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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留守强学会，原因是康有为南下。那是一八九五年。这一年在北京，康有为上书给皇帝，失败了；办报纸，失败了；组织救国团体强学会，也在失败边缘。康有为离开北京前夜，查禁这个会的风声，愈来愈浓了。这个团体是政党的雏形、也是学校的变相，由于当时气氛太保守，所以只好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团体来过渡。但是，不论怎么过渡，保守势力还是要铲除它。康有为南下后，北京京城的步兵统领衙门带来了人马，所有的图书、器材都给没收了。连梁启超私人的一些衣服，也在被没收之列。梁启超给扫地出门了。
梁启超这时只有二十三岁，一天早上，他拖着辫子、也拖着脚步，走到了北京宣武门外，走人了西砖胡同，走进了法源寺。那正是北国的冬天，晴空是一片萧瑟。法源寺天王殿前，从屋瓦延伸到三级台阶、从三级台阶延伸到前院，都盖上了一层白雪。看上去一片寒澈洁白，令人顿起清明之气。他久已听老师赞美过法源寺，可是，在北京住了这么多日子，却大忙特忙，一直未曾来过。两天前，强学会被封了，他被扫地出门，这回可闲起来了。趁机浪迹京师，岂不也好，北京可看的地方大多了，首先就想到法源寺。
梁启超站在雪地里、站在法源寺大雄宝殿台阶旁边第一块旧碑前面。，他对书法的造诣，赶不上他老师，但他对佛法的研究，却有青出于蓝的趋势。所以他端详古碑，不从书法上着眼，而从佛法上寓目。他本是神童，四岁起读四书、六岁就读完五经、八岁学作文、九岁就能缀千言、十二岁考上秀才、十六岁就考上了举人，而他考上举人后四年，他的老师康有为才以三十六岁的年纪考上举人。第二年正是甲午战争那年，他跟老师一起进京赶考，考进士，因为那时老师已名动公卿，主考官怕他考取，如虎添翼，所以全力封杀。在阅卷过程中，守旧之士看到一篇出色的考卷，断定是康有为的作品，故意不取它，结果放榜之日，康有为考取了，梁启超反倒没考取，原来那篇出色的考卷是梁启超的！守旧之士整锗了人。
虽然考场失利，但是追随老师奔走国事，受到各界的注目与赞叹，却也少年得志。但是，二十三岁就名满天下的他，却毫无骄矜之气。他志在救世，从儒学而墨学、从墨学而佛学。尝试为自己建立一贯的信仰。佛学的信仰是唯心的，寺庙本身却是唯物的，以心寄物，由物见心，寺庙有它的必要吗？梁启超站在石碑前面，思路一直在心物之间疑惑着。接着他走上台阶，走进大雄宝殿，仰望着乾隆皇帝那“法海真源”的匾额，他的疑惑更加深了。“法海真源”，应该源在无形的明心见性，岂可源在有形的寺庙之中？他摇晁着比一般人要大了许多的脑袋，喃喃自语，有点不以为然。
在宝殿中，另一个年轻人注意到他。那个年轻人三十多岁，刚毅外露，目光炯炯。看他在摇头晃脑，走了过来。
“看你这位先生的相貌，像是南方人。”那个年轻人先开口了
梁启超侧过头来、侧过身来，点了点头。
“你看对了。我是广东人。不过听你一开口就湖南话，你先生也像是南边来的。”
“是啊，我是湖南浏阳。你是广东——”
“新会。”梁启超补了一句，“咦，浏阳会馆就在这附近啊。”
“是的，就在这附近的北半截胡同。我昨天才从上海到北京，对北京并不熟。就住在我们浏阳会馆里。”
“你先生昨天才到北京，今天早上就到庙上来，一定是佛门人士吧？”
“也是，也不是。我对佛法有研究的兴趣，可是并没像善男信女那样对佛膜拜，当然也从不烧香叩头。”
“我也一样，我们是志同道合了。我对佛法喜欢研究，也喜欢逛逛寺庙。可是，总觉得寺庙跟佛法的真义，有许多冲突的地方。宋明帝起造湘宫寺，他说‘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可是虞愿却说了真话，他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像湘宫寺这种寺庙，古往今来也不知有了多少，可能寺庙盖得愈多愈大，离真正的佛门精神反倒愈疏愈远。当然，这座法源寺有点例外，它本来是唐朝的忠烈祠，一开始并没有这种大雄宝殿式的佛教气氛。”
梁启超的广东官话，说得很慢，口音有点奇怪，但是见解更奇怪了——在佛堂里，他没有诃佛骂祖，但他似乎根本否定了佛堂的意义。使面前的湖南人听了，备感好奇。湖南人说：
“你老兄的见解是很高明的，我们又是志同道合了。严格说来，寺庙这些有形的东西，除了有艺术的、建筑的和一点点修持的功能外，离真正佛门精神，诚如你所说，十分疏远。自佛法人中国来，演变得好奇怪，一开始就走入魔障，大家没能真正把握住佛门实质，反倒拼命在形式上做功夫，佛门的大道是无形的，可是自命为佛教徒的人，却整天把它走得愈来愈有形，盖庙也、念经也、打坐也、法会也、做佛事也……这些动作，其实跟真正的佛心相去甚远了。《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这种‘回向’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佛教。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只知出世而不知入世，只走了一半，就以为走完了全程。他们的人生与解脱目标是‘涅槃’，以为消极、虚无、生存意志绝灭等，是这种路线的目标，他们全错了。他们不知道，佛法的神髓，到这里只走了一半，要走下一半，必须‘回向’才算。谈到‘回向’后的舍身，佛门人物也干过，但那只是走火入魔。五代后期，周世宗就指出：‘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可见这种舍身，也只是把戏，并非真的为生民舍身。五代后期，全国财务困难，周世宗下令毁掉天下铜佛像，用来铸钱。他的理由是：我听说佛教以身世为妄，利人为急，如果佛本人真身尚在，为了解救苍生，一定连真身都肯牺牲，何况这些铜做的假身呢？这种理论，才是真正深通佛法的理论。明朝未年，张献忠‘屠戮生民，所过郡县，靡有了遗’。有一天，他的部下李定国见到破山和尚，破山和尚为民请命，要求别再屠城。李定国叫入堆出羊肉、猪肉、狗肉，对破山说：‘你和尚吃这些，我就封刀！’破山说：‘老僧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就立刻吃给他看，李定国盗亦有道，只好封刀。周世宗和破山和尚，他们真是第一流深通佛法的人，因为他们真能破‘执’。佛法里的‘执’有‘我执’和‘法执’：我执是一般入所认为主观的我；法执是所认为客观的宇宙。因为他们深通佛法，所以能‘为百万生灵’，毁佛金身，开如来戒。而一般的佛门人物，整天谈世间法、谈出世间法，其实什么法部不能真的憧、真的身体力行。佛教被这些人信，被这些善男信女信，‘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憨’。释迦牟尼死不瞑目了。”湖南人一口气说了这些，愈说愈有火气起来。
“听你老兄弘扬佛法，见解真是过人。老兄出口就是《华严经》，似乎老兄比较喜欢华严？”
“其实哪一支都被搅得乌烟瘴气。华严也一样。只是华严一开始就被歧视。一千五百年前《华严经》的译者佛驮跋陀罗到长安，就被三千多和尚排挤，只好离开长安南下，十多年后他译出《华严经》，华严在中国，忧患之书也。我特别喜欢它。尤其，它的成书经过也充满了传奇，那龙树，他的朋友被杀了，但是他得以活下来传播华严思想。朋友死了，华严思想不死。”
《华严经》的全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传说是由文殊菩萨和阿难编的，由龙神收到龙宫里。龙树菩萨入龙宫见到了它而得道，把它流传人间。这部经有上、中、下三本，传到中国来的是下本的节本。龙树菩萨是释迦牟尼死后七百年生的使徒、是马鸣菩萨的再传弟子。他很聪明，与两个朋友学隐身法，跑到皇宫里。皇帝下令左右四处挥剑去砍隐身人，结果两个朋友被杀死了。在敌人挥剑的时候龙树菩萨发现他们怕误伤皇帝，不敢在皇帝身边挥，于是就躲在皇帝身边，逃过了大难。梁启超想起了这些，愈发对这湖南人好奇起来。“这位老兄喜欢龙树，他一定有不少侠气。”他心里想。接着，他开口了：
“老兄谈到周世宗的舍铜佛身、破山和尚的舍素食身，都可看出老兄能就佛法大义着眼立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气魄自是不凡。有俗谛，而后有真谛；有世间法，而后有出世间法。佛门言转依，是转世间心理为出世问心理，但是，佛门的真正毛病是，善男信女只知俗谛而不知真谛，结果浑然不识世间心理，又从何转之？从何依之？老兄说他们整天谈世间法、谈出世间法，其实什么法都不能真的懂、真的身体力行，可谓说得一针见血。”
“老兄过奖、过奖。不过，我觉得，一针见血其实也只是说，要做到一刀见血才是行动。古今志士仁入，在出世以后，无不现身五浊恶世，这正是佛所谓乘本愿而出、孔子所谓求仁得仁。最后，发为众生流血的大愿，以无我相却救众生而引刀一快、而杀身破家，也是很好的归宿，这才是真正的所谓舍身。”说着，湖南人朝佛像一指，“殿上供着大日如来、文殊、普贤菩萨，这是通称的‘华严二圣’，我想他们合同意我这种从《华严经》而衍发的解释吧？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大日如来即佛的法身。但是，‘佛地经论’说身化三种，所谓‘自身相应’、‘他身相应’、‘非身相应’，在第二种‘他身相应’中，有化魔王为佛身、变舍利子为天女的说法，如此化身，我认为才真是佛的真身。这样看来，坐在这里的大日如来，站在两边的文殊、普贤菩萨，其实都是假身，他的本身的塑像，恰好反证了这种造形的虚妄。如果木雕有灵，这三位托假身以现身五浊恶世，真不知他们做何感想？难道在大雄宝殿中受入膜拜，就算完事了吗？真的佛、真的菩萨绝不如此。所以呀，我看，他们三位真要不安于位呢！他们与其附托在木雕像上，还不如附身在忐士仁人身上，以舍身行佛法呢！哈哈，老兄以为如何？”
梁启超点着头，望着湖南人，微笑着：
“既然可化魔王为佛身，自然可化佛身为志士仁人之身，这种推论，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姑且可这么说：志士仁人的殉道，既是志士仁人舍身，也是佛与菩萨的同死，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湖南人微笑着，“不过，佛和菩萨可以化身为千千万万，大神附体在志士仁人身上，所死不过是他们自己干下万万分之一，死得不是全部，但是志士仁人却不然，志士仁人自己只有一个，所以一旦舍身，所死就是全部。这样看来，未免不公平。哈哈！”湖南人不微笑了。
“你老兄这番议论，别有天地，不过对《华严经》的奥义，恐怕发明过多。”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