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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独自走出了会场，乘着那辆孙宝琦送的旧马车，消失在夜雾中。
他急于去拜访一个人。刚才他已联络了北京十四所高校的校长，定于明天下午在北大开会。打算成立以他为首的“校长团”，全力营救学生。而王宠惠也从法律方面提醒他，纵火事件已授之以炳，政府万一提交法庭审理将后患无穷。马车终于在一片宽敞的大宅院前停了下来，他像一位肩负特殊使命的独行侠，擂响了朱红色的大门。
他要找的正是孙宝倚，这位当年清政府的驻德公使，即是促成他1907年留学德国的恩公，也是段祺瑞平时最为敬重的长者之一。
闲居在家的孙老先生，在摆满古玩的客厅会见了这位小同乡。蔡元培开门见山，请求他对段氏说明学生的举动全出自爱国热情，希望能尽快释放。孙宝琦却深表犹豫，他深知那位“参战督办”的性格，觉得这件事闹得太大了，心里实在不想卷入这场是非，怕丢了老面子，还遭人怨恨。
蔡元培见游说无望，双眼露出绝望的神情。因心中有气，性格中那股书生的呆劲终于发作开来。他既不开口，也不说走，只管自己独自一人呆坐在客厅里。老先生见他眼睛对着眼睛，成了斗鸡眼。人也像个木头人傻愣着不会动了，又从九点多一直坐到十二点多。知道再不表态，他会一直坐到天亮。终于无可奈何地哀叹一声，答应明天前去一试，连哄带劝地将他送出了门。
而就在这天深夜，在北大西斋的学生宿舍里，罗家伦正激情澎湃地为《每周评论》写稿。傍晚时他和傅斯年一回校，陈独秀就派人将他俩叫去了箭杆胡同。他听着两人绘声绘色的描述，好像自己也亲临其境了，连声不绝地大声叫好。见胡适去了上海，又俨然以新潮社导师的口气布置他们做这做那。还约罗家伦连夜写一篇稿，火药味一定要浓。罗家伦终于写完了这篇煌煌大作，他也由此暴得了大名。因为正是他的这篇《“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在中国发明了“五四运动”这个永恒的名词。
这天子夜，当蔡元培孤身一人乘马车疲乏地回家时，北京城里又发生了一则新闻。虽然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了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还是有几位学生蒙过政府的耳目，通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份电报。这电报就成了5月5日轰动上海各大报纸的惟一新闻稿。
当中国教育会的蒋梦麟拿到报纸时，他正在吃早餐。他刚和胡适陪杜威夫妇从杭州游览回沪，一见北京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件，慌忙给胡适打起电话。而胡适也看见了报纸，正想找他商量呢。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中国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去三位卖国大员，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整个上海就这样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答复，但一直奋无消息。又是学生们首先不耐烦了，率先宣布罢课。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地上街演说，沿着南京路挨户劝说店家罢市。各店铺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纷纷把店门关起来 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户都关上大门
罢市风声迅速地蔓延开来，全上海的商店都关门 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最好笑的是正当租界的巡警束手无策时，却不知从哪涌来了一队童子军，代替巡警维持起街头秩序并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童子军来维持人潮汹涌的大街秩序，这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是一件新鲜稀奇之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奇怪呀，为何老百姓这么乐意接受这些小孩子的指挥，而对巡捕们却大发脾气
也就在5月5日下午，北京的十四所高等学校的校长聚会于北京大学，正式打出了“校长团”的旗号。以蔡元培为首的大学校长们终于大义凛然地走上了大街，以风萧萧兮一去不复还的气概，齐赴警察厅，找吴炳湘放人。
这位警察总监先被这批学界领袖的气势震住 他们一致认为：学生的爱国行动实为团体行动，学校行动，所以不能让被拘的少数学生负责，而应由各校校长负责。并表示愿以各校校长本身抵罪。如不答应条件，将率领全北京的教师集体罢教。而蔡元培更是推开众人，一马当先地挡在他们面前，神情决绝地说：
“鄙人是北大校长，愿负完全责任，愿以一人代学生向政府抵罪！”
吴炳湘倒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只得借口说这次捕人是国务院的命令。如要释放，也非有院令不可呀，把球踢到上面去
校长们无奈，又集体来到教育部找傅增湘。不巧这位受气的总长因屡遭训斥刚提出辞呈，正好不在部里办公。校长们又吵吵闹闹地赶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没想到徐世昌和钱能训都托词拒绝会见。
但“校长团”集体请愿、保释学生的消息已传进了中南海，震动了北京的中外舆论。
校长们有所不知的是，那位国务总理钱能训其实正在里面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自昨日始，要求释放学生的电文已雪片般从四面八方飞来北京。上海三十三所大专学校联名表示，如再不放人，各校学生愿为后盾。而安徽省全体学生说得更绝，国耻日之前政府不放人，则全体无限期罢课。社会名流如江大燮、林长民、王宠惠等，也联名致函警察厅，威胁政府说，国耻纪念日即将来临，北京学生和社会各界正酝酿召开国民大会，如酿成激变，后患将不堪设想
内阁紧急会议其实昨天就已经开了，只是一直没有好的对策。军阀们对这场学生运动真是恨之入骨，会议上关于解散北京大学，撤免蔡元培，几乎为一致主张。那位警备司令段芝贵甚至说出“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的气话。而教育总长傅增湘倒不愧为一介书生，竟敢站出来反对解散大学，为蔡元培解释。他说：
“解散大学古今中外无此先例，蔡元培在学界地位不可动摇。如贸然将其撤职，学界将由此大乱。”
钱能训真是恼怒透顶了，大骂起傅增湘的糊涂。他刻薄地眯细眼反问这位老翰林：
“你说蔡元培做校长地位不可动摇，若蔡元培死了则又如何 ”
他怎能不怨恨这位蔡元培 本来他这届内阁碰上了巴黎和会，已发发可危，而蔡元培又鼓动学潮给了他致命一击。他真是老鼠钻进了风箱，两头受气。舆论和各界通电将他斥为镇压学生的刽子手，而刚才跑去向段祺瑞讨主意，又白受了一场冷遇。他说看来国耻纪念日已经逼近，闹事的学生也只能先放了再说吧。段祺瑞却冷冷地讽刺道：
“你们如果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枪镇压，甚至暗杀掉蔡元培，哪会造成今天的被动局面？告诉你，作为一名政治家，对付学潮只有一条对策：那就是凶、狠、快！”
更让钱能训沮丧的是，他已听说了段祺瑞正授意安福国会，借这次学潮来鼓动政期，进行倒阁活动。想派安福系头子王揖唐出面重新组阁 他终于恶狠狠地在心里咒了句：
“学潮！学潮，可鄙的学潮！你们每闹一次，中国就要倒台一届内阁！”
北京的全体学生又进一步发动了攻势，他们于5月6日，宣布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并将总部设在马神庙的北大二院，还在《会纲》中明确规定了：“至于全体者《即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由本会暂行委托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执行之。”
蔡元培见政府两天没放人，又焦虑地率校长们前去教育部。这次总算碰见了辞职未成的傅增湘。校长们请求他设法营救学生，他也一口答应斡旋。并悄悄向蔡元培透露了政府已有所松动的消息。要他们快去盯住吴炳湘，但警察厅可能会提出一些交换条件，先答应了再说吧，保人要紧！
蔡元培感叹地望着这位因自己遭受连累的朋友。他想起前不久的那场“林、蔡大战”后，林琴南的那位同乡张元奇，曾运动少数安福系议员，联名弹劾傅增湘，后终因不得人心没有成功。他动情地说：
“元培自来京后，幸亏遇上了你和静生两位总长，否则北大恐怕早已全军覆没 这次学生如能释放，元培一定辞职，再不敢惊扰大驾 ”
傅增湘也感慨地说：“弟也早已厌透了官场的空气，也想早日归隐书斋哟。”
于是，蔡元培又率众人连夜赶到警察厅。吴炳湘起先可能为了加大砝码，与蔡元培争辩甚久。最后，总算退了一步，提出了保释被捕学生的两个条件。条件倒还算可以接受，一是不准学生明天参加国民大会，二是各校学生明日起一律上课。
待蔡元培一行赶回北大时，已是夜里十点多钟 他安排诸位在校长室歇脚，先喝点茶水。接连几日的奔波和担惊受怕，可把校长们累垮 但想想明天就可救出学生了，又都来了精神。蔡元培一点不敢松劲，他知道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已箭拔弩张，一触即发。忙请人叫来罗家伦、方豪等北京学联负责人，想说服他们答应政府的交换条件。
方豪觉得不可思议，几天来的冲冲杀杀，他们一下成了能在全北京呼风唤雨的学生领袖，人也自然轻狂起来。见他口气很冲地说：
“这不太可能，昨天才决议罢课的，明天就要复课，我们办不到。”
罗家伦却挺明白地站在蔡校长一边，说：“校长们和吴炳湘达成谅解很不容易的，再说也不能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受罪呀。况且这次又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我看还是听蔡校长的吧。”
方豪他们又反问几位校长：“如果我们明天复了课，他们不放人，怎么办？”
校长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担保，再说吴炳湘也曾发过誓的，‘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生的儿子了’……”
大家扑哧一笑，都为这句话感到有面子 于是答应了明天复课。他们连夜分成五队人马，奔赴北京各大学校，不辞劳苦地去通知全体同学，复课了！复课了！
5月7日的北大校园里，春光格外明媚。接连数日的折腾，把人的情绪都搞没 谁都忘记了一个事实，春天早已来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马神庙老槐树充满生机的秀发里，春天在北河沿小燕子的尾巴里，春天在汉花园一丛丛丁香的骨朵里，春天在沙滩红楼师生们的笑声里。
门房老刘头一大早就领着校役们，将红楼文科后面的大操场打扫得纤尘不染。不一会儿被捕的学生娃就要回娘家了，蔡校长将领着全校师生在这里开欢迎大会呢。
师生们果然早早地来了，蔡元培今天像换了一个人，剃去了山羊胡子，清瘦的脸上洋溢出抑止不住的激动。他率领大家先去搬来许多长凳子，排成一列，供开会后与获释同学拍照时用。见约定时间快到，又和大家列队在红楼文科门外等候起来。上午十时左右，各校被捕学生终于乘六辆汽车回到北京大学。虽然只分开了三天，但是这三天里狱内狱外所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所以同学之间初一见面，彼此都十分激动，激动的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了，整个欢迎场面突然出现了静悄悄欲语无言的局面。许德珩在范文澜的陪同下，来到蔡校长面前。同学们因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