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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给别人；留，是替别人留，受体都是别人，所以意思相同。
至于卖，是从一般社会交换的观点看面子，具体对中国人来说，是从人情交换观点来看面子，带有商业习气。因为有人给，所以有人还。给、还之间，形成（人情观念上的）对等价值交换，形同买卖生意。
靠和看，则涉及第三人，是三人参与的面子游戏，是人情交换的三维博弈均衡。譬如甲请求乙办事，乙不允，遂请来丙说情；乙“看”在丙的面子上，即“靠”了丙的面子，乙才答应了。透过此两种术语，可见面子游戏的多人互动关系，逻辑上不排除三四种……乃至N种，完全依赖当事人的社交、智慧和经验。靠和看，提供了多人参与的可能性，如此，使面子游戏变作一个开放博弈。
接下来是“碍于”和“迫于”。这两个词几乎同义，只是承受压力大小不同，或语言习惯不同。之所以有“碍于”或“迫于”，就因为“留面子”已变成江湖群体或江湖化民间社会的戒律，成为面子制度的基本成分。替人留面子的心理压力，不是惧怕对方，而是来自共同体的规矩和习惯法——面子制度。风俗如此，人人皆受到监视。
扫、拂、拉、抹是面子的负面手法，即破坏手法。扫即清扫，拂即掸，拉即撕拉，抹即揩擦。这四个字搭配面子，都指不给面子，是给面子的反义词。然而须格外留意，四个字大多用在否定句式——即不扫面子、不拂面子，拉不下面子和抹不开面子，以符合江湖维护面子的规矩。少数用在报复或破坏性语境，譬如“让这小子面子扫地”。
以上是第一类，都有“面子”二字。
面子术语（二）
第二类，是由基本术语衍生的面子俗称或别称，看不到“面子”二字，却有面子内涵，共十条：
门面、派头、排场、场面、型款、赏脸、台阶、脸皮、牛气、死扛。
其中，死扛，源自死要面子；台阶，源自保全面子（找个台阶下来）；牛气是北京话，源自有面子；型款是粤语，派头的同义词，上海话叫做台型。
第三类是面子延伸至道德、人情和公众传播三大领域形成的交叉用语，一共四种：
脸：是面子在严肃道德场合中的说法，比如丢脸和不要脸。它是面子分量的进一步加重，富有浓厚的道德意味。
情面：是以人情视角称呼面子，例如讲情面和碍于情面，等于讲面子和碍于面子。情面的词源，来自人情和面子的合成。情为人情，面为面子。
名声：面子超越家族、超越熟人群体向公众空间传播的效果。
面子的根基，依托于熟人群体，即宗族或关系社会。然而有些人面子特别大，声名远播，一下越出他们的熟人圈，面子就变成名声，向公众社会传播。为什么特别大，这又是一门学问，前面说过面子是对做人符合特定价值观而获得的回报和奖赏。做人符合某种规矩，堪称楷模，面子就会越出小圈子，生成名声。反过来说，不认识却能感受到某人面子，那就是“名声”。譬如《水浒传》里宋江，“呼保义”、“及时雨”就是他的名声，这不光是赞誉，也是他在江湖上混饭吃的本钱。江湖好汉，但凡未见其人先闻其名，这就是名人效应。我们已知，面子是中国人的命根子，又知名声是对面子的进一步超越，所以可推论，名声是面子的更高境界。若面子是命根子，则名声是命根子的命根子。世俗哲学谓中国人，其一为名，其二为利。
“影响”：是名声的另一种说法，正面说法譬如“影响很大”，负面说法譬如“影响不好”。影响二字加引号，因为非影响之本意，而是指公众形象和舆论反响。“影响不好”，即名声不好，很没面子。
第四类是余下其他杂项，涉及面子的程式、表演、隐藏和伪装等，共二十二种：
客气、客套、套话、官样文章、花架子、假大空、浮夸、放卫星、逢场作戏、“宣传”、走过场、形式主义、换汤不换药、葫芦里卖什么药、城府、扯皮、踢皮球、“会说话”、双关，两面派、招牌和“名正言顺”。
放卫星：起源于“大跃进”时代，指吹嘘、邀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地称粮食亩产几十万斤，另一地报道西红柿比南瓜大。后来，将这种吹牛、浮夸的做派叫做放卫星，意即吹牛可以吹上天。
“宣传”：宣传二字加引号，是制造假相，误导舆论，欺骗群众。为了应对恶意宣传，鲁迅活学活用古书《推背图》，发明“推背法”，专门对付“宣传”。你说“前方打胜仗”，即反推你输得一败涂地；你说“形势一片好”，就反推你“不好”了。
招牌：即表面上的名义。鲁迅说中国人开公司，就是往大门口外挂块招牌完事。现在也称“翻牌公司”，即是机构不变，变名称。
走过场：即不解决问题的程序。面子源于礼俗，礼俗源于礼教，礼教有许多固定程式，不论当事人真实意愿如何，程式必须履行，就像戏曲舞台的过场。过场也称龙套，不及主角重要，但也不可或缺，非走不可。依礼教缘木求鱼般的思维定势，走完这些程式，问题就当作解决了，对真实后果置若罔闻。问题可以不认真，走过场一定要认真，否则不合规矩，或者不符合“上谕”，不符合朝廷指示。所以，必须“认认真真走过场”。甚至反对形式主义的运动，也一概走过场。
面子的功能（一）
面子在中国社会之流行，大大咧咧登堂入室，还因为它有许多实际功用，对中国人的生活贡献不小。尤其对儒教社会和江湖社会而言，不啻为“黏合剂”。
缓冲人际矛盾
在五十八种传统面子语境中，“碍于面子”、“留面子”和“给台阶”此三者，无疑与冲突相关，隶属于冲突语境。一旦“碍于”、“留”或“给”成功，必能缓冲或制止矛盾。在冲突爆发之前，矛盾得到缓解。面子像苏秦、张仪，是位不错的外交调停家，平祸于萧墙之内，御争端于千里之外。
但面子机制能防御的冲突通常都是小事，大事管不了。面子只是柔性防御机制。
旧时，两派黑帮喽啰打架滋事，如背后两位老大是仇人，面子问题必引发一场激烈火并；若老大间有交情，比方说师出同门，或拜过把子，结局就大不相同。为维护各自的面子，老大们会故意当着对方面前惩罚肇事的手下，以达到给对方留面子目的。于是大家言好如初，甚至有意到酒楼聚会言欢，冰释前嫌。这种情形，显出熟人圈子是一道界限，如果落在圈内，面子机制具有缓冲的功效。
这是江湖帮会的例子，更进而言之，在民间日常百姓中也不乏其例。面子维护日常关系的平稳，根源在关系网的博弈均衡。讲关系处，必有面子；讲面子处，必有关系。
再谈一件居民例子。城市居民多住公寓楼，生活空间距离近，频繁发生的冲突是四邻骚扰，譬如，麻将声、卡拉OK、弹钢琴、喝酒划拳、烹饪油烟，还有楼道空间、公共卫生……尽管有大量矛盾，但居民很少为邻里纠纷诉诸法院或者社区中心。除了吵架外，更多情形是忍耐，忍无可忍时再作主张。忍字第一，吵架第二，法院第三。为何忍字第一？多数答案是“碍于情面”，即面子机制防御。尤其邻居关系不错时，更是如此。
选择忍耐是为不伤感情，不伤感情是为日后有照应。在一个由关系主导的社会，相互都是资源，谁也不敢保证不落到他人手里。冤家宜解不宜结。表面看它似乎回避矛盾，然则“有所失必有所得”，其内涵符合中国文化“和”的取向。中国人讲“和为贵”——“天时、地利、人和”，数“人和”最高，高于真理，也高于日常利益。换言之，矛盾没什么了不起，绕道行之，则当作无。小事忍了，就是为了在小事上尽可能讲秩序，秩序是关系网的博弈均衡，破坏秩序就是破坏均衡，波及面太大，影响复杂。
再说借小钱。一般中国人借出小钱后，很少主动追债，这是规矩。小钱索债，紧逼不舍，那是双方都没面子的事儿——小气、难堪。究其原因，答案也是“不好意思”，“面子上过不去”，“拉不下脸”等等，等于是面子机制作调停。当然，是消极的调停。消极，即搁置债务。然则在消极与积极之间，存在一道转换界限同。若债额较大超出忍受范围，就会化消极为积极，主动催债、逼债。不过，战略反攻的前奏，必演出一段“台阶”插曲。讲面子者不愿破坏祖宗惯例，故而常选择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预兆将由守转攻的“台阶”，给对方一个台阶，既让对方还债，又不让对方失面子。成例通常如此，可作教科书：“嘿嘿！不好意思，最近手头有点紧，我那笔钱……”后半句通常咽下去，不要说得太白，意思是啥时还啊？给过台阶后，若对方不顺竿溜，按规矩便属对方违反惯例，自己必欲讨伐之，产生一种典型中国情境：“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面子你不要，那只好撕破面子了——到单位告你，搞臭你名声，赖在你家不走，到法院告你……
“台阶”代表一种双轨制，属于面子二元互动模式，外面一个理由，里面一个利害。敲外面听里面，挤里面看外面。中国有一摞成语形容之，譬如“敲山震虎”，或“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茶壶煮饺子，心里明白”。与“碍于情面”的消极性相比，“台阶”的态度趋于积极，开始着手战略反攻。它把事情分成两面，一个面子，一个里子，分头处理，争取互不妨碍。当两人冲突发生时，或者自身面子与里子矛盾时，寻找一个变通的理由，力争既解决事情也保全面子。无论谁对谁错，损面子都不对。面子比金钱重要，讨债人必须避免使对方又赔钱，又丢脸。故而，上策是既追债又留面子，下策才是不惜面子硬行追债。这个下策导致对方损失的最大化，钱也没了，面子也没了。这样做人，未免太狠毒。所以追债的博弈，一定要寻求最优化策略组合，建立优化的均衡，自己能拿到钱，对方能拿到面子。这样一个圆滑的均衡，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台阶”。
表现和宣泄自我
面子之滥觞，提供了一个心理空间，即一个弗洛伊德式发泄豁口，让礼教压力下循规蹈矩、生性压抑的中国人，在合法场合充分释放个性利比多，突显自我的形象，满足平日难得之优越感。表现自我是人类天性，各民族表现途径不一样。中国人选择面子，用面子炫耀自我，是其特色。面子是中国人自我表现的形式，深具形式主义色彩。
论及众多面子术语，数“有面子”最能体现自我呈现的愿望。“有面子”是人生终极目标，背后没有其他目的，从而体验自我价值的升华。这是终极意义层面的心理游戏。故而，“有面子”时常伴随得意洋洋、兴高采烈的表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按照马斯洛人本心理学的标准，可视是一种“高峰体验”——瞬间的满足感、成就感和自我肯定。
“有面子”的追求是永恒的，但“有面子”的价值判断具有时尚性，随人不同，随时代不同。“文革”时期有面子的时尚是“老三转”——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今日有面子的时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