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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 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
《新世纪》周刊：那么说，2006年，你的愿望是呼吁公众共同关心社会问题，想方设法构建和谐社会。
郎咸平：是的，我相信，这才是作为一个学者真正应该尽的责任，只有社会和谐，国家进一步发展才有依托能落实。改革开放初期，活跃的经济因素太少，火种太少，所以呼吁经济发展。但是到了今天，经济已经很活跃，反而是社会其他因素约束限制了我们的进步，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我希望所有和我交流辩论的人士，都明白这个道理，让我们一同为改变中国的大环境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一些末节问题争吵不休。
郎咸平：炮口指谁
从单纯关注具体人、具体企业到研究重大的社会问题，郎咸平的“炮口方向”正在转移。对于去年炮轰三大改革，他首次提出自己的矫正方案，并透露，“近期在大规模研究国内外知名流通业公司案例，三月份将有成果”
2006：郎咸平打霰弹
由关注经济领域内的个体案例到研究社会重大问题，郎咸平的关注方向及研究领域正在扩展。2006年，他呼吁跳出经济学范畴，更多关注社会问题
从2005年9月份到2006年4月份指导150个学生进行案例研究。”在背山面海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中，郎咸平这样介绍自己的研究团队。而他自己，也每周三天在他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面潜心研究。由1994年起至今，他在这个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面已经进入了第12个年头。
澄清身份和收入
郎咸平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于1986年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近20年的职业教授生涯，他先后执教于多家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我现在的身份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的讲座教授，没有其他。”郎咸平这样澄清。对于现在一些媒体和网络浓墨渲染的其他身份，例如长江商学院讲座教授、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等等，他表示，“这些都是过去式了。”郎教授强调，“希望通过贵刊再次重申一点，我不是任何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