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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西洋的音乐家、音乐史……他都具有渊博的知识；但是朋友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写作。他没有留文字材料；或许他曾经有过研究、写作的计划；然而未及着手便在他的壮年的1956年；也即〃反右派运动〃的前夕因病逝世；给人留下永远的遗憾。
他在高兴时喜欢吹口哨；吹得十分轻盈、流动；很好听。他也是歌唱家；30年代初期上海出品、金山主演的电影《夜半歌声》轰动一时；片中那支主题歌就是盛家伦主唱的；不是男低音；也不像男高音；或许就是罕见的男中音吧！〃谁同我等待着天明？……〃的歌声流传了多年；但是奇怪的是我同家伦同住在西观音寺大宅院的近两年当中；从未听见他唱过一首歌；很难想象他的歌声曾经震撼和感动过万千个听众。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我和家伦接触不多；和他日夕过从是在我和新凤霞结婚之后的50年代初期。他十分喜欢凤霞的表演；也知道这个演员出身贫民窟；自幼失学；没有文化。他热情地主动提出来愿意教她学点乐理；最低限度要她学一点简谱；最好能进一步学会五线谱。这太使我们夫妻俩高兴了；我还从未见过家伦对别人如此热心过。在这以前我就经常去后院把家伦——这个光棍汉请到楼下；让他在我家吃饭。由于他生性懒散；晚睡晚起；懒得出门；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出去买一个大面包；就点开水就能吃几天。所以我家只要吃点好的；就常常请他来；他是个美食家；很讲究吃喝；但作为一个光棍汉；又很能将就。我见过他躺在床上看书；床头上放着一大桶奶粉；过一会儿就伸手进桶抓起一大把奶粉送进口里干嚼；连个勺子都懒得拿。他的一颗门牙掉了；据他自己说是一次张口咬一个大苹果时崩掉的。他的绰号叫〃大食国王〃；大家叫他国王。我非常喜欢他；欢迎他来教凤霞识谱；这样他就是我们的家庭老师了。然而事与愿违；尽管我郑重其事地去买了一个小黑板；钉上钉子；挂在墙上；又去买了学习简谱和五线谱的书；希望这位民间艺人出身的大演员学会识谱；长点本事。但是事情真教人灰心失望；凤霞演戏、唱戏玲珑剔透；天才横溢；对于学识谱却其笨如牛；家伦费了很大劲；她可就是学不进去；大约只学了不到三次；师生二人都泄了气。家伦对许多女性朋友都是很不客气的；但对凤霞却一向优礼有加；这回也只是把两手一摊；就算打了退堂鼓。我自己回想在当年北平最新潮的孔德学校上学时；音乐老师教五线谱时也是一点学不进去；别说五线谱；至今连简谱也不懂；于是连责备妻子的勇气也没有了。
〃二流堂〃群落之四：唐瑜
再要提到的一个人；实际是所谓〃二流堂〃的最关键人物；没有他就没有〃二流堂〃。他就是唐瑜。
仰光华侨唐瑜；两年前出国；现在侨居加拿大；年纪应在八十岁左右了。我虽在1942年才与他相识；但他早在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他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的。和众多的海外华侨一样；他热爱祖国；反对当时的封建反动的统治者；因此回到祖国便投入左翼的亲共反统治的行列；他和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夏衍、光未然；以及著名的进步电影导演蔡楚生；还有陈荒煤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上海编小报、副刊；写影评；并先后在几个电影厂担任宣传工作。除此之外；他有一个属于经济方面的优越条件；就是在仰光的胞兄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尤其这个富有的哥哥特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只要兄弟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兄长都予以满足。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瑜大概是从上海回到仰光；然后经缅甸到昆明的公路来到重庆的。唐瑜曾约略说过；他哥哥给了他两部大卡车和一部小轿车；卡车上装有当时可以畅销的物资；让弟弟做点赚钱的生意；但是另一辆卡车上这位弟弟却装上了一满车的食品；到了重庆便和朋友们共享美食；需要钱用时便卖货；最后卖车。记得我有一次和他一同走在重庆中一路近四德里时；远远开过来一辆十分豪华而崭新的小轿车；唐瑜忽然停步不走了；当时大雨初晴；路上积水很深；汽车飞驰而过；我们两人躲避不及溅了一身水；尤其是唐瑜满脸都是泥水。他仍旧不动地望着汽车走远才回过神来；对我说：〃这车是我的。〃
朋友们大多来自内地；缺少较为舒适的住处；唐瑜租房都是与友人共享的。从租房开始；他对建房发生了兴趣；重庆当时外地来客云集；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屋；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其中还有一次被包工头把他预付的建房款卷逃而去；无处查找；只得算了。
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冬夜架柴燃烧起来；有又红又暖的诗一般的情调；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漂亮的壁炉。
重庆的朋友当中；只有书画家、诗人、才子的黄苗子和画家郁风有一幢真正的漂亮洋房；由于苗子是当时政府的财政部机要秘书；人家有求于他；存心讨好而向他进献的。但是苗子的别墅也没有碧庐那样款式的大厅。
碧庐落成之后；住在里面的客人里男的是盛家伦、高集；还有我。女客是方菁、高汾和吕恩。后来唐瑜还接待过一对名叫刘德铭的两夫妇和一个落生不久的婴儿；这个刘原来是个招摇撞骗的家伙；住进来之后就大发请帖大宴宾客；请帖信封上写的都是重庆当时的高官显贵；而且故意放在桌上；目的是让我们看见；显示他的来历非凡。这样便激怒了我们；当天趁他出去的短暂时间；把他准备酒席上使用的唐瑜所有的一套名贵西洋瓷器盘碗酒盅等等全部搬走；一件也没留下；然后我们也全部走掉。可以想见客人到了之后；这席菜饭盛不出来的狼狈相。他是请了一家著名的餐馆大师傅来做菜的。
刘的恼火亦可想象。不久他和他的秘书沈求我先生又发生了矛盾。一天夜晚；沈先生来和他谈话；二人先是谈论；变为争执；声音由低至高；后来竟动了手；刘德铭弯腰抓起痰盂向沈的头上砍去；顿时头破血流。这下子祸闯大了；刘竟连夜偕同妻与孩子落荒而逃；再也没有回来。不久以后；刘德铭成立了一个〃军之友社〃；骗局更大了；再往后〃军之友社〃搬到了台湾；我们没有再见他。
后来剧作家宋之的把刘德铭的事写成一个话剧本；叫做《两面人》。
唐瑜是潮州人；朋友都叫他阿朗；他自己在写信时署名也叫朗；是否是小名；我不清楚。有时亦写成阿聋；他确实有点聋；别人讲话常常听不见。亦有人说他是装聋；不想听的话就装聋作哑。
阿朗造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坐坐；聊聊；自由自在。在我记忆里；年节时候；不止一次开过舞会；大家兴致很高；十分热闹；作家、演员常常跑到这里来。中央青年剧社、中国制片厂剧团、中华剧艺社都离这里不远；所以演员们来得更多。
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在曾家岩的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常设机构。和重庆的进步文艺界有紧密的联系；我在这里就多次见到过周公以及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林彪和一些从延安来到陪都的同志；也常在这里听到一些政治或政策、文件等的传达报告；也收到过从延安带来送给朋友们的毛衣料、小米和红枣……这些传达、通知和馈赠都是大家敬爱的夏公（夏衍）转来的。
给大家较深印象的是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表演；演出的节目是《兄妹开荒》；两个演员是欧阳山尊和李丽莲；这种表演形式大家都未之前见；感觉十分新鲜。在剧中的对话里；听到一个很新鲜的未之前闻的陕北的名词；就是妹妹送饭；原在开荒的哥哥假装在地里睡觉；妹妹生气了；骂哥哥是〃二流子〃；就是光吃不干的懒汉。这个有趣的名词把大家打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大都没有规律；夜里不睡；早晨睡懒觉；吃饭不定时都是常事。尤其是盛家伦；生活太没规律；而且读那么多的书；却一个字也不写；大家说他〃光吃不拉〃；叫〃二流子〃是从他开始的。
有一天郭老（郭沫若）和徐冰同志等到碧庐来；听见大家在互称〃二流子〃。郭老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徐冰叫大家拿纸笔来；请郭老当场题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更无大张宣纸；只得罢了。但是〃二流堂〃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
这个〃二流堂〃简明、响亮、好叫、好记。不久就名传遐迩；文艺界、新闻界、演员们把这里当做休息、聚会的地方。说心里话；我对这个名词没有什么好感；我写作一直很勤奋；也不爱过多地聊闲天；除了初期叫着新鲜之外；后来我就很少跟着起哄了。抗战胜利之后；大众纷纷复员；各奔前程；历经上海；再去香港；到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党蒋介石败走台湾；当年流亡重庆的朋友回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重新团聚。
北京的〃二流堂〃
我是1949年10月2日；即建国大典第二天回到暌别十三年的北京的。那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三十四号（后门是栖凤楼六十一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一排六间平房；相连一幢宽大的楼房；分租一间楼房给盛家伦；楼下一大间住的是音乐家邬析零全家；另外还有一个跨院的两间平房由黄苗子和郁风租住；另外还有楼下一间大厅和两间侧室由我介绍给迁来北京的新民报社作北京总管理处。我则租住了进门那六间一排的平房。我和凤霞就是在这里结婚的。
老朋友又在这里聚头了；而且基本上还是当年碧庐旧人；增加的黄苗子、郁风夫妇更是多才多艺讨人欢喜；房主人亦即经租人戴浩、虞静子夫妇都是演员；平素交游广阔人缘特好。唐瑜已经结婚成家；成为这里的常客；于是马上就传播人口；都说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来了。
我家本来客人就多；眼看着客人更多起来；我住的一排平房又是在院子最外边；来人一进大门就敲我家的房门。就在这时；我们大院的斜对门开了一家叫做益康的川菜馆；很地道的川味。女老板姓金；据说是清皇族的一位格格；又说是川岛芳子的妹妹；为人很豁达灵活；开张不久便生意兴隆；去吃饭的客人常常要排队等候。这么一来；我家更热闹了；熟朋友来益康吃饭；碰上要等候；索性到我家一边聊天一边等。吃完饭也来我家坐一会儿再走。无论是本市的；来自外地的；经常能听到〃去‘二流堂’走走……〃这样的话。日以继日；真教人受不了；我们俩即便是再好交友；也经不住这样的疲劳轰炸了。而且我确实是不喜欢〃二流堂〃这个名字；我的嘴里也从来不叫这个名字；如今身受其累；我和凤霞就计算着搬离这个地方。1954年我决定把住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接来北京同住；那时父亲已中风卧病多年；母亲除去照顾父亲；还要为我照顾不足两岁的儿子欢欢；为此我求得北京市东城房管局的帮助；买了一所坐落在帅府园马家庙九号（后改称北帅府胡同二十一号）有十八个房间的一所四合院；并在这年秋天把他们接来北京。
这样我们一家算是在北京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