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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决定明日不辞而别，部务就暂时由兄全权代理 我走后，你可派沈彭年金事南下挽留蔡先生。”
袁希涛不明白他为何急于出走，傅增湘只好和盘托出底细。原来徐世昌见挽蔡声势日增，又让钱能训去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恰巧徐树铮也在场。只见徐树铮指着钱能训鼻子训斥道：
“今年的一切骚乱，全由蔡元培一人挑起。先是什么‘林蔡大战’，后又搞‘五四学潮’，现在他自己躲在西湖边逍遥，又引发了‘挽蔡运动’看政府笑话。光北京乱还不算，又搞得全国学界一片混乱。这次政府千万不能再姑息养奸了，不能再由他一人牵着鼻子跑。国会和军队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傅增湘又接着关照袁希涛说：“现在的教育部已成了风口浪尖，谁当总长都进退两难。倘若跟着学生跑必遭免职，但跟着政府跑又必遭全国学界声讨，弄得将来都无法做人 所以我还是劝你要真心挽蔡，因蔡公在北大乃至全国学界地位不可动摇。我估计徐世昌也会在学界和安福系之间搞些平衡。他才不会乖乖地给段祺瑞做儿子呢。现在前线直、奉已联手反皖，南北和议又陷入僵局。我看安福系最终绝没有好下场，为兄也要好自为之 ”
第二天他果然一走了事，袁希涛还算明白，按傅增湘旨意一一照办。但是北京政府对于挽蔡仍无表示，全国学界见傅增湘出走，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大总统和国务院。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又在北大开联席会议，再次表明挽蔡决心，并准备罢课。最厉害的还是北京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继宣布辞职，以示声援。而医专校长汤尔和与工专校长洪熔，干脆在5月13日正式离京赴津，以示与蔡元培共去留的决心。
就是这天晚上，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有关事项。会后向全校师生发布了再次掀起挽蔡斗争的布告。
徐世昌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不得已在5月14日下达挽蔡的命令：
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为奉职无状恳请解职由。
呈悉。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
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此令。
但是北大师生很快发现徐世昌这个命令语意极不诚恳，明为挽留，暗存责备之意。同时他又玩弄了一个花招，就在同一天，他把挽蔡的命令和挽留三个卖国贼的命令一同发表，阴谋以挽蔡为名把卖国贼也保护下来。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同时，他又连续下达了两道继续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并在第二天，将同情蔡元培的傅增湘明令免职
也许徐世昌是想施展他官场老手的韬略，一举摆平天下的各种政治势力。但此时的北京，已非他人能扭转乾坤。结果事与愿违，引发起一场更大的风潮。
蔡元培其实这些天一直在天津，隐居在新旅社楼房四十一号里静心养病。他见政府毫无诚意可言，终于哀叹一声，于5月16日中午离津一路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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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自从免职后，终于从前台退居箭杆胡同，潜心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撰稿和编务。但他始终关注着北大的一举一动，俨然以学生运动总司令自居。尤其是蔡元培被逼出走后，他心中原有的芥蒂也自然消失 今天，他一听说北京学界针对徐世昌的丑恶表演，又准备联合向政府提出四项交涉条件，觉得事关全局，必须从策略上好好组织一下新的攻势。便叫来了胡适、李大钊和新潮社、国民社的一些学生骨干，把他那间书房兼会客厅挤得满满的。
胡适已赶回北大帮助维持校务，正脸色沉重地坐在那里。他对学生被捕深表同情，但对上街游行一直很反感。学校都罢课了，还有谁来听他和杜威演讲实验主义哲学？他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白话文运动和学术革命岂不半途夭折 他不止一次地向钱玄同和周作人抱怨，说仲甫完全又恢复了当年那种革命党的腔调，把《每周评论》当作他宣泄情绪的惟一武器 先是在5月4日这天，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激昂地宣布：“我看国内的南北和会巴黎和会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是没有好结果的。”
“天哪，仲甫是想直接行动 ”胡适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见“五四”以后，《每周评论》上几乎期期都是仲甫的文章。仅在北京，发行量一下猛涨到了五万多份，就知道这份刊物离最终查禁已不远
李大钊却用欣喜的目光，关注着陈独秀的思想激变。虽然在北大，他成了最早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但只要这位老兄一旦觉悟，立刻就会走到自己前面。他的气局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领袖群伦的大人物。不是 自“五四”以后，陈独秀就果断地用《每周评论》的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三期“山东问题”专号，居然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段祺瑞，他也一下成了“五四”期间煽动国民奋起反抗的鼓动家。
陈独秀以他的气魄和胆识又成了最受激进青年敬佩和拥戴的思想领袖。今天除了两个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以外，他还请了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这位湖南人曾是毛泽东的密友，于去年秋天来京后就留了下来。他受陈独秀行动主义理论的影响，已秘密成立了一个跨校的行动小组，直接受命于陈的指挥。
会议由李大钊主持，他沉稳地扫视了一眼众人，说：
“北京学联提出了四项交涉条件，一是切实挽留蔡校长，二是教育总长不予更动，三是准许学生自由集会，四是惩办曹、章等人。我估计政府不会轻易答应，学联也作出了于5月19日北京学界全体总罢课的决定。仲甫先生认为，现在已不仅仅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挽蔡斗争’了，北京的市民已开始觉醒，于5月12日召开了十余万人的国民大会。现在的形势已到了关键时刻，如何因势利导，他有一套很成熟的看法，我们欢迎他作指导。”
陈独秀气势逼人地站了起来，挥动了一下有力的手臂，大声地说：
“蔡校长的毅然出走，使刚平息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掀起了滔天巨浪。现在北京学界流传着一句口号，‘罢不罢，看北大’！而北大如何行动，就看在坐诸位 我今天刚为《每周评论》写完下一期的稿子，题目叫《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大家记得我在年初时，曾提出了科学和民主这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但是我们现在无论国内国外都面临着一个强盗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公理不敌强权的时代。怎么办？我们必须实行民族自卫主义！万万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就成了下等无血动物。我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国民彻底觉悟的惟一途径，一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是不能等待少数垄断政权人的觉悟。记住，公理是不会自己发挥的。是要靠强力来拥护的。德、俄两国的皇帝，都是我们平民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现在已成了两国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敌人所压。中国的政治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只有发动平民征服政府。也就是说，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阶级——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些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我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是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见。所以我今天要明确告诉你们对付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两条对策。那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李大钊的眼角露出了赞许的神情。张国焘和许德珩、邓中夏欣喜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纷纷表示拥护。
邓中夏激动地说：“待学界总罢课一开始，我们就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还有十人团、国货维持会等深入大街小巷，向民众宣传先生的思想主张！”
张国焘双目熠熠放彩地站起来，痛快淋漓地说：“蔡先生提倡劳工神圣，陈先生干脆明确地宣布：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我看下一步学生运动的重点，就是发动全国的劳工团体，罢工、罢市、罢课、罢教，一直罢到军阀政府倒台为止。”
罗家伦有点胆怯了，面色苍白地问傅斯年：
“是不是要……暴……动……了”
他这几天为了想探听些虚实，曾征得傅的同意，去安福俱乐部听过几次演讲。没想到被北大学生看见了，一传开来自然很狼狈
傅斯年也开始迷惑起来，胡适终于不满地站了出来：
“我不主张将学生运动引向极端的政治行动。这样做不但你自己很危险，北大也将成为学生监狱 ”
陈独秀终于发现了一个令他不快的现实。在北大，以他为首的文人集团和以胡适为首的文人集团，在关键时候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政治态度。
他开始气愤地回敬了胡适一句，说：“我现在是脑筋惨痛至极，极盼望政府能早日捉我下监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见他生气了，胡适便找个理由想先走一步。他还有许多正事要办，杜威夫妇马上就要来京讲演。他精心安排的这场学术活动，眼看将在罢课声中泡汤
陈独秀还不肯放过他，还在大声地教训他说：“适之我要正告你一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处。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类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胡适气愤地摔门而出，在心里咒了一句：“让你的荒诞文明观见鬼去吧！”
但是他回家后想想还是不踏实，就约沈尹默一起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
学潮惟公来可以收拾，群望公来。
北大果然成了关押学生的临时监狱。
令人难忘的5月18日，北京各校的五千多名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地来到北大三院，哀悼一位为国事忧愤而死的爱国志士。他就是北大文预科学生郭钦光。郭钦光曾奋勇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激于当局滥捕学生之举，回校后胃部愤然大痛，呕血盈斗，竟卧床不起。临危之际，仍以国事为念，每每呕血不止，长叹不息，最后以一声“不复青岛宁死”告别人世，终年才24岁。那天乌云密布，群情激奋，追悼大会成了又一次反政府行动的动员大会。第二天，全市学生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总罢课。这次活动组织的很严密，北京大学仍承担起领导骨干的责任。尽管北京政府先点名限令北大三日内首先开课，但北大学生就是置之不理。以后政府又连续两次下令三日内复课，学生仍不为所动。并严正声明：卖国贼不罢免，罢课要求不满足，决不复课。在北大的影响下，又冒出了“北京女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学联并肩行动。并模仿北大组成了许多演讲团四处宣讲，她们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