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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用白话文翻译出来，你看如何？”
钱玄同见大功告成，高兴地夹起黑皮包，说：
“好！好！让我们一齐动手，来打破这个铁屋子！”
周树人挺喜欢钱玄同的那股生气，送他出来时逗趣地说：
“下次来早些，我请你去胡同外的广和居吃炸丸子，怎么 ”
钱玄同大喜，可又害怕门房的狗，忙提心吊胆地溜走
19
转眼到了深秋，当香山的红叶摇曳出火焰般的热情时，校园里也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
蔡元培整治北大已初见成效，这些天他好像过节似的，脸上总是乐呵呵地笑。此刻，金色的阳光暖暖地射进他的办公室，蔡元培正斜靠在圈椅里，津津乐道地翻阅着一大摞散发着墨香的《北京大学日刊》。这份新创刊的读物，几乎每天公布的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北大评议会终于正式成立了，胡适当选为文科评议员。教育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同意修改大学规程，在北大首先推行选科制。法科学长王建租来函，法科研究所终于筹备成立 紧接着，各科的研究所也相继成立，像范文澜等都有幸成了留校的第一批研究生。还有学生团体，真好比雨后春笋争先恐后地往外冒。学生银行筹备委员会刚宣告成立，史学、音乐等各种研究会都抢着来请他当名誉会长或要求亮牌子。他是个天生的革新家，更是一位执着的道德理想家。最令他欣慰的是他终于举办了两次大场面的艺术讲座，迈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重要一步。
先是请他当年在教育部的老搭档蒋维乔演讲静坐法，这位风风火火的实干家居然熟谙养身之道？真是大出蔡元培意外。
那天的场面也真是令人难忘，蒋维乔边讲边示范，时而呈老袖入定之状。一帮技击会的学生，全部盘腿席地而坐，以壮蒋先生的声威。
第二次讲座请来了著名国画家陈师曾。又是他亲自拟定通告交日刊发表，不是不放心，而是总觉得有些话要告诉学生。
在当时的北京画坛，陈师曾可是首屈一指的大家。齐白石刚从湖南乡下来，虽然画得好，年纪也比陈师曾大，却没有人捧场。还多亏了陈师曾的热心提携，才逐步名声鹊起。一次日本人请陈去本岛举办画展，陈师曾就叫齐白石也拿几张作品一齐去展。人家要买他的画，他就顺便推荐起齐白石。那天陈师曾讲课，观者如云，北京城里的许多青年画家和美术爱好者也来 蔡元培就在这里认识了徐悲鸿，还见到了一个熟人，松筠庵的主持僧法喜和尚。
法喜和尚果然是陈师曾的密友，正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名画一张张悬挂起来供师生观摩。当蔡元培激动地上前感谢时，法喜含笑合掌作揖，说道：
“敬贺蔡先生旗开得胜，还记得去年贫僧说过的话 真正的宗教也是一种美的哲学。听说您已请了我的朋友王心葵先生来演奏古琴，今后有用得着贫僧的地方，一定效力。”
北京的秋天格外气爽，碧净的蓝天上传来隐隐的鸽哨声。他想去校园里转转，顺便听听胡适的讲座。人刚站起身，就见一位校刊的编辑进来请示他说：
“有位叫林明侯的同学，来函建议校方提倡素食，说可以在校内餐厅，另订素食章程推行。他还要求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见，不知校长尊意如何？”
蔡元培一听有人提倡素食，大喜过望。他早年留学时，就受李石曾的影响，开始吃素。而且为此放弃了十多年的口福，搞得人也清心寡欲起来。他接过学生的来信，一看觉得还挺有见解呢。
他连声叫好，拿起笔写下一段按语叫校刊一齐发表。
“林同学提议鄙人甚赞成，同学中有赞成者，可速赴斋务处报名，以便议定办法。”
想想真是有趣，当年为了吃素还和夫人有过一场四角呢。那时黄仲玉见他人渐渐消瘦，就心痛地规劝起来：
“先生一心革命，求学不为功名，我都可以理解。但现在突然又要吃素，这又何苦 ”
蔡元培天真地回答说：
“据李石曾兄告我，吃素有三大好处：一曰卫生，二曰戒杀，三曰节用。我读俄国托尔斯泰著作描写田猎惨状，尤为痛心，故欲实行‘戒杀主义’也。”
黄仲玉反驳道：
“这就更怪 先生早年曾密造炸弹，试图暗杀慈禧，那时连人都想杀，怎么现在连禽兽的生命都痛惜起来了 ”
“人有该杀之罪恶，杀之非为过也。动物何罪之有？故杀之无道也！”
见蔡元培辩解也有道理，黄仲玉无话可说 经过夫妻反复协商，蔡元培总算答应不实行全素，但赴宴时从不碰大鱼大肉。
他终于站起身，向校园里漫步走去。来北大这一年真快呀，连在建的红楼都已经结顶，明年就可以搬进去使用 还有，该聘的教授基本到齐 梁漱溟已正式来校任教，胡适一到又推荐了几位教英文的留美学生。刘师培、辜鸿铭也算给他面子，总算没有在课堂上乱讲尊王和复辟。只是章士钊太热心政治，执意要在明年去西南军政府谋事，想推荐李守常来代他当图书馆主任。当然，他最高兴的还是胡适上的“哲学史大纲”，终于一炮打响。那天他听范文澜说书般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通，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他缓缓地向法科大讲堂走去。
胡适正神态自若地站在讲台上，用他创造的截断众流的新方法讲授中国哲学史。虽然他的上课时间是最容易叫人打瞌睡的下午，然而大讲堂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一百五六十人，睁大着三百几十只眼睛，摊开了一百多本的各式各样的笔记簿，摆着一百多支笔，盯着一位年龄与他们相仿的人滔滔不绝地阐述着新的见解。他也尽量发挥出一个演说家的风采，以及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抑扬顿挫的本领。他说话的声音总是十分的和蔼和诚恳，带有一股自然的亲和力，使人觉得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话也特别的能够感动人。他越讲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往往反复议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他终于控制住了局面，把枯燥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演绎成一部生动的有血有肉的白话历史长卷。
下课时，胡适整理好讲义正要出去，发现傅斯年和顾颉刚还站在坐位上，好像有话要说似的。他忙热情地迎上去，邀请他们到他的房间去做客。
“真要感谢二位的捧场呵！”
他出于真心地握住两位的手，用力地摇了几下。
傅斯年有点矜持地指指顾颉刚，说：
“你要谢就谢他，是他发现了胡先生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
三个人回到北河沿的教师宿舍，海阔天空地漫谈起来。毕竟都是年轻人，感情很快就融洽起来。
对胡适的这次上课开始也有异议，陈汉章就拿着他新编的讲义仰面大笑，说：
“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要看他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哈哈！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了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真是不通之至呐！”
胡适却不买他的账，照讲不误。但心里却很悲哀，这帮老学究其实连中国哲学史的性质都没搞懂 还自以为是能和古人对话的硕儒呢。
顾颉刚因结识了胡适显得很高兴，他又回忆起那天的情景：
“胡先生，说老实话那天上课大家也没当回事，可我却听出了新名堂。以往中国哲学史一课是陈汉章讲授的，讲的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那一套。他先从伏羲说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最好笑的还是冯友兰他们上本科时，讲哲学史的是陈介石老先生，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课，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才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他就在去年去世 所以一见你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还大胆地称西周是‘诗人时代’。你这一改可给我们一班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好没有闹风潮。我自以为听出了一个道理，就对同学们说，胡先生虽然书没有陈先生读得多，但在截断众流上是足以自立的。也许我的威望不够高，一些同学觉得你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不配教这门课，还想赶走你。急得我只好去请傅斯年也来听课。他听了几次课，终于表示满意。就对同学们说，这个人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同学们见这位平时最敢放言高论的人都说好了，也就都跟着说好 ”
胡适想不到背景有如此复杂，真是又惊又喜。为了自己的一堂课，还差点引起一场风波哩。他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
胡适已完全恢复了自信，他毕竟留学七年，见识比他们广多 他带点炫耀地说：
“我讲哲学史可不是心血来潮，那是从近九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引申出来的。”
也许又被他的博士头衔唬住了，傅斯年恭敬地说：
“胡先生，我非常佩服您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是不是能在这方面谈谈 ”
胡适先暗自在心里笑了，他决定调动起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降服这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北大骄子。他用一种充满激情的语调说道：
“记得去年回国前夕，我见到了分隔十年的老师马君武先生。我是多么激动地想从他身上吸取新的营养 可是，几次谈话下来我失望 他几乎十年没有长进，进而环顾中国学界，又几乎一片空白。梁启超的‘中体西用’似乎已老调重谈，不能成为支撑他学界领袖地位的新典范。说得狂妄一些，国内台面上活跃着的，仍是一批二十年前的老古董。所以这次回国，我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一是想在国学领域造成一场学术革命。在这一点上，我和仲甫先生可能有所差异，他想造成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我没有意见，而且学术革命也可能会牵扯到思想革命，就像刚才我和陈老先生对待哲学史的不同态度。但是，仲甫他们有点过激了，认为革命就是破坏，破坏就是革命。而我同意破坏，但更想着如何重建。二是我认为治中国思想和学术，都是围绕一个方法。什么才是中国学界急需的新典范和新方法 如果说早年受赫胥黎影响，使我懂得了怀疑。那么后来从师杜威，又教会了我如何去求证。在这里我想引用尼采的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治学方法，那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旧文化，一方面要反对盲从，大胆怀疑，一方面又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重新整理。按照我的话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傅斯年完全被他的气势震住 先是目瞪口呆地张大了嘴，后来总算有点醒悟过来，喃喃地对顾颉刚说：
“怎么我们平时在想的，又朦朦胧胧说不出的话，被胡先生一下就点通了，说出来 ”
顾颉刚尽管心里也很激动，却不露声色。傅斯年已忍不住冲上前，恭敬地向胡适鞠了一躬，说：
“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