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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蔡元培随张静江离开杭州，同车返沪的还有马叙伦和蒋梦麟。北大已沦落奉系教育总长刘哲的控制范围，蒋梦麟也只能四处避难。那天沪杭铁路因破坏刚恢复通车，一路上还经常停车，他们这些学界名流和党国要人，也只能搭乘一辆破旧的货车，在中间搁了几张椅子，一路颠簸地来到龙华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
白崇禧先匆匆会见了他们，眉飞色舞地宣布他的部队已进入上海，刚肃清北方军的残部。他已命令停止总罢工，命令所有小股武装分子必须交出武器，并向各国领事馆保证，绝不允许任何人以武力占领外国租界。没过多久，吴稚晖和李石曾又赶来迎接蔡元培一行。吴稚晖神色忿然地说：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今天一路上北伐军又抓了二十几位自封‘将军’的‘黑衣枪手’。他们打着工人纠察队的旗号，原来全是被共产党收买的鲁军兵宿和黑社会流氓。看来‘清党’已是迫在眉睫 ”
李石曾也激昂地晃动起那颗瘦脑袋，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就在昨天清晨，占领南京的数股国民革命军有计划地袭击了英、美和日本的领事馆。打伤了英国领事，并袭击和抢掠了全城的外国侨民。杀死两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意大利神甫和一名日本海员。下午三时，两艘外国军舰以掩护侨民撤退为名，猛烈地轰击了南京城，已造成数千人伤亡。据查这起恶性排外事件，又是混进北伐军的共产党政治委员和下级军官煽动起来的。共产党实在太可鄙了，如果再姑息养奸，国民革命将中途夭折，先总理将死不瞑目 ”
李石曾说着说着竟涕泪俱下地痛哭起来，他那种耿耿不平的焦虑之情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出门回家时，蔡元培感叹地对马叙伦和蒋梦麟说：
“分开也好，既然国共两党的宗旨和目标完全不同，迟分还不如早分。唉！仲甫在哪里 守常在哪里？我真想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
蒋梦麟却异常担忧地仰面长叹：“一场灾难即将来临，我已闻到了血腥味！”
两天后，蒋介石从南京抵达枫林桥总部行营。汪精卫将于4月1日从莫斯科回国，他必须为这场决定他命运的谈判备足筹码，提前做好准备。他匆匆地将军权托付给白崇禧以后，就关起门和张静江密谋起来。他非常赞赏和感谢这位盟兄在“清党”问题上的政治策略，第二天就将蔡元培等元老和蒋梦麟、马叙伦请来行营长谈，还客气地留他们住了几天。
他和蔡元培不熟，吴稚晖殷勤地在一旁穿针引线。那天的谈话他对蒋介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位踌躇满志的总司令表现得非常谦和有礼，以军人的威仪身板笔挺地和他长谈了几小时。蒋介石一再强调，“清党”是迫不得已，鲍罗廷来华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纳入“第三国际”的版图。他们已在蒙古扶植起一个亲苏的政权，你看吧，下一步就会鼓动他们独立。鲍罗廷还控制了武汉政府，正在策划从军事上消灭我和党内异己。
蔡元培也一再声明，他不懂政治，只会办教育。但为了完成国民革命，他可以同意“清党”。但是他反复告诫对方，他理解的“清党”，就是把共产党请出党外，而不是像杨虎等人说的随便捕人，更不允许随便杀人。就是个别人有罪，也要通过法律程序才能定罪。
蒋介石显然有点不悦，惊诧地打量起这位知识界的泰斗，怏怏地说：
“蔡先生真是位仁慈的圣贤，下一步兄弟还真想请您帮忙，主长全国的教育呢2”
蔡元培果然顶真地扶了一下眼镜，缓缓地说：“这件事，我和梦麟先生私下谈起过。如让我们办教育，我想把教育部改成大学院，在中国推行法国的大学区制度，真正让教育学术化，让教育独立于任何政党之外！”
蒋介石终于失去了耐心，他还有许多大事需要部署，便找了个借口，告辞而去
蔡元培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的歧路。他先后以党国元老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举手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清党”议案。又与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等联名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提供了一根有力的政治拐杖。他确实在歧途上走得太远了，几天后，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的盛大庆典上，他还神色庄严地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授印。记得那天阅兵典礼后他又发表了演说，老先生好像真的动了点怒气，他情绪激昂地说：
“我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是为了救国，为了救党。要知道总理手创的三民主义，与南京的关系极大。现在武昌方面是冒充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假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来实现共产主义，他们的发号施令都是受俄国人指挥的。要知道中国的病，好像一个患虚弱症的人，要用补药才能救治。而俄国的鲍罗廷却拼命用大黄去泄他，试问这样一个虚弱的人，经得起再泻 现在我们的责任更大了，一方面要打倒游荡的北京伪政府，一方面还要扫荡操纵的武汉伪政府，然后三民主义的精神才会发扬光大 ”
同在主席台就座的张静江，诡谲地瞟了眼吴稚晖，有点得意地说：
“老先生终于为我所用了，这次还很荣幸地和你一起，被汉方党内警告三个月哩！”
吴稚晖却不无担忧地说：“他恐怕很快会在越来越浓的血腥气中犹豫、徘徊，最后离我们而去。”
4月12日这天蔡元培起床很晚，下午会晤了一位朋友，谈的很久，第二天他就去了南京。虽然他没有亲眼目睹上海的那幕惨案，但一路却从报纸上看到了这场民国史上最残暴的杀戮。看到了南京、杭州大批横尸街头的赤色分子。到处都是搜捕的警笛，到处都是镇压的枪声。他开始疑惑了，难道这就是他期盼的“清党”？难道这就是他用生命和尊严维护的党国？而李平原之死却使他一下子清醒过来，那天他刚回到上海，马叙伦就赶来报信，说李平原已随黄埔军校训育主任萧楚女一齐被捕。他的公开身份是罢工会执行委员，李济琛已将他列入共党分子押入死牢。蔡元培惊得面无人色，当场给李去电，要他“刀下留人！”又急忙赶去找张静江，求他立即向蒋介石说情。待听完张静江和蒋的电话，他才不安地回去，可是没几天，他就看见了李平原血淋淋的人头，高悬于广州城头的大幅照片。他还没看完报纸，就两眼一黑地昏厥过去。醒来时，见身怀六甲的周养浩也在低声饮泣。眼前总是拂不散归国海轮上那双明亮的眼睛，那张幽默而喜欢思辨的可爱笑脸。李平原是从他身边踏上救国之路的，如果连这样的热血青年都无法容忍，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他终于像头愤怒的老狮子，四处奔走呼号。他开始频繁地给军政要员写信，要他们“救救青年，不准杀人！”
他是在杭州得知李大钊遇难的，那天西湖的桃花在弥天风雨中分外憔停、马叙伦见蔡先生神情忧郁，便约了蒋梦麟一起同游烟霞洞，还在寺里备了一桌素席。他就是在吃饭时看到了那份《晨报》，顿时哀情大恸，眼泪又沿着双颊哗哗地滴入汤碗内。
他语音哽咽地一遍遍询问两位老友：“你们说，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跟张作霖有何两 张作霖是反动军阀，我们……又是……什么 ”
三位回不了北大的名流，悲怆地斟满一杯水酒，向着北方遥祭亡友的冤魂上路。苍天为之动容，洒下一天浊雨。
5
岁月又匆匆地流逝了一年。
一年后一个秋天的中午，蔡元培又回到了南京，来到了景色宜人的栖霞山下，出席大学院同人为他举行的送别宴会。就在两个月前，这位个性耿直的大学者，匆匆写完《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一文，就毅然递交了辞去大学院院长及代理司法部长的呈文。惟一保留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悄然赴上海定居。今天，当他乘坐的汽车，在新任院长蒋梦麟、副院长杨杏佛陪同下，出现在芳草茵茵的山下时，在场的六十多位同人，都激动地拥上前鼓掌欢迎。呵！蔡先生明显老了，步出车门时手脚是那样迟缓而羸弱。当他望着这些昔日情如手足的部下和门生时，眼角又突然潮湿起来。
蒋梦麟感叹地扶他入座，为他斟酒，先生这次是专门为他来中央开会的。就在上午的会上，通过了他的院长任命。他的内心却很复杂，也很迷惘，试行一年多的大学区制度已明显失败，他在这多事之秋仓促上任，又能干些什么 他是蔡先生的学生，自十年前受命于危难之时，几次代理北大校长以来。心里只存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义无反顾地追随先生，为他排忧解难，为他未竟的事业补台。他终于苦涩地举起酒杯，与杨杏佛一起劝先生用餐。先生慈爱地望着他俩，仰面一饮而尽。同事们纷纷前来敬酒，先生凝视着大伙那依恋的眼神，又喝了许多酒。一旁的杨杏佛急了，急忙劝阻别再敬酒了，先生喝酒很少挟菜，又从不吃饭，加上心情压抑，年事已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蔡先生却说别扫大伙的兴，今天难得一聚，心里痛快，多喝几杯没事。他就这样又多饮了几杯，很快脸色酡红，额角渗出了冷汗。两人忙扶他靠在沙发上，送上热毛巾和茶水。蔡先生已有点语无伦次，也许他心里藏着太多的隐痛，一开口便让人心里发酸：
“唉！这一年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我有时真惊叹自己的忍受力呀！先是王国维投湖自尽，康有为暴卒苏州，现在连那位辜鸿铭也在今春撒手西去 静安死得好惨呵！眼前总是拂不散他临终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是被这黑暗的世道逼死的 再看看我们这些苟活着的人，不管政见如何，不又都是殊途同归 仲甫听说已被他创建的党无情地抛弃，而他的儿子延年，却死于我们的‘清党’。适之也一直在外流浪，牢骚满腹，却回不了北大。玄同是更加消沉了，只能以‘疑古玄同’解嘲。豫才也从广州败退上海，过着卖文的生活。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聘他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给他开支点生活费。唉！这些日子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无论何党派执政，都同样不给知识界一点出路和希望 我还不明白，为何在法国行得通的大学区制度，在中国会失败？我们究竟错在哪里 难道是我终生追求的信仰错了 我痛苦是我找不到出路，是我的信仰无法实现呀……”
蒋梦麟见他累了，忙递上茶，劝他先歇歇劲。还宽慰地为先生点燃一支烟，缓缓地说：
“先生没有错，先生主长大学院不久，就制定了教育要‘学术化、劳动化、艺术化’的方针，还通令在全国废除春秋把孔旧典，指令萧友梅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又派林风眠去西湖创办国立艺术院。如果有错，也只能错在可鄙的政体上。法国是完善的共和制，而我们始终是专制专制，所以教育要独立，在中国永远是句空话！”
大学区制度是去年初夏推行的，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先在浙江和江苏两省试行。于是将浙江的一些公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为第三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