，将那个致命的证据——录音带拿了出来，得到两名检察官的勉强同意后，将他几个月前的声音原原本本地播放一遍。
听到自己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和对话内容，徐杰的嘴巴渐渐张大，眼睛圆睁，汗水如飓风中的暴雨，滂沱而下，但这个过程很短暂，录音放完了，他这种剧烈的反应也跟着迅速结束，出现了飓风过后出奇的平静，恢复了正常的脸色和嗓音，以及惯有的沉稳和老练，甚至还隐隐透着一丝不屑的神色。当然，衣服暂时不能恢复，因为已经完全湿透了。
他淡笑道：“就是这个证据吗？如果只有这个东西的话，你们大可不必摆出这等阵势，尤其是这两位检察官先生。这个证据充其量只是一个间接证据而已，说明我有可能曾经代理过一件好事，为一名警察捐过款，这有什么不可呢？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不是经常提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吗？我这种行为应该得到道德和法律的肯定评价才对呀！当然，我的父亲不是警察，我说了谎，但这是善意的欺骗，也构不成犯罪呀！”
胖检察官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呵一声：“徐杰，事到如今，你竟还想狡辩？！你买车的十八万，为你老婆整容的三十五万，再加上捐给白小清的这四十万，加起来就是九十三万，与你的收入明显不符，已经构成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我们抓你难道抓错了吗？”
徐杰冷笑道：“这位检察官先生，现在的中国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市大部分工薪阶层都有一套价值二三十万的商品房，我的住房只花了五六万，我买一辆十几万的车子，难道有什么不可能吗？这笔财产也能算是来源不明吗？为了给我妻子整容，我卖了这辆车子，换来十五万，这笔三十五万的整容费，就只剩下二十万了，我即使不说明其来源，也达不到三十万的立案标准呀。至于捐给白小清的那四十万，在我看来，纯属子虚乌有。实话告诉你吧，这段录音并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只不过是为了沽名钩誉欺世盗名，吹吹牛皮而已！你要想证明这笔捐款出自我之手，还必须拿出更多的间接证据，组成一个严密的证据链，比如，我寄钱或汇款时所留下的笔迹，我的手机与她们手机的通话记录，等等，等等。如果你们无法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链，那只能说明，你们肯定抓错了，我即使不把二十万的来源说清，也没有构成犯罪。”
胖检察官被问得一时气短，瘦检察官立即接过话：“如果那四十万不是你捐的，你怎么会知道白小清母女收到了一张四十万的存折？又怎么能准确地知道存折的密码？”
“哈哈，这就完全是巧合了！白小清的母亲在网上发布求救信息后，也打动了我的恻隐之心，的确想给她们捐一笔，但苦于无钱，只好在网上密切地关注她们的情况。说来也巧，当一个女孩说准备给她们捐一笔大钱，在网上验证她们情况的真伪时，我也正好在那个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