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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呈个性’的政府。后来对消极无政府主义的俄国大作家列·托尔斯泰又有很高评价，因为他在给辜鸿铭的《致中国人书》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赞美很合刘的口胃。最后他选择了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克氏认为，互助是人类的天性，人应该发扬这一天性，最终实现以自由结合之团体代替现今之国家政府。以共产之制代替现今财产私有之制。说实话，我当年就是一名激烈的互助论提倡者哩。”
吴玉章也想起了一件事，他进京后和李大钊相从甚密。记得李大钊曾经说过，当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的他，正是受了刘师培的影响才开始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在当时的日本，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很多，而刘师培的水平是最高的。他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在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当时能成为“二叔”弟子是非常幸运的。申叔即刘师培，枚叔即章太炎的字号。看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定评，不能简单地以好坏随便下结论。
听了蔡元培一席话，两人似乎是改变了一些成见。吴玉章甚至对刘师培还有些好感呢，他想随蔡先生一起去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怪杰，却被一口拒绝 只见蔡元培神情严肃地说：
“申叔这人一落魄，神经就敏感得很哩！这次仲甫与他深谈，他终于说出一件郁结于心，久难挥去的心病。那还是民国初年的事，我和章太炎听说端方被部下杀死后，他在四川东躲西藏地度日。完全出于好心，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广告，表示不念旧恶，非常想念他。希望他能早日东归上海，共谋大事。没想到却被他误会了，还以为是在羞辱他呢！唉！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在他眼里，我们当时以辛亥功臣自居，好不春风得意哩！一个是大总统府的枢密顾问，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会长，另一个是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而他却偏居在西南一隅，形单影孤地苦苦煎熬。这次我想单独去拜访他，袁世凯一死后他就隐居在天津呢。”
到天津已是中午，校董严修和校长张伯苓在车站迎候多时。老友相见，分外亲密，餐桌上谈了许多南开的趣闻。这严修和张伯苓可是著名的教育家，南开中学就是他们为传授新学一手创办的。这所新式学堂当时非常活跃，下午的演讲会就是三个学生团体联合发起的。蔡元培应邀演讲的题目是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同学们从报纸上听说了许多北大传闻，都想一睹这位大教育家的风采哩！
演讲会结束后张伯苓带他们来到校门口，这里竖着一面最能代表南开精神的“整容镜”。张伯苓神情自豪地说：
“自从有了这面镜子，我便为学生立下一个规矩。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先是背校规，每天进校门也先得照镜子整容。这校规还是我亲手制定的，谁违反了都得站着悬牌悔过。”
他清了清嗓子，便神情庄严地背诵起来：
“面必修，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客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见张伯苓一副严肃的样子，蔡元培忍不住调侃起来：
“看来要进南开的门规矩还挺多呢！”
正在这时，迎面走来一位英气勃发的青年学生。见他剑眉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手上拿着一叠速记的讲稿。他显然已听见刚才的对话，先恭敬地朝蔡元培鞠了个躬，然后微笑着向客人解释起来：
“开始大家也觉得繁褥，有一位同学还口出狂言，说要砸烂这面镜子哩！校长便组织师生在镜子前辩论，最后大家还是接受了校长的‘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的办学思想。”
蔡元培眼睛一亮，喃喃自语道：“这话说得好，‘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
张伯苓爽朗地说：“办学就得有股狠劲，我劝学生戒烟，有个调皮鬼就说你要是戒得了，我就戒。我说好！当场就狠心烧掉了所存的两箱贵重雪茄，宣布从此戒烟！”
那位青年学生看来和张伯苓关系非同一般，见他又仪态大方地向蔡元培介绍道：
“开始同学们都说校长狠，谁违反了校规都要在镜子前挂牌悔过。‘狠’，谁睡懒觉又掀被子又记过。‘狠’，每天上操跟大伙过不去，让全校师生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立。后来大家又怨他心太硬，没想到被他听到 校长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为什么心硬？——我为什么？——这个大海知道！你们也应该知道！’同学们一下明白了他的苦心，因为张校长原来是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海军军官，他是因为在威海卫亲眼目睹国旗在两天内三易其手，国土任人宰割的耻辱，才立志教育救国的呀！”
张伯苓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拉住那位学生的手说：
“恩来，别班门弄斧了，蔡公是学贯中西的大教育家呢。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蔡公，这位品学皆优的学生叫周恩来，是请您演讲的敬业乐群会的发起人。他们自己动手写文章，出会刊，办图书馆，把省吃俭用买来的《史记》都捐出来服务同学。哎！恩来，听说你的祖籍也是在绍兴吧？今天蔡公来南开，你可要抓紧请教呀！”
周恩来又崇敬地向蔡元培鞠了一躬，说：“尊敬的蔡先生，我在六年前就拜读过您的大著，今天一睹先生丰采，真是深受教育。我速记了一份您的讲稿，想请先生审阅后在校刊上发表，不知尊意如何？”
蔡元培接过讲稿，见他写得一手好字，书法既有碑的厚重，又有帖的飘逸，很有文人气息。所记内容也丝毫不差，非常满意。周恩来好像对勤工俭学很感兴趣，想组织一批同学毕业后去法国留学。趁他请李石曾、吴玉章去敬业乐群会座谈之机，他独自随一位校役去了天津租界。
这清末民初的租界可谓失意政客们的藏身之地，多少满清贵胄，政界要人候鸟般地在这里进进出出。他按地址来到一座破旧的石库墙门前，楼道里漆黑潮湿，未进门先闻到一股怪怪的中药味，隐隐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这就是刘师培的家，他关照校役和车夫等在外边，独自进了门。
室内一派狼藉，瘦弱的何震正在煎药，听见丈夫的咳声又手忙脚乱地赶去捶背。刘师培明显地老了，十多年不见，一张清秀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低头咳嗽时，人瘦得像只微颤的大虾，两鬓的头发也快变白
蔡元培一阵心酸，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扬州才子 刘师培和何震听见声响缓缓地抬起头，一见是他都愣住 那张苍白的脸先是因激动而渗出了血色，突然，又痛苦地低垂下去。
“蔡先生，唉！……”
“申叔！”
“蔡先生，申叔现是多病之人，戴罪之身，您又何苦赶来天津 ”
他吃力地说完话，又猛烈地咬了起来。何震见他痰呜如锯，慌忙端来痰盂，直至他吐出一口带血丝的疾。
蔡元培心情沉重地说：“申叔，该振作起来了！朋友们都没忘记你呀，马叙伦、钱玄同、还有仲甫和季刚都想请你去北大呢！”
刘师培羞愧难言地抬起头，脸上滚落几滴清泪：
“晚了！一切都晚了！当年季刚曾破口大骂过我呢……”
蔡元培人虽在国外，也好像听说过此事。当时章太炎被老袁囚禁在北京，生活全靠黄侃等弟子照料。一听说“筹安会”成立，章太炎以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字，叫人直送总统府。黄侃先跑去苦劝刘师培，见他执迷不悟，便破口大骂起来。
“可是这次临行前，季刚郑重地对我说，如能请申叔来北大，季刚愿拜他为师，执弟子之礼！”
“这又为何 ”
见刘师培惊诧地瞪大了眼睛，蔡元培语气坚毅地说：
“因为大学是培养高深学问之地，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不管是谁，无论何种学派，只要具有真才实学，理应受到尊重。”
刘师培终于被蔡元培的胸襟感动了，他把疑惑的目光投向患难与共的妻子，何震会意地点了点头，脸上渗出一丝喜色。
刘师培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何震给客人沏了茶，也围着蔡元培坐了下来。她当年在日本时曾是与何香凝齐名的妇女活动家，整天与丈夫一起办刊物，为宣传各种主义奔走呼号。如今，面对宽厚仁慈的蔡先生，曾经沧海的她很想为以前的过失作些解释。
她有点羞愧地低下头，感叹地说：
“申叔走到这一步，责任全在于我。嗨！当年我见他因反对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又和太炎先生失和，整天遭人围攻，在日本实在住不下去 恰巧端方派人来游说，又答应以礼相待，我就替他作主答应 往事不堪回首呀！来天津的这些日子，申叔整天神思恍惚，有时也想写点东西，可一拿起笔又总是伤感起来。眼看学业就这样荒废了……”
刘师培因长期的肺病已元气大损，他也许又想起了往事，神情沮丧地说：
“当年的我怎么会那样狂妄，居然跳出来逐条批驳三民主义？还常常以中国革命的教父自居，说了许多空头大道理。唉！想想真是荒唐呀！”
蔡元培先是一愣，然后坦然一笑，缓缓地披露心迹：
“现在看来也不全是你的错，当时双方都有点意气用事。不过你的有些观点还是很有见地的，我至今回想起来仍很佩服呢！”
刘师培惊愕得瞪直了眼睛。他已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真诚的肺腑之言了，眼角又开始潮湿起来。
还记得他到日本的那一年里，孙中山指挥的数十次起义全是惨败，弄得同盟会志士死的死，逃的逃，刘师培忍不住就站出来说话 他认为这种只依靠会党和新军在沿海城市暴动的革命是不会有结果的。革命要想成功，只有依靠人口占大多数的“劳民”，也就是农民和工人。他还进一步在自己的《衡报》上呼吁：
“现今的中国，欲兴真正的大革命，必须以劳民革命为根本。”
而且中国革命不能让“中等社会”和“学生社会”来领导。他甚至说：“非有劳民为主动，则革命不成。”什么意思 所谓“主动”即主力，也就是领导者的意思。
按他当时研究的策略，革命党人的活动必须以运动农工为本位，他还发起了一个叫“农民疾苦调查会”的组织，开始研究起中国农民革命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中国土地革命“两步走”的战略设想，也就是先摆脱地主和国家的剥削，实行个人私有制。当革命胜利后，再实行共产制。他当时在日本看了不少马克思的书，对资产阶级已彻底失望，甚至还在刊物上叫嚷要“杀尽资本家”。一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非是想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好出风头的他就跳出来逐条地批驳起来。
见刘师培心有所动，蔡元培又不失时机地从布包里摸出几本《国粹学报》递了过去：
“玄同叫我把它送给你，说你看了这一定会来北大的。他当年在南洋中学读书，第一次读你的新史学大作简直被震呆 因每期都有你的文章，所以自创刊起，每期刊物他都珍藏着。还有，你的好友黄节和弟子刘叔雅，都已应聘快要到北大 ”
刘师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了，他颤微微地走上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