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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惯例制度。
明清以后，面子背后的尊严内涵日趋空壳化、形式主义化，反而工具和功利精神愈演愈烈。只要大张旗鼓地逢场作戏，将面子做疯做活了，反而不愁换钱财、得便宜。给别人捧面子，别人给酬劳、给赏银，可以坐收回报。劳作一日，未必比捣鼓一日来钱。一旦面子与事实脱节，虚伪欺骗之风蔓延，骗术在中国就成了家常便饭。
骗子能耍花招，面子是一个默认的惯例平台，撑起面子逢场作戏，半真半假之间反倒惹人上钩，甚至自投落网。譬如，高干子弟或大媒体记者不愁有人自来攀附。这样的诈骗，模糊了诈骗的概念内涵，诈骗与攀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上钩者要自担一半责任。还有更小的诈骗，几乎与中国人做面子、撑门面难以分辨，譬如“万元户”自称“百万富翁”，科长冒充处级……连半诈骗都算不上，依然有人投怀送抱，自愿攀附。穷光蛋着一身西装，到外面骗吃骗喝，能算诈骗吗？要算，也只怪受骗者自己。所以，做面子的文化是骗子的温床。
面子之所以被骗术利用，是因为依照面子惯例，有面子就稀里糊涂地有了资信。一旦惯例制度制约的虚拟资信，触角伸进经济市场，就变作中国商业市场挥之不去元素。面子体制的漏洞被骗子们利用，越戳越大，最终骗术被融入面子体制，成为惯例默认的合法元素。
爱面子：不惜荒诞求荣誉
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复杂，常常为了小事纠缠不清，这背后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面子问题。面子与江湖本是两回事，但关系极为密切。“面子”外延比江湖更大，如果说“江湖”特指合法体制外的社会，那么面子横跨体制内外，于朝野广泛存在，是一种十分泛化的社会现象，已经形成中国的一种文化。所以有两种面子，传统面子和江湖面子。江湖面子继承传统面子衣钵，是传统的衍生物，但是在当今的作用更大。
古往今来，解读面子的文字汗牛充栋，但说到位的少之又少，大多属于经验之谈，意在用面子猎奇。中国人向有志怪奇闻文学传统。有一则古代笑话，说一位私塾先生家境贫寒，过年只吃得上白薯。大年除夕，有一善良学生携猪肉孝敬先生，先生眼尖，门外老远瞧见怕不好意思，赶忙关上门。这还不放心，怕学生趴窗偷看见，便掩耳盗铃地指着白絮絮的薯块嗔怪老婆道：“今天这肉太肥腻，真不好吃”，惹得在外偷看的学生咯咯偷笑。故事以面子的荒诞取乐，开涮做假面子的人生态度。先生大呼白薯为肥肉，反正落得面子上过得去，不戳破也罢。戳破的“破”字，在中国代表一个特殊语义，洋文并不易翻译，它与面子文化有关。语境背后的惯例制度是：大家都知道消极的事实，只要不说破，就不会伤害面子。所以，中国的面子带有精神分裂症成分。
这则“笑贫”故事，它耻笑的对象固然有轻度病态，但拿穷人开涮，似乎存在道德立场问题。除了缺心眼听者傻乎乎一乐，基本不具反思价值。细究之下，还涉嫌笑贫不笑娼的势利眼人格大成问题。教师少收学费，减轻学生家长负担，自己付出贫穷代价了，反遭人挖苦，真是不幸。较真起来，该谴责的是社会不尊师重教的惯例，该表扬的是先生的风范。依理，私塾先生收入靠学费，多收则富，少收则贫，收费全凭良心。故而，先生若真想一日三餐有鱼肉，并不困难，只是苦了那些贫苦学生。过年只吃白薯，分明高风亮节。这样一想，一丝都不好笑。类似如此，古代许多志怪奇谈里的面子笑话大多不动脑筋，只求一笑而过，无益解释背后的道理，令人无从反思。无反思，则不会有进步。中国人日复一日讲面子，前脚笑古人要面子，后脚自己跟着要面子。事实上，大家都被面子奴役，却始终摆脱不了。
最严重的面子荒诞后果之一，乃是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阿Q是面子荒诞性的集中凸显。鲁迅让同胞们意识阿Q精神的存在，强行扒开人们的眼睛生生瞧一瞧。他像一位专治不治之症的医生，高举柳叶刀，一刀下去开膛破肚，将“病灶”指给大家细看，希望人们警醒啊警醒。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力切掉病灶。大半个世纪过去，阿Q精神渐渐变成恶性肿瘤，一种江湖文化病和游民习性癌。中国人每每前脚嘲笑别人阿Q，后面自己也跟着阿Q，明知故犯，甚至干脆以阿Q自嘲。明知不对，也改不了，因为不知道错在哪里。
面子制度是阿Q的制度依托，制度不变革，行为不可能彻底改变。擅自改变者将会受罚，“出头椽子先烂”，其损失比墨守陈规更大。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其一哀一怒之后，不明背后为何仍然不争。制度分析理论告诉我们：不争，其并非弱智，也非固执，还是因为面子制度的管束。人不能改变惯例制度，自然不会改正行为错误。此处错误并非源自个人，而是文化制度，背后有很深的群体结构基础，非一人能改。若想让集体一起改，又面临“囚徒困境”：谁先改，谁倒霉。
“人活一张脸”（三）
鲁迅的面子故事
鲁迅《且介亭杂文》有一篇《说“面子”》很透彻，很有外科医师执柳叶刀架势，摘录如下：
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
只几十个字，中国面子之尴尬跃然纸上。
先仔细琢磨其心理。银子（赔款），人所共求之，既然洋人要了，只能无奈给他们；边门，奴才进出的通道（至少自己理解如此），洋人被哄得钻过去了，嘿嘿，等于是暗中给他下了“扣”。一顿偷笑后，等于赢了一回。这样一想，洋人便吃亏了，我就得了便宜。什么便宜？就是“面子”占上风。我在银子上亏了，至少面子上赢了，还没亏得精光。
这条逻辑显示，面子属于中国人生活的主要目的，肯定比金钱重要，因为银子可给人，面子不可给人。迫不得已之时，银子给你，但面子打死我也得留着。
但面子很虚幻，不可当饭吃，也不似宗教可以安身立命。面子是一种惯例制度，是礼教文化发展三千年生成的游戏规则。规则就是默认的契约。譬如，下围棋点目数，又譬如，踢足球几脚传球可以射门，外行们觉得虚幻。然而这就是一种游戏前由群体联盟拟定的章程，它根据盘面目数或者皮球进球数判定游戏胜负。胜负之后，各有奖赏。游戏不重要，胜负背后的东西——荣誉和奖金重要。而决定荣誉和奖金份额，恰恰是胜负。
借这个类比可知，面子乃是人生胜负分水岭，落在左边和右边大不一样。有面子即有所得，没面子即有所失。有得，有人捧你；有失，有人损你。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三千年依附礼教边缘而生。捞到面子总有好处，好处有实有虚。即便虚，哪怕虚得没一文钱，总落得别人羡慕，比没面子好。鲁迅笔下那位总理衙门官员，虽不得已签下卖国条约，但人家对同僚也有说辞：“我让洋人走边门，你们有这本事吗？”回头说不定皇上赏黄马褂一件。
面子的分水岭是如此鲜明，有面子就有尊严、有荣耀、有自信、有资信、有人缘、有艳羡、有追随者，有嫉妒者……这么多好事占尽了，大家何乐不为？相比较下，偶尔阿Q一下的尴尬算得了什么？人们不知道面子背后的利益如何兑现，只知道有比无好，正比负好。如此乐此不疲的游戏，越玩越火，越追越虚，变成虚假和虚妄。正数追成零，零追成负数。于是，鲁迅的阿Q诞生了。
三千年之悠远，几乎贯穿人类文明史。中国文化之所以消极面多，乃因为历史太悠久，仍然拖着沉重的身躯走到今天。走不到今天，便无所谓缺点，只剩下博物馆里的感怀。走到今天，自然毛病多多。一只青苹果，总是油光润泽，完美无缺；但是，一只熟透了的红苹果，便难免有烂点。中国是一只熟苹果，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仅存的硕果，岂能不熟透？凡生命，必有生、长、熟、老之周期，文明也不例外。日久必衰，衰不可怕，端看如何更新。而更新，始于反思。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
明恩溥是一百年前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居住了半辈子，是地道的中国通。明恩溥说面子的文字，见于《中国人的特性》一书，该书展现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其中谈面子的篇幅虽不大，可取之处却不少。而且，尽显百年前原汁原味的老事儿、老情状。
此处摘几段叙事，只可谓古意盎然，又发人深省，比之“私塾先生吃白薯”的笑话高明得多。
一位地方长官犯法，被朝廷处以极刑，在杀头以前，还念念不忘他的面子，请求穿着官服就刑，以保全他的面子；
一位放债人收不到债，虽然明知钱讨不回来，还是要装腔作势到借债人那里大吵大闹，严厉恐吓，回来向自己周围人绘声绘色地形容一番，以表明自己并非不懂得如何讨债；
一个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贵重的银勺子，他明白不仅要赔偿，而且还会被解雇。若那样，就大丢脸面。所以，他选择先发制人，先炒主人的鱿鱼，并且当着大家故作大度地说，算我倒霉，这个月工资我不要了。其实，是拿工资抵那个银勺子的钱。
作为一位外来的旁观者，明恩溥一针见血评论道：“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问题。”何以见得？他以“和事佬”加以诠释：
甲乙二人吵架，和事佬通常并不理会事实真相，只根据双方面子的大小，撮合一个方案，使争吵双方都能保住面子，达成均势。就好像欧洲政治家处理国际纠纷时，奉行的势力均衡原则。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看来更显生动，如果没有这种旁观式的记载，也许至百年后今天，原生态面子早已绝迹，人们看到的只是面子在现代语境中的遗迹。细忖四个故事：第一个说性命不要紧，第二件说债权不要紧，第三件说丢职业不要紧，第四件说事实真相不要紧；四件事情都可不要，唯独不可丢面子。说明面子胜于一切。换句话说，它就是人生最终目的，即绝不可剥夺，神圣不可侵犯；你若犯我面子，我跟你拼命。
归纳鲁迅和明恩溥的故事，至少明白一个面子观点：面子是中国人不可剥夺的生活目的。不论中国人有无其他目的，但面子肯定是目的之一。俗语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面子肯定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子。
古今面子对照看
一个世纪后，面子又有新发展。在保留人生目的的同时，面子在现代社会蜕变为交易手段，变成资本载体和交换媒介，譬如“捧场”、“卖面子”或“留面子”。
面子被手段化以后，便生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古典尊严价值观背道而驰，进而变成欺诈和蒙骗的手段。譬如，一个人贷款买豪华轿车，驶来和你谈一笔大生意，这是当代十分常见的情形。借助面子，生意容易谈成，但是背后的风险却增加了，极易演化成坑蒙拐骗。
当代面子则更可笑，譬如街头“乳头红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