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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有点矜持地抬起头，淡然一笑说：“一个真正的好人应有控制局面的实力，超凡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如掌握军权必然像华盛顿，处理政务应该像古代的清官。具体地说，目前在政界我看有实力的好人只有吴佩孚 而在知识界，就是我们这批欧美派的实干家。只要我们能携手联合，组成好人政府，直接干预政治改良，中国不是有救了 ”
蒋梦麟也听得热血沸腾起来，丁文江不愧是位狂妄的空谈家，一下子就把两位学者对社会和政治的主角意识鼓动了起来。
胡适还有点不放心，问：“吴佩孚这人看来很革命，还同情学生运动，但他能买我们账 ”
丁文江悠然一笑，说：“你们应该有所耳闻我和政界要人的关系。说实话，我已通过吴的两位军师孙丹林和白坚武，多次传递过信息。吴的意思要我们先在知识界行动起来，造些舆论，他执政后马上组织好人内阁，学英美搞民主政治。”
三个人终于眉开眼笑地边吃边谈，好像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希望。当下决定在6月1日先秘密成立一个“努力会”，由胡适起草组织大纲。并设法争取《晨报》支持，尽可能要有自己的思想阵地。在策略上胡适提议梁启超的研究系多是名声不好的旧政客，应尽量拉开距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正在各种主义中徘徊的胡适，终于和陈、李一样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一心想做圣人的胡适一开口谈政治，就把天下人吓了一大跳。那种不可遏止的激情带着少年人的轻狂，湮没了昨日那个学者型的胡适。为了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位烈士，胡适做了一首《四烈士家上的没字碑歌》。诗中竟反复出现这样的字句：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老先生们不高兴了，辜鸿铭在校园里摇着脑袋叹息：“这像什么诗？胡适总是胡说。”而李大钊和他手下的那帮红色少年，却欣喜地注视着胡适的变化。他开始南下了，先上海，后江苏。安徽，频繁地与政界、学界接触，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双十节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写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而在这一年秋季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更是直言不讳地向师生疾呼：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该谈有政府主义，应该谈好政府主义。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当时还闹过一个笑话。上海有位叫朱谦之的共产党早期理论家，正和日本回来的郭沫若合译一部新的马列书。他以前曾劝胡适参加共产运动，被拒绝 最近看了胡适的诗文和演讲，以为他思想激进了，又来劝说胡适向左转。后来朱谦之被捕时，曾在报纸上公开过这段秘闻。
中国的许多人，不相信朱谦之会去劝说胡适这样的自由派领袖参加革命，而胡适居然未加避讳地点头承认
5
遥望1921年的中国，天空中充斥着各种主义的声音。这时，一个外国人来到了北京，他是想来听所纯粹的学者们的声音，为此，他慕名拜访了辜鸿铭。他，就是英国大文豪毛姆。
毛姆是专为辜鸿铭赶来北京的，他在英国就拜读了托尔斯泰于1906年给辜的长信。又翻阅了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对神秘的东方哲学充满了向往之情。
可是他一到北京就犯了致命的错误。他请一位英国朋友安排这次约会，傲慢的英国人信手开了一张条子送去了，说是请老先生过来坐坐。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那边却一点也没有动静。待毛姆明白过来，主动上门拜访时，这位倔强的老人先让他领教了轻蔑的代价。
毛姆是坐着轿子迷迷糊糊飘进这条清僻的小巷的。印象中先是穿过一个破败的庭园，被领进一个低而长的房间。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书，墙上没有摆书的地方，挂着一卷卷用毛笔书写的对联。毛姆恭敬地坐了下来，心想这些大概就是孔子的语录吧？
毛姆等了一会儿，那位领他进来的仆人带来一壶茶，两个茶杯和一听纸烟。当他泡好茶出去时，辜鸿铭来 毛姆连忙起身，辜鸿铭毫无表情地挥挥手，两人一齐坐了下来。辜鸿铭盯着他说：
“你想来见我，真是非常荣幸。因为你们的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毛姆想解释，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辜鸿铭斜躺在椅子上，用猫戏老鼠般的神情嘲讽道；
“所以你们以为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过来。”
毛姆这才感觉到失礼的宿怨还未消尽，连忙抬起头讲了许多客套话。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有一条灰色的小辫子和一双亮而大的眼睛，眼下有重叠下垂的皱皮。他的牙齿因折断而变色。身材极瘦，那双细而小的手，已经枯萎得像爪子 记得有人告诉过他是吸鸦片烟的。他的装束好像很随便，身穿黑衣衫，头戴一顶黑色的瓜皮小帽，深灰色的裤子在脚踝的地方用袜带系住。他好像在提防着什么，脸上表现出一种防备人的神情。当然，这位哲学家在关心抽象世界方面的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毛姆想起了狄斯拉利的话，皇族必须被充分的奉承。便极力地阿谀他，老人的态度果然舒畅了许多。他点燃了一根纸烟，指着他的书说：
“我是在柏林得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后来又在牛津呆了一些时候。可是英国人，假如你容许我这样说，是不宜于研究哲学的。”
毛姆说：“我们也有过不少哲学家，他们对于思想界并非全无影响。我们还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
辜鸿铭的眼珠突然定住了，大声地说：“你是说休姆和白格利，他们能和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 你凭什么说你们比我们好 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优美 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 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 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是进化的人类 你们可知道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推我独尊的实验？我们企图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许多世纪以来，我们都成功 ”
他说到这里，有点得意地喝了口茶。毛姆不服地问：“那么为何白种人会轻视你们黄种人 ”
辜鸿铭突然被刺痛了，从靠椅上站了起来，激昂地说：“因为你们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打破了我们哲学家的梦，你们说世界可以用法律和命令的权力来统治，现在你们在用你们的秘密教导我们的青年 你们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 你们不知道我们有机械方面的天才 你们不知道在这国度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际最勤恳的百姓 你们以为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学得会 当黄种人会造和白种人一样好的枪支时，而且也会射得一样直的时候，你们的优点还会怎样了 你们喜欢机关枪，最后也将被机关枪判决。”
毛姆被他的中国文明优越论震住了，又小心翼翼地问：“你可研究过美国现代哲学的发展 ”
辜鸿铭轻蔑地说：“你是说杜威的实用主义？那是那些想要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者的最后的逃避所。”
他一口气说完这句尖酸的话还不过瘾，又挑衅地白了毛姆一眼说：“不过我用美国汽油可比美国哲学还要多。”
他们又重新坐下，喝了一杯茶。辜鸿铭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他谈到很久以前的哲学家，是怎样地率领他们的门徒从一国周游到另一国，教导一切有资格学习的人。皇帝们召他们去赴会，封他们做城市的长官。所以他对于西欧哲学研究的结果只能说明一点，人类的智慧只能在孔子的圣典范围之内才能找到。他深信不疑地接受了孔子的学说，觉得一切异邦的学问都好像是那样空虚和苍白。他急切地谈着，好像并没有圣人般的闲适。他是一个雄辩家，也是一个斗争者。他嫌恶现代个人主义的呼声。在他看来，社会是一个单位，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他拥护老大中华和旧式学校，帝国和孔子严正的圣典。他不止一次地哀叹自己拥有总理国政的才能，可是再没有皇帝可以把重任托付给他。他是多么迫切地想将满腹经纶传授给他的灵魂所眷恋着的大群的学生。可是来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他们都给一些以如簧之舌兜售新口号的人诱惑走 剩下的只是一些很少的，可怜的，面有饥色的，愚钝的乡下子弟。
老人终于累了，神情沮丧地低垂下头。
毛姆却来了精神，询问起他这次来拜访的实质性问题。
“我想请教你对新文化运动，对罗素，对苏俄的共产主义的一些看法。”
辜鸿铭生气地点燃烟，吸了一口说：“新文化运动就是那些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用那亵渎的手，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破坏无遗的运动。而罗素 就是用世界上最庄严的词句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家伙。至于共产主义么，我还没有研究过。记得马克思说过它是个幽灵，让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的幽灵罢 ”
毛姆佩服地说：“精辟！实在精辟！再请教一个问题，中国如何结束这混乱、分裂的局面？”
辜鸿铭终于得意地笑了，又一次耍起了贫嘴：“这很简单，一句话，只要把中国的军阀、政客、买办和所有的外国人统统枪毙就行 ”
正在这时候，一个女孩亲昵地走了进来，偎进了这位老绅士的怀里。她用惊异的目光凝视着毛姆，辜鸿铭用手臂围住她，说这是他最小的女孩。他很亲热地吻她，细声地说着珍惜的话。
辜鸿铭说：“她是皇帝弃位的那一天出世的，是帝国覆亡时最后的一朵花。”
说完，他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包钱交给她，叫她出去玩。然后把小辫子拿在手里说：
“你看我留着发辫，这是一个标记。我也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
毛姆终于要走了，可他却不愿意起来。最后，他固执地说：“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作为你访问中国最后一位哲学家的追忆。我给你写一首诗吧，在中国，我的执笔挥毫不是完全可以轻视的。”
他坐在桌前，铺开纸，用臂部的自由转动开始写起字来。毛姆想起了他的笑话，听说每当他有钱时总要到烟花场所去胡闹一番。他想用宽恕来看待这位老绅士在秘密处所的押戏，也许他是想要明白人类这种最不可思议的幻觉吧？
当毛姆接过墨宝时，发现那些中国字像主人一样显出悦目的模样。
毛姆试探地问：“你不能给我一份译文 ”
“给它翻译就是给它伤残。”他回答说，“你不能希望我来糟蹋自己。去问你的英国朋友吧，但请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