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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起他在做新华社驻中东记者时究竟为中国申奥做过什么？唐师曾突然很神秘地盯着我说：“我说出来，你敢写吗？”我沉思了片刻，说：“也许你说的我不能全部写出来发表。但我会完全记录下来，因为这是一段历史。”
唐师曾显然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个国家在申办奥运会时候，都会派人联络那些散布在不同国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反复沟通、加强交流、通过各种途径做工作。当时我作为新华社记者长期驻中东国家，与中东各国政要、名人混得烂熟，于是当时的奥申委——主要是何振梁找到我，让我帮忙联络中东国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他们还都比较认我。就这么简单。”
这个话题当时谈了很多，我也终于明白了申奥背后的复杂性。那时的中东就是一个火药桶，海湾战争狼烟四起。作为一个记者，他冒着生命危险活跃在战地上；作为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者，他为北京申奥四处奔走——联络国际奥委会中东国家一些委员，不遗余力地宣传北京。
2000年12月7日，唐师曾与周国平、葛剑雄、何怀宏等5位学者一同前往南极进行考察。
唐师曾说他在南极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是为北京申奥进行宣传。南极建有几十个国家的科学考察站，唐师曾马不停蹄地拜访各国的科学家。通过交流，使外国科学家了解北京以及北京为申办2008年奥运会所做的努力。每次拜访后，唐师曾都请外国科学家在他特制的“支持北京申奥”的旗子上签名。也许是唐师曾的口才过人，更是由于北京独特的魅力，他访问过的在南极考察的外国科学家都在他的旗子上签了字。
北京申奥成功后，唐师曾利用自己在世界各地奔走的优势，向世界介绍北京2008年奥运会。有人曾经看到他身着球衣，在北美的沙滩上和一群不同肤色的人在一起喝酒，头上的帽子都画着中国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中国哥们儿要弄奥运会了。”唐师曾这样告诉他世界各地的朋友，“我通过这种民间的活动让他们了解中国，了解北京奥运会。”
二、唐老鸭的梦想
在圈子里，唐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绰号——唐老鸭，他也很乐于别人这么叫他，显得很哥们儿。他是一只有梦想的鸭子。
1979年，唐师曾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在北大图书馆，对军事的执著和对摄影的迷恋，使他很快认识了罗伯特·卡帕这位战地摄影记者，1987年，唐师曾进入新华社摄影部。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当时唐师曾正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中东要打仗了”。四年大学、四年教书的国际政治训练，让他立刻作出这个判断。他全部的神经都随着这个预感兴奋起来。在鸭绒睡袋里，他打着手电起草给新华社领导的电报稿，请求赴中东采访。唐师曾最终获准奔赴海湾，单枪匹马，带着300美元。1991年1月15日，是联合国安理会给伊拉克的最后期限。为了能留在巴格达，他竟然拒绝办理出境手续；以致1月14日中国使馆郑大使率最后一批中国人员撤离时，唐师曾差点在巴格达机场被扣下。当伊拉克袭击了以色列，所有的人都在往回撤的时候，在安曼待命的唐师曾越级上书北京总社，强烈要求去以色列。于是，他成为新华社用“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第一人。
“世界分成四类人：一类是爷爷级的，比如丘吉尔、沙龙，是制定规则的；第二类是爸爸辈的，巴顿、艾森豪威，他们执行规则；第三类是儿子辈的，他们遵守规则；第四类是孙子辈的，他们破坏规则。我认为我是属于爷爷级的，我一直在开辟一个东西，不是模仿谁，而是走一条自己新辟的路：我喜欢，我擅长，我以此为生，开辟了这样一种有美国有阿拉伯也有中国生活方式的人生”。这只鸭子，是不是有点狂？
突然问起唐师曾：“在您心目中，‘优秀记者’的标准是什么？
唐师曾回答：“勇敢、诚实、有良心、讲真话、不贪财、不怕死。古代有司马迁、玄奘，现代有卡帕、斯诺、萧乾。我希望我和他们血脉相连，我希望我身上有他们的基因。”
三、在路上远行
海湾战争成就了唐师曾的人生梦想，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再生障碍性贫血”和“重度抑郁症”，让他的身体和心理备受折磨，但这并没有使他放慢脚步，他不停地行走，带着他的相机、手表、笔记本和越野车。从文明古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一路行来，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实现自己一个又一个梦想。
采访那天，北京大雨如注，中关村图书大厦，人们排着队买他的书。可我的心情始终很沉重。唐师曾告诉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在今天签名售书吗？因为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本来今天想带儿子一起来的。可是没能带来——前妻不让。”、
我理解了这位挚爱儿子的40岁男人的痛苦。
记得第一眼看到《我的第三个愿望》，立刻被别具一格的封面所吸引。封皮上，“唐老鸭”与儿子亚述肌肤相亲，酣睡在一起，柔情浓浓，展现了这位著名的战地记者儿女情深的另一侧面。《我的第三个愿望》与唐师曾以往作品视角截然有别，书中主要记录和描述作者与家族、儿子、朋友之间发生的系列故事，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个人生活内情，以作者多年自拍的——呵护妻子、孕育儿子、儿子出生前后及成长的大量照片资料为主，穿插以独到而厚重的人生感悟和对儿子未来的期待。“为儿子写一本书，是有生以来投入感情最深的一本书，”“是儿子，使我几度摆脱生活和精神的绝境，” 为此“唐老鸭”日夜写作。行文风格保持了唐氏文章一贯的生动流畅、情深意长的特色，使人读之动容、思之泣下。
“当好记者、娶好姑娘、生好儿子，这是我人生的三个愿望，现在都一一实现了，足慰平生了。”
他说：“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两个点：时间和空间，对我来说，时间就是手表，空间就是相机，然后就是活在中间的我，我开着车，戴着表拿着相机照相，然后把它们综合在一起放到我的IBM里，整合了我所遇见的时空。加工成一本书，一捆捆放在那儿就成了过去，我再开始新的一切。”最终，《我从战场上归来》、《重返巴格达》、《我钻进了金字塔》、《我在美国当农民》、《我的第三个愿望》以及《我的诺曼底》先后出版，而且每本书都在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十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他在《我的诺曼底》序言中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我们都是虫，可我是只萤火虫”。他说，我不敢说我是一个灯塔去引导别人，只能说我是个萤火虫，至少可以发一点点光。
于西蔓： 五彩人生 七彩世界于西蔓，世界最大色彩咨询机构CMB日本代表处的专业色彩顾问，她将 “色彩季节理论”及“色彩营销”概念引入中国。
“中国色彩第一人”为何建议市政府为北京“洗脸、化妆”？
“目前我最关注的除了人的形象，还有城市环境的形象，所以到哪里都会拍很多城市环境的照片，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和谐的街头广告配色，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面比比皆是。在沈阳让我感触颇深的是一种叫做“丰城环路”的公共汽车，配色特别典雅和谐，特别国际化，堪称这座城市里的一道亮丽风景。我为了多拍几张它的照片，差点跑到马路中间去了，只因为它的配色设计之美在全国都非常少见。现在大街上的公共汽车多数都被涂上了花花绿绿的广告，广告用色都是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看久了会产生视觉疲劳，让本来就浮躁的都市生活更加烦心。如果全国的公共汽车都能做到这么赏心悦目，人们行走在路上的摩擦必然会减少，生活变得更加和谐舒心，我们的政府机构又何乐而不为呢？”
——西蔓博客
透过东方广场一间办公室的透明玻璃看下去，车水马龙的长安街和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尽收眼底。某个夏日的黄昏，夕阳不经意地点缀在这间办公室的花盆、沙发以及书桌上，色彩明亮而温馨，散发着芬芳。这间办公室的女主人叫于西蔓。她的西蔓色彩是全国第一家专业色彩咨询机构。
2001年1月，她的新书《西蔓美丽观点》问世，短短3个月已经再版4次，“我没有想到能得到大家如此的厚爱和认可，深感‘美丽警察”称号下的责任重大。有不少朋友反映新书中对男士朋友形象的建议太少，我打算再写出一本新书献给关注形象的男士朋友们。”她被爱美的人亲切地称为“美丽警察”
于西蔓是个有远见的女人。尤其是对色彩。尤其是对中国。
谈起她的工作，于西蔓说就是把色彩的知识及文化传播给广大人群，鼓励中国人先从个人的形象范围做起，然后再延伸到企业，甚至，延伸到整个城市或整个国家。“我的客户大体分两种：一类服务是普通的个人咨询，为顾客提供个人色彩诊断及建议参考、个人款式风格诊断及建议参考等；另一类服务是针对企业的，提供企业的色彩营销，可以是商品包装的色彩搭配、橱窗设计的色彩主题，甚至是一个城市在建设上的色彩规划等。”
从1998年回国创办这家公司开始，于西蔓就成了积极的色彩“布道者”。
一、奥运会发现美丽
1999年，在国内色彩市场上摸打滚爬一年多的于西蔓，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突然有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让她感到万分惊喜：当时的北京奥申委办公室找到她，于是她成为了北京申奥进程中城市改造专家组的28位专家之一。
2000年前后的北京，申办奥运会进程一波三折，扣人心弦。而作为有希望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北京，城市改造、城市建设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每天都是推土机的轰鸣声，每天都有新大楼拔地而起。
“也许当时奥申委在媒体上发现了我吧，我的色彩理念太超前了，当时国内还没有色彩观念。”回忆当年往事，于西蔓一脸自豪，“北京奥申委把我们这些专家召集在一起开会，有建筑、照明、民俗、美术等方面的专家，但色彩方面的专家却只有我一位。”
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也是申办2008奥运会的主要城市，有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太重要了，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脸面，还直接决定申办成功与否，于西蔓谈起了当年给奥申委提议的情形：“北京是什么样的颜色，这是人家来北京最直观的印象，北京的色彩会告诉世界，北京是什么样的，崇尚什么，反对什么，一目了然。而北京每天都在搞建筑，假如把北京的城市建筑想象成一个油画，是不能任由建筑者随意涂抹的，必须精心设计色彩外观，才能给人以美感。”
“就像世界上每一个大城市一样，北京需要有自己的主色调。”它应该是由政府出面组织专家进行1—2年的考察，根据四季色彩的变幻对比、四季空气明亮度的对比、绿化在每个季节鲜亮程度的变化……考证许多东西后作出选择。”“这个专家组应该有建筑学家、历史学家、人文学家等，当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