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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确是这样。你可以先从它近处的海滩看起。那海滩的作用是某种神经节。它叫作石滩,因为过去曾覆盖着让人踩着发疼的碎石。不过,很早以前,某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因为受到妻子们的催促,找到了足够的钱为它铺上了一层砂子。这个最小的海滩,因离实验站很近,研究者可以在阳光明媚的周末跟孩子在此搞个三明治午餐。不时有纯粹物理学家在此出现,他们在国家科学院夏季驻地开着会,只有几分钟的闲暇。由于他们对隐密类的事情作预报而疲倦了,带着一幅大难临头的神情“译注2” 。这些物理学家是另一个物种,皮肤更白,搭一块遮阳的毛巾,一幅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脚板过于敏感,走在沙子上也要蹒跚而行。
一个小男孩,五岁光景,带着近视眼镜,从水中现出;非同一般的是,他的头发滴着水,眼镜却是焦干的,看来已经很有技术了,在许多人的谈话中他走向他妈妈。那位妈妈正在解释叶绿体DNA和细菌DNA之间的同源性。他惊奇地摇着头,看着手中的一种黄褐色凝胶状的东西说,“那片水真有趣。”在石滩,那片水首先被视为是有趣的,连小孩子也这样看。
在炎热的仲夏的周末,你可以看到那支配的机制是怎样运行的:海滩上很挤,人们得掂着脚找来找去,才能找见一块歇歇腿的地方。但不管怎样,总是有很多人站着。生物学家似乎喜欢站在海滩上,彼此讲话,打着手势,弯下腰在沙上划着图形。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沙上已横竖交叉着乱七八糟的纵坐标、横坐标和曲线。那都是为了解释自然界各种事物的。
没等看到人,你就可以听见远处沙滩上传来的声音。那是一种最不同凡响的声音,半象呼喊,半象歌声,由同时提高的人声汇流而成。那是在彼此解释什么事情。
在星期五晚间讲座结束时,你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那是海洋生物学实验站每周一次的大事。其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座主讲人到场,提出他们最令人惊倒的科学片断。当听众涌出礼堂时,就有同样的兴高采烈的合唱。那是拥挤的人群发出的大声,以大脑能跟得上的最快速度彼此解释着什么。你听不出人群中个人说的话,只能听到那个反复出现的短语:“可是你听我说… ”,不断冒出于语言的潮水之上。
没有多少机构能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随意制造出这样自发的音乐。这真需要灵秀之所钟,而海洋生物学实验站似乎正是得天独厚。也许,这竟是我们建造语言的方式之一面。这里的规模很小,而且并不清楚它是怎样运行的。但是,在我们似乎还不能理解或作对任何事情时,想想这里的事例满令人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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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用指尖操纵打字机,就象骑自行车或在小路上散步,最好是一点也不去想它。一旦想到它,你的指尖就会踌躇,敲到错误的键上。干那些只要熟巧就能干好的事,你一定得放松与每一动作有关的肌肉和神经系统,叫它们自行其是,你自己则不要搅在里面。这并不意味着丢失了权力,因为你要决定干与不干,而且你可以随时进行干预,改进技巧。假如你想倒骑自行车,或者走路要走出别出心裁的慢跑步法,每到第四步就轻跳一步,还要边跑边吹口哨,你可以那样作。假如你集中注意力于每个细节,使每条肌肉都保持紧张,每一步都让全身自由落下,但到最后时刻控制住自己,及时伸出另一只脚阻止下落,到末了你将累得趴下,累得抖成一团。
我们有福气,在学习这种无意识协调动作的过程中,我们有选择和进行变更的自由。假如我们生来就具有所有这些技巧,象蚂蚁一样自动化,那我们一定会失去多样性。如果我们走路或蹦跳人人都一样,从来都不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那这个世界就不会这样有趣了。假如我们按遗传程序规定生来都会弹一手好钢琴,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学会理解音乐了。
对于我们在身体内部进行的那些复杂、协调、奇巧无比的操作,规则又不同了。我们不需要学任何事情。我们的平滑肌细胞生来带有全套指令,一点也不需要我们帮助,而是按自己的计划一路工作着,调节着血管的口径,把食物移经肠道,根据整个系统的要求开启或关闭管道;分泌细胞秘密地制造着它们的产品;心脏收缩;扩张、荷尔蒙被发送出去,跟细胞膜不声不响地进行反应,使腺苷基环化酶、前列腺素以及其他信号开了又关;细胞之间靠互相接触彼此进行通讯;细胞器向别的细胞器发出讯息。所有这些都在不停地进行,我们并没有对它们说什么悄悄话。整个安排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每一部分的操作都由其他所有部分的状态和活动制约着。事情通常是顺利地进行,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机制。
但现在,对这块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可侵犯的内部领地,其自治权已经有了争论。实验心理学家们最近已经发现,内脏器官可以被训练去作各种事情,就象小伙子学骑自行车一样容易,方法是应用条件反射的工具技术。如果一件事按照人所要求的方法随信号作了,就马上给予合适的刺激来强化刚做过的动作,于是,这件事就形成了条件反射。通过刺激其大脑中的“快乐中枢”,老鼠被教会看见信号就加快或减缓心跳,或改变血压与脑电图的波形。
同样的技术已被应用于人类,给予的刺激不一样,而其结果是惊人的。据称,你可以使自己的肾脏改变尿液形成的速度,增高或降低血压,改变心率,绘出不同的脑波。
已经有人在谈论人类疾病防治上的突破了。照支持者的说法,技术完善并扩展之后,一定会导致治疗学上的新的可能性。如果象报道说的那样,一只老鼠能控制让一只耳朵的血管比另一只耳朵的扩张得多一些,那么,在自我控制和自我操纵方面会有多么丰富的体验可能摆在人的面前?文学杂志里已经有了神秘的广告,敦促人们购买一种能根据自己的趣味训练并调节脑波的电子耳机。
我是不信这个。
不是贬低它。我知道,这种技术是极其重要的。有希望自己说了算,由自己发号施令,象玩玩具火车一样控制自己的细胞活动,人们应该感到兴高采烈。既然知道脏腑可以被控制,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忽视了它们,而且想到,通过明智地运用人的智慧,可以训练这些原始的结构去作出我们想给它们定的任何标准的行为。
我的麻烦,说句老实话,在于缺乏自信心。如果明天有人告诉我,我将与我的肝脏直接联系,而现在就可以指挥它,那会把我愁死。那倒不如告诉我,丹佛城上面四万英尺上空我曾坐过其中的一个二等舱座的747喷气式客机, 现在是我的了,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那样我至少还有希望跳伞逃命,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降落伞,并很快发现怎样开门。但要我负责肝脏,那我和我的肝脏就没救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讲,我大不如我的肝脏聪明,另外,体质决定了我没能力作出肝的决定。但愿我不会被迫这样做,永远不要。应当作什么,我一点谱儿也不会有。
关于我身上的其他部件,我有着同样的感觉。不管它们干什么,没有我的干预,它们都会更幸运。理论上,接管脑子或许有些诱惑力,但我不能想象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作。我会失去联系,把事情弄乱,在错误的时候开启错误的细胞,丢三拉四。我怀疑到那时我究竟能不能产生我的思想。我的细胞生出来,或分化出来,就知道怎样一起干这样的事。如果我插进来组织它们,它们会反感,也许会吓坏了,也许会象群蜂一样涌出,涌到我的心室里来。
但我说过,这毕竟是一种诱惑。我从未真正满意过我的脑子的运行,而且,尝试自己去掌管它,哪怕就管一次,或许这是一种乐趣。如有机会,有几样东西我想改变:有些记忆没留下记录就要溜走;另外一些则足够多,宁愿抹掉它们;有些想法我不愿意老是这样不停地放进去;还有那一串串的想法,在里面转了一圈又一圈而永远理不出什么头绪。我一向疑心那里面有些细胞一直在那里瞎混,浪费大部分时间,而我愿意看到它们集中注意力和踏踏实实的工作。同时,如果我来掌管,它们会稍为尊重地听我指挥。
不过,权衡利弊,我想最好还是别卷入这种事务。一旦开了头,要你负的责任就没完没了。我宁愿给我所有的自动功能很多自治权,它们想要多少我就给多少,然后什么都别管,抱最好的希望就是了。想一想,你得操心怎样管理白细胞,跟踪它们,竖起耳朵听着信号,一有情况就赶它们到这儿到那儿,那怎么得了!开始你还能为有了所有权而闪过一丝自豪,然后,这种事就会让你疲惫和衰弱,那就没有一点工夫干别的了。
那怎么办?不能把这种技术放在一边就完事儿。如果这个世纪我们还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一切新技术,不管有利有害,迟早都要被应用。我们的本性就是要这样做。不能指望使条件反射这种技术例外。我们会被驱使着去给它派上用场,去费力跟我们的内部环境交往,去胡乱干涉。它会消耗我们这样多的能量,致使我们到头来会进一步跟外界事物切断联系,失去生活乐趣的主要源泉。
关于出路何在,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我们有能力控制自动功能,调节脑波,指挥细胞,那为什么没有可能把完全一样的技术运用于正好相反的方向?为什么不能做到不搅和进去,不接管事务,而是学着与事务彻底分开、分离、拆散,学着自由飘动?假如你要试一试的话,你只需要小心点儿,别把安全绳也撤了手就行了。
当然,人们很早就在试图作这类事情了,只不过用的是另外的技术,运气也不同。想一想的话,禅宗的射艺似乎就是这么回事。跟一个大师学好几个月之后,你学会放箭的时候不是自己去放,要让手指头放箭,让它们自己说了算,轻轻地,就象花的开放。学会了这个以后,不管箭射何处,你是准中无疑。你可以跳到一边看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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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物体的细胞器
我们似乎正经历着一场生物学革命——至少迄今是这样。但是,这场革命没有把我们搞得一团大乱,甚至也没怎么叫我们不安。即使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它是怎么回事,我们却在学着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这是一种古怪的、和平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那种人心惶惶、怕旧观念遭到贬斥和推翻的事,是没有的。相反,整个的、大块大块的新知识几乎每天都带进来, 正好放在从前是一片片空白的地方。 关于DNA和遗传密码的消息并没有取代某一种旧的教条, 那地方原来没有什么东西要靠边放。分子生物学并没有排斥关于细胞功能内部细节的旧有的定论。我们好象是在从头、从零开始。
我们不仅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倾向于在谈论生物学革命时,似乎期待着从中获利,就象上世纪的工业革命时的一样。技术上各种各样的革命性改变,从人类疾病的最后控制,到世界食物和人口问题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