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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带着以防万一，好使！”邹靖国强调一句。养父一一交代路途上过关的常识，应付国民党检查的方法，提醒说越接近边区，查得越紧。哪个地方查得特别紧，该怎么对付，到哪个地方应当住什么旅店都想得周到。
邹大伦如同空气似的夺路而出，他头皮发紧，脚步飘动呼呼生风，心里翻江倒海。走在街上，头也没回地背离他的养父。风在他的身后盘旋，追赶他心里残存的那一丝丝斩不断的温情，父子最后一别的场面让他脑袋晕，晕得迷迷瞪瞪。他从一个小巷转到了另外一个小巷，自己也记不清转了多少个弯。好像迷路一样反复瞎转悠。一方面让自己头脑在深秋的秋风中冷却，同时确认没有人跟踪。潜意识里，还有个未了心愿，黏滞着他的脚步。他突然萌发了回家看娘的念头，哪怕是赴汤蹈火也不在乎。
是啊，妨碍他做一个重大决定的是家，是亲情，刚才的那个时刻震撼了他，使得他无法立即清醒。往前，路口拐弯，便是一家药铺，药铺门上贴的封条提醒了他，这药铺是柏香茗父亲家的老铺子，现在，人去楼空，只有潮湿的路面上风雨卷起灰腾腾的一圈圈秋叶。他趁着天没黑，挨近了自己的家。远远的，他看见了大门，家里的烟筒冒出缕缕青烟，养母做晚饭的时辰，可以想像她的身影。养母的善良、贤惠，精心持家，从心里疼他，待他如同亲生儿子，静夜里他无数次地默默祈祷，感谢上苍的恩赐，想到这儿他热泪盈眶。忽然，在他身后，响起了脚步声。不知什么人快速走来，中间犹犹豫豫地停住。他放慢了步子，果然，他听出这个人改变了主意，转身走了。他坚决地回头看，那个人好像突然冒出，又眨眼消失了。再仔细审视家的附近，几个可疑的人晃来晃去，是许多不相干的陌生面孔。
邹大伦打消了回家的冲动，他放弃了，转身走向黑夜。他手里潮乎乎地握着养父给的路费，攥得手心疼。白日里的阳光下，一次向往已久的亲人会面，让他心揪揪的疼，不能想像给邹大伦带来怎样的、非同小可的心灵巨变。
第二部分
第四章（4）
卖毛笔的女人
我母亲再见到邹大伦，他的样子很吓人。头发凌乱，胡子喇碴，眼窝都塌陷下去，一副憔悴失神的模样。他在这几天里跑了很多路，通宵达旦地跑路，提着精神思考，大脑一分钟不能休息，疲惫之极。他上气不接下气，对白莲说经历的各种事情，尽量希望讲述得简短扼要，结果，反而因心绪混乱而讲得更加杂芜。当然，我母亲不知道他讲的时候有意剪裁了一些部分。他剪裁的哪些东西，是个人内心有所保留的，存疑的，暂时未被证实不能轻易下结论的部分事实。
与当爹的县委书记见过面，从县城出来之后，他又去找了我爷爷，亲自和心如先生谈了话。那个深秋，爷爷在老家服药养伤，自从出狱回去后，彻底一副居士装束，院门根本不上锁，四敞大开，好人贼人都进出自如。遇到来人他轻易不开口，开口说话又不免有些癫狂，玄妙，漠然地说：“我是阎王爷划勾儿的小鬼，横竖做不成人了，哈哈哈，我随时等着来人，不是国民党来抓我，就是共产党派人来杀我！”
见到了邹大伦，爷爷态度不卑不亢，没有任何惊喜的表示。更没打听儿子和儿媳的消息，好像那些人世间的生活与他完全不相干。有一点可以肯定，他重复了几次道：“邹大伦，算你有种，敢来见我。我活着回来，他们没一个来见我。不管我死活，你算个证人，如果你见到他们”——他强调性地说出“他们”俩字，泛指许多人的意思，“告诉他们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谁做过，天知、地知、自知！”
邹大伦省略了把大洋和枪药给我爷爷的细节，最主要的是省略了关于真红霞遭遇的事情，看到白莲当时的眼泪，他忍住了，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一个女子要承担那么多的沉重与不幸。
最后，他结论性地说道：“不能犹豫了，咱们明天准备上路！”母亲扭头看着他，不解道：“咱们？上路？”“对，我陪你一起去延安。路上这么远，俩人总是个照应。”
听他这么一说，母亲的心立刻踏实下来。去延安这决策的神圣性和危险性使得他俩陡然振作，此时此刻，他们成为真正相濡以沫的一对。
所以，在我家收藏品中，只有一支毛笔是属于母亲的特殊收藏。
母亲在日记里说：1942年初冬。离开家乡去延安前，当时，我看出邹大伦心事重重，可我没多想，我自己心里也是愁云浓密，浓得喘不过气。长期隔绝之后，去延安根据地，我的盘缠仅仅是一把毛笔，我最大动力就是爱情，我发誓要千里寻夫找爱人。当然，我早就向往革命圣地，那里的每一点消息都给人力量。
于是，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和忧虑，第二天他们开始上路。
三年的各种变故，结婚、夫妻离散，除奸，荣誉与死亡，废墟瓦砾的村庄、恐怖的无人区——所有这一切都化为巨大空虚，恍如梦幻。想当初她动了逃跑离家的念头，谈不上是拯救全中国，女孩只想拯救自己。她自己也没想到，生死相依的爱的激情，花前月下私订终身的她，竟成就了后来那个豪气万丈的白莲。现在我是谁？我是白莲？白莲怎么好似落荒而逃的窝囊废，我成了卖毛笔的女人……
第三部分
第五章（1）
亲朋好友
原指望找人开导开导老头儿参加母亲追悼会。结果，在长长的名单上扒拉来扒拉去，找不着一个。名单真不少，以父母这把年纪、尚且体面的地位，三位数字以上不为过。难就难在，想挑出个能和父亲说得上话，过得着情分的人。由此我发现，偌大煌煌一个世界，父亲没有一个真朋友。一个终生没福气得到一位对手的男人，是最孤独最悲哀的。
战争和死亡无情地夺去了我家族许多亲人的生命，所以，在上海我父母变成了一个人口众多却没有亲戚的人。没有亲眷，又从来不去“同志”家串门。串门是父亲深恶痛绝的。我们过着与上海人截然不同的单调日子。这让我从小特别喜欢窥视别人家的生活。羡慕同学们常去走亲戚，去吃饭，送礼，过年得很多压岁钱。恰恰是偷偷摸摸的一次串门，我听到了一段话，一段封闭在家的父亲永远都无法听到的对话。
那天我到申生家玩儿，而申生的爸恰巧又是我爸的同事。她爸爸与两个客人在隔壁吃饭，门开着，讲话和碗碟碰撞的声音清晰地传出，无意中客人议论的人名飘进了我的耳朵，我本能地支棱起了神经。飘过来的是我爸的名字，他们拉杂闲谈而已，谈论一个似乎他们不喜欢的家伙。
“那个苑志豪，军人出身，好像文化人，没来头的，清高得很！”——他们说没来头的，指的是上海这个城市的高级干部主要来自三派：即新四军，地下党，还有一派是中央派下来的；三足鼎立的三派力量。自解放以来党政重要部门相互掣肘，盘根错节。照此看来，我父亲哪一派都不沾边儿。既不是打着腰鼓挺进上海的新四军；也不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地下党；更没中央的什么大背景。他从军队转业，冷不丁打北方扎进这个繁华的大城市，单打独斗，两眼一抹黑，任谁都不瓜葛。好像一棵偶然移植到异地的小草，老是水土不服，更别指望着枝繁叶茂和庇荫大树了。他们还议论道：“这个人傲得很，不睬人的。和啥人都不搭界。”不交际的确是我父亲的风格。另一浙江人嬉戏刻划了苑志豪：“他家好像没人进去过，大概很寒酸吧？北方人都很土气的。我告诉你，每天早晨5点钟，机关大门一开，第一个进门的是他，一个高大，腰板挺直的人端着肩膀跨进门槛。雄纠纠的，电梯工都奇怪怎么上班这么早？”
我父亲就是如此，他像是刚刚跑操回来的士兵。他老穿着洗得很干净的蓝色中山装踏进食堂，胡子洁净。他快捷地走进来，整个人透着一股少见的傲气。远离言谈社交，对一切都敏感，他用高雅礼貌地点头向同事问好，然后，在固定的位置上用早餐。他买的早餐极其简单，一根油条，一点咸菜，一碗稀饭。一个鸡蛋都不舍得买。粗糙而不丰富的早餐，还不如人家上海小市民。而午间吃饭，极其守时，选择青菜、豆腐是他永远的挚爱，偶而，他与邻座进行轻声的、礼貌而不深入的交谈，然后，匆匆离身上楼。据秘书说，他的办公桌摆放一成不变，除了文件，纸张，只有毛笔和墨盒。如果秘书的书法文字不漂亮，必定引起他的批评和不满。就像歧视相貌丑陋的男人评判一个女人，令人无地自容。因他强调“字”乃一个人的脸面。除了开会，他不说话不发表各种时局和人事的议论。工作以外的私人电话，几乎没有一个。中间休息，无论天气好不好，他都会到楼下的外滩独自散步。常常在黄浦江边伫立，长久凝望。总是独自一人，总是回避与熟人相遇。他从来不到别人的办公室，不主动与手下人谈论家事。也从来不到专用的乒乓球室运动。下班后，他从来不按时回家，嘱咐司机不用等他。放着专车不享受，他乘电车回去。他从不挤在人流里共同乘坐电梯下楼。即使下楼也是独自步行，一层层地走，独自穿过灯光不太明亮显得黑暗冷僻的楼道。晚间，他办公室的灯光持续的时间很长，电梯工都说不清他什么时间回家的。据说喜欢吃老酒的，吃烈性酒。讲不清这个人的，怪怪的北方人。——这便是他人眼中的我父亲苑志豪的肖像。
那天我像个傻子似跑出了同学家，我当时想哭，特别感到自卑，为了我有这么个可笑古怪的父亲。
丁香花园，是上海人人皆知的神秘地方。曾经一个时代，它与享乐和特权的联想缠绵地萦绕。干部们的各种联谊娱乐活动都看不见父亲的影子。当然，更不允许子女家属参与。机关发给他所有观摩进口电影或者跳舞、购物的票子，一概送人或者撕毁。他来来去去总是一个人，像是一个有着坚固外壳的古堡。而外面，时代的表层，无论多么热闹时尚的事，他都无动于衷。他多年一个人在小巷里弄的阴影中穿行，在破旧的旧货摊子前流连，在堆满貌似古董的房间里嘀嘀咕咕、在文房四宝的香味里练书法，在旧书堆里冥思苦想。醒来，睡去。没有人来拜访，更没有人进入他的内心。我家的朋友交往空间，本来就是贫瘠，似乎属于母亲的范围。如果不是我母亲的存在，没人打搅他，人们忘却了他。远方的战友渐渐变得冷淡，不再真心关注他。
我爷爷不讲究俗礼客套，得了个“五邪”的外号，这方面父亲彻底继承了爷爷的衣钵，可谓有过之无不及。对我们兄妹的婚事，父亲每人都得横加“干涉”，家庭、人品、文凭、长相诸方面必得对他的心思，不能随意讲自由。里里外外都对了他的心思、恩准结婚的，同样让你心里疙疙瘩瘩痛上一辈子。单说亲家，亲家没一家与我父亲见过面、在一张桌子上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饭。我们时常议论，或许注重亲情礼数的13亿中国人，再也找不到第二家，有这样寡情薄义的家长。一个顶顶注重仪式的家长，对国人重视的人情世故，反而漠视。他不喜欢未预定的突然拜访，更讨厌陌生人，他认为不速之客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