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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洪武九年至十一年（1376…1378）改建南京宫殿，南京改称京师。罢北京（汴梁），仍称开封。
明初营建皇宫是和建都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建都地如何改变，但皇宫的规制一直承袭，并不断地有所修改和增益。从吴元年（1367）刘基等人设计吴王宫时就已确定了规划，如吴元年作新内，正殿曰奉天殿、前为奉天门、殿之后曰华盖殿、华盖殿之后为谨身殿，皆翼以廊庑。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楼，左曰文楼，右曰武楼，谨身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宫，后曰坤宁宫，六宫以次序列。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由此可见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三殿两宫的规模。到停止中都凤阳工程，于洪武十年再次重建南京宫殿时，制度如旧，规模益宏。这次改建把午门增加了两翼突出的“两观”。奉天门和奉天殿左右各增加了两旁的门及左右顺门。此外还增加了文华、武英两殿，尤其重要的是把社稷坛和太庙放在皇宫午门的左右两侧。这和今天的北京故宫相比较确时相近多了。
明代二百多年间北京皇宫的陆续增益，远远超过了南京的宫殿。至于南京宫殿在明正统十四年（1499）一次大火以及明末清初兵燹，已经残破不堪。清初著名戏曲《桃花扇》最后一折“哀江南”中，南京宫殿已被描写成一片废墟了。
凤阳宫殿是最豪华、最耗费的工程，平地起造，耗时六年，动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现存的残址可以发现尽管整个皇宫占地不如北京大，但午门和三殿却非常豪华雄壮。宫殿的须弥座上雕满各种图案，大殿柱础不仅有蟠龙浮雕，而且达二点七米见方。显然比北京太和殿的柱础还要大。现在尚未经进一步发掘和钻探考证，但从《中都制》和《凤阳新书》所载，凤阳宫殿和洪武十年第二次营建南京宫殿的规制是基本相同的。
北京宫殿的营建在明初已是第四次，它以南京宫殿为蓝图，但确切地说，是以前三次营建经验的总结。除了比南京宫殿宏敞之外，还有如下几项增益：
一、将金水河移到承天门外，而在奉天门外增加一道内金水河。河身用巨石砌成并加玉石雕栏。
二、把五府六部放置在千步廊外东西两侧。
三、皇城和紫禁城之间增加一道内皇城，北、东、西三面各设三门。
四、明中叶以后在乾清、坤宁两宫之间增建一座交泰殿。
五、文华殿南靠紫禁城南墙建文渊阁。
六、武英殿后有浴德堂为土耳其式浴室。
七、增建奉先殿、柔仪殿、春和殿等。
八、除新建各殿殿门外，还增辟社街门，（社稷南左门）、庙街门（太庙右门）、庙左门、社右门等。
从这些增益看，如双重金水河及双重皇城城墙，都是增强防御性的措施。五府六部设于前朝，是政府机构和体制更加集中的表现。北京宫殿的建筑虽说是制度皆如旧，实际是前三次营建皇宫不断增益之总和并有所发掘。因此规划性更强，布局也更完整。
中国封建社会的都城和皇宫设计都以《周礼考工记》作为根据。按古国都如井田法，画为九区。面朝背市、左祖右社， 中一区君（皇帝）之宫室，宫室前一区为外朝，朝会藏库之属，皆在焉。后一区为市……。（《天府广记》“后市条”）元大都也是如此。坛庙分设在崇仁、和义（即东直、西直）两门几里迤南，也是皇宫的一左一右。
明代初年的左祖右社“也距皇家稍远。而且是社、稷分祀。其坛在宫城西南者曰太社稷，明初建太社在东，太稷在西，坛皆北向。……洪武十年改坛午门右，社稷共一坛。至于宗庙，明初作四亲庙于宫城东南，各为一庙。……（洪武）十年，改建太庙为同堂异室之制。”在洪武十年第二次营建皇宫时，才做了这两次重大改变，把社（土）、稷（谷）合一。又太庙改为“同堂异室……”。即把各代祖宗牌位放在大殿而间隔开。同时把太庙和社稷坛紧靠午门左右，和皇宫构成一体。
所谓：“朝”是指朝廷，即政府机构。朱元璋撤消了丞相和中书省，北京皇宫就按文东武西的方位把六部：吏、户、兵、刑、礼、工、鸿胪寺、宗人府、钦天监和太医院放在承天门前以东，把五府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和锦衣卫、太常寺、通政司等衙门放在西部，形成明代中央政府的一套“国家机构”。
皇宫的后门是北安门，从北安门到鼓楼前元代即已形成繁华的商业区。这里是靠近后海的重要码头。各种船只从通州经通惠河（经过南河沿、北河沿、步粮桥）直接通船到积水潭。历史上曾有过“舳舻蔽水”的记载。东南之粟岁漕数百万石，由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达。东南贡赋凡百上供之物，岁亿万计，绝江河而至，道通惠河以达。商货懋迁与民夫日用之所需不可悉数。因此在这一带形成一片繁盛的市场。
明代这种皇宫营建布局比起前代来，虽然总的原则依旧，但是更集中统一了。坛庙朝市和皇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紫禁城里的三殿两宫东西六宫构成一套完整的建筑体系。这种布局的主题体现一种思想，即君权、族权、神权、夫权集中统一于皇帝一身，成为最高的代表。
第四部分
备料和施工——采木
一、采木
中国古建筑的特色是木结构，营建宫殿的首要措施便是采木。永乐四年朱棣下令建筑北京宫殿后，立即派遣政府各部官员，以监督采运木材身份，分赴盛产木材各省抓采运事务。从备料的阵容来看，可以说是全国性的动员。
工部尚书宋礼——四川、
刑部右侍郎金纯、吏部侍郎师逵——湖广、
户部右侍郎古朴——江西、
右付都御史刘观——浙江、
右签都御史仲成——山西、
江西参议柴车——福建。
这些官员是中央六部及都察院一级的首要成员，到了地方上则要凌驾于布政和按察二司（地方行政，司法负责官员）甚至巡抚之上。而且这种采木督官本身就是“钦差大臣”，有权驱使所至省份的民力。《民史·宋礼传》有一段记载：
“会北京营建，命取材川蜀。既至，赐有司率更民，历溪谷险绝之地，凡材之美者悉伐取之。由是、楠、杉、松之属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以输于北者先后相属。”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三个问题：
1所谓“更民”，即更戌之民，也就是摊派出差的民夫，这种民夫是强征的，不给报酬。
2所谓“美材”，就是合乎标准的大木材（等级和尺寸见后）。“悉伐取之”也就是滥伐。
3运输非常艰苦，好的木材都生在“险绝之地”，不消说要劈荆斩棘，先开出路来，而后运到水源河道流放，顺长江转运到淮河，再顺运河或者出海运到塘沽，转运到北京。
被强征的穷苦百姓人数没有具体记载。但从其他文字却可以证明。《明史·师逵传》中说：永乐四年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出采木，逵往湖湘，以十万众入山关道路……”。仅一个地区中修道路的人役达十万之多。那么全国伐木的民夫当不下几十万人。这些民夫冒着虫、兽、瘴、疫的侵袭，自带干粮辗转在丛林荆棘，劳动艰苦自不待说，而且还要遭受监工责打。永乐六年工部侍郎夏原专督运木材，“诏以锦衣官校从治怠事者”。明代锦衣卫是最高的执刑机构，其职务本来是逮捕和刑讯官僚的，以残酷著称，用这样的鹰犬对付百姓，其暴虐可想而知。
在采木过程中有两个地区因故暂停了。一次是永乐五年，由于山西旱灾暂停采木，另一次是永乐七年，湖南发生李法良率领的伐木工人暴动。“吏部右侍郎师逵采木湖广严急，激李法良之叛。”（《国榷》）。《明史》中也记载：师逵……颇严峻，民不堪，多从李法良为乱”。廖廖数语证实确是由于残暴奴役百姓所激起。关于采木工程之艰苦，有人写过一篇名叫《皇木》的文章，描绘在采木地区山川险恶情况。描绘了行途困苦之状，描绘了在高山峻谷中出现毒蛇猛兽的情况，描绘了从山涧中运木艰辛状况，描绘采木工人饥饿流离的情况，描绘官府官吏压迫人民进山伐木情况，描绘劳动人民感染山岚嶂气疾病情况，描绘使用天车越涧和利用巨浸飘流运输危险情况。这样的艰辛劳动在当日都是无偿的。而在验收木材时如认为不合格的，作为劳动者拖欠国税，逼得采木者卖子女偿还，更有甚者父债子还。所以在文中还记述了卖妻卖子的情况。那些合格的木料要运到北京，在转运水陆途中劳动者饿死的落水丧生的又不知其数，文中还有转运途中死亡情况。在明末万历年间，有一个叫吕坤的大官，曾上书朱翊钧关于采木条中说，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人难移。倘遇艰阻必成伤损。蜀人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
供役劳动者由于经受不住这样残酷的折磨，铤而走险愤起反抗是必然的趋势。关于李法良率伐木工人暴动的记载不多，但从当时其他记载看，这次暴动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李法良暴动是在永乐七年（1409），当时正值朱棣北征瓦剌，由皇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南京一批朝臣感到惊慌，于是弹劾师逵“激李法良之变”。朱高炽认为是他父亲所特派的大臣，并没有追究，只好下令停止采木，而且连运输也停了。同年还“罢四川采木军民各还家。”去四川监督采木的宋礼也回到京师。看来，永乐七年在湖湘、四川暂停采木，重要原因是在政治方面。朱棣转年即回南京坐镇，可以断定，湖南李法良的伐木工人暴动不无影响。
这些地区的采木虽然暂停，但备料、运输工程并未停止。永乐九年（1411）濬通惠河（北京至通州一段），除漕运外也是为了运输木材的一项重要措施。照得大木运京，非四、五年不可，从山区放排顺长江编筏而下，经淮河转到运河。有的出海经海运到塘沽，难免遇到风险而漂没。有的递直通过运河而至通州，也难免遭到淤沙而搁浅。仅从通州到北京这一段通惠河道中，到嘉靖朝尚湮没150多根大型楠木在两岸沙苇中。
在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最后一次回南京，他授意召集一次会议，群臣议奏道：北京至上龙兴之地……比年车驾巡狩，四海会同，人心协和，漕运日广，高贾辐辏，财货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师……。伏乞上顺天心，下从民望，早敕有司兴工营建……”。说明建筑材料已经备齐。当时所采木料都集中在北京东郊“神木厂”。其后历朝所采的木材都在那里堆放。这木厂为皇朝建筑服务，故又称皇木厂，是储存木料的地方。有文献载在万历十五年清查存木尚有七千多根。当日曾做了估价，巨材每根值四、五千金。其次的每根一、二千金。所存木料总值一千四百多万两。从川贵地区运费尚不计算在内。这些木料却在风雨中弃置（《宝颜堂秘笈》）。据说到清末仍有一棵巨木横卧。有人骑马经过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