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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有两种纪律，切不可混淆。
当军官是贵族，士兵是农奴时，即当前者富后者穷，前者聪明能干后者愚昧无能时，两者之间容易建立最严格的服从关系。可以说，士兵在入伍之前就已服从军队纪律了，或者不如说，军队纪律不过是社会奴役的臻善。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士兵很快就会变成除了长官的命令以外对什么事都茫无所知的人。他虽在行动但无思想，打胜了仗也不表示高兴，被打死了也无怨言。在这种状态下，他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训练去打仗的最可怕动物。
民主国家一旦看到它的士兵也染上贵族制国家可以轻易加于骑士兵身上的那种分毫不差、服服帖帖、千篇一律的盲目服从的习惯，它一定感到失望。民主国家的社会情况不会使士兵如此，而民主国家要想人为地使士兵养成这种习惯，则有丧失其固有优点的危险。在民主国家里，军队纪律不应当试图取消精神的自由发展，而只能设法引导精神的自由发展。
军队纪律规定的服从并不十分周密，但很粗野和很简明。这种服从以服从者的意志本身为基础，它不仅取决于服从者的本能，而且取决于他的理智。因此，当危险的情况使服从成为必要的时候，服从者往往会自动严格服从。贵族制国家军队的纪律在战争中容易松弛，因为这种纪律是以习惯为基础的，而战争可以打乱这些习惯。相反，民主国家军队的纪律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可以自动加强，因为每个士兵这时都非常清楚，为了能够取胜，他必须毫不反抗，严格服从。
依靠战争来完成宏伟事业的国家，只知道我所讲的纪律。
在古代的国家里，军队只征自由人和公民入伍，他们彼此之间无大差别，惯于平等对待。从这一点来说，可以说古代国家的军队是民主的——虽然它的成员都来自贵族内部。因此，在军队里，官兵之间情同手足。读完普卢塔克的《名人传》，你自会相信这一点。士兵们经常向他们的将军们提意见，而且可以无话不说；将军们也愿意倾听他们的士兵的意见，而且有问必答。将军们通过谈话和示范来领导士兵，要比利用管束和惩罚好得多。可以说将军既是士兵的伙伴，又是士兵的长官。
我不知道希腊和罗马的士兵是不是也曾象现在的俄国士兵那样一丝不苟地遵守军队纪律，但我知道这并没有妨碍亚历山大征服亚洲和罗马征服世界。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二十六章 略述民主社会里的战争
当平等的原则不仅在一个国家发展，而且象在今天的欧洲这样，在相邻的几个国家同时发展时，居住在这些不同国家的人，尽管语言、习惯和法制不同，但在都怕战争和都爱和平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野心和愤怒武装各国君主也没有用处；人民普遍持有的那种漠不关心和袖手旁观的态度，使君主们情不自愿地消下起来，丢下手中的宝剑。于是，战争越来越少了。
随着平等在几个国家同时发展和这些国家的居民一起涌向工商业，不仅他们的爱好日趋一致，而且他们的利益也逐渐交融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加于他国的危害都不能不弹回到自己身上来，从而使人认识到战争是一种对战胜国和战败国来说损害差不多相等的灾难。
因此，在民主时代，一方面是难以把各国都拉进战争，另一方面是几乎不可能只有两个国家交战而不牵涉其他国家。
各国的利益互相交织，它们的意见和需要也彼此相同，所以一个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其他所有国家也无法保持安宁。因此，战争越来越少，而一旦爆发战争，战场必将越来越扩大。
一些相邻的民主国家，不仅象我方才所说的在某些方面变得相似，而且最终达到在几乎所有方面共同。
而且，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似，对于战争具有重大影响。
当我寻思为什么15世纪的瑞士联邦曾使欧洲的一些强大国家发抖，而现今瑞士的国力则完全与它的人口数成正比时，我发现瑞士人已变得同邻国人一样，而邻国人也变得同瑞士人一样，所以瑞士现与邻国的差别只是人口的多寡，而能多派兵的国家必然胜利。因此，欧洲发生的民主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重视战场上的兵力优势，强迫所有小国合并于大国，或至少参加大国的势力范围。
由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兵力，所以每个国家都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兵员派赴战场。
在部队里可以有象瑞士的步兵和16世纪法国的骑兵那样的比其他兵种精锐的兵种的时代，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征集大量的兵员；但是，到了每个士兵的力量都相差无几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
新需要的产生原因，也为满足需要提供了手段，因为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当人人都一样的时候，人人也就都成了弱者。在民主国家，社会权力自然大大强于其他国家。这种国家在想要召集全体成年男子入伍时，也有能力办到。因此，在平等时代，人们的尚武精神虽已减弱，但军队的规模却在扩大。
在这样的时代，作战的方法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发生变化。
马基雅维里在其《君主论》里写道：“征服以一个君主及其诸侯为首领的国家，要比征服由一个君主及其奴隶治理的国家困难得多。”
为了不侮辱人，我们不妨将“奴隶”改为“公平”。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完全可以用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上的伟大真理。
一个贵族制大国，征服它的邻国或被其征服，都是极其困难的。它之所以不能征服邻国，是因为它不能集结全国的力量并在集结之后长期保持下去；它之所以不能被邻国征服，是因为敌人会到处遇到许多小防御据点，阻止它前进。在贵族制国家里作战犹如在山地里作战，战败者随时可以转入新的阵地固守。
在民主国家，情况就完全相反。
民主国家容易把可用的全部兵力投入战场，而如果它很富庶并且人多，则很容易成为征服者。而一旦它遭到侵略，敌人深入它的国土，它的御敌办法就不多了。如果敌人占领了它的首都，国家就灭亡了。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在民主国家，每个公民都是各自孤立的，非常软弱，谁也无力自卫，不能支援他人。在民主国家里，只有国家的力量强大。国家的军事力量一旦因为军队被击溃而消失，行政的力量由于首都被占领而瘫痪，而所剩下的只是一伙没有组织和没有力量的群众，他们不能抗击有组织的入侵力量。我知道，使地方享有自由，并由此建立地方政权，可能减少这种危险，但这种办法经常是作用不大的。
这时，不但人民不再可能继续进行战斗，而且恐怕他们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了。
根据文明国家所承认的国际法，战争的目的不在于掠夺私人的财产，而只在于占有政治权力。只是为了达到下一步目的，才偶而破坏私人财产。
当贵族制国家因军队败北而被敌军入侵时，贵族虽然身为富人，也宁愿单独继续抵抗而不投降，因为入侵者一旦成为他们国家的主人，就会把他们的政治权力拿走，而他们重视政治权力甚于重视财产。因此，他们宁愿继续战斗，而不接受对他们来说是最大不幸的征服。而且，他们容易把人民组织起来，因为人民长期以来已经惯于跟随和服从他们，在战争中几乎没有什么可怕损失的。
反之，在身分平等占有支配地位的国家，每个公民只有很少一点政治权力，而且往往一点也没有；另一方面，人人都是独立的，并有财产可能受到损失。因此，他们不象贵族制国家人民那样怕被征服甚于怕战争。当战火已经蔓延到民主国家的国土时，也很难判断它的人民会不会拿起武器。因此，必须给予这种国家的人以政治权利和政治意识，以使每个公民觉得自己也享有曾对贵族制国家的贵族起过鼓舞作用的某些权益。
民主国家的君主和其他首领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注意的是：只有热爱自由的激情和习惯才能最有效地抵制追求享受的习惯和激情。我认为，再没有比不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在战败时最好投降的了。
以前，在战场上双方的兵力都不太多，交战时也是小规模的战斗，或进行长期的围攻。现在，一交战就是大规模的战斗，只要前进的道路无阻，就一直挺进到敌方的首都，以期一举结束战争。
据说，是拿破仑发明了这套新战术。只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创造不出这种发明的，而不管他是什么人。拿破仑采用的战术，是当时的社会情况提示给他的。他使用这种战术所以成功，是因为这种战术特别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因为他首次将这种战术应用于战争。拿破仑是第一个率军长驱直入由这个国家首都打到另一个国家首都的人。但是，为他打开这条道路的，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的崩溃。我们可以设想，这位非凡人物如果生在300年前，他是不会使他的战术产生这样效果的，或者说他将采用另一种战术。
我只想就内战问题再说几句，因为我害怕读者不耐其烦。
我就对外战争所述的一切，大部分也有充分理由适用于内战。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天生就没有尚武精神。他们在被迫上战场的时候，有时也有点这种精神。但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大家一起奔赴战场，自愿忍受战争的风险，尤其是内战的风险，决不是民主国家的人想要采取的行动。只有最喜欢冒险的人，才会同意去冒这种危险。民主国家的大部分群众是不会采取行动的。
甚至在人民愿意行动的时候，也不是容易行动起来的，因为他们在国内已经找不到他们准备服从的早已确立的悠久权威，没有已被公认的领袖来团结、统帅和指挥希望起来行动的人，没有在国家政权领导下的政治力量去有效地支持政府进行抵抗。
在民主国家里，多数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而多数拥有的物质力量，也是为了抵制它而首先可以联合起来的力量所无法比的。因此，坐在多数的席位上以多数的名义和利用多数的权力发言的党派，可以毫不费力地转瞬之间打败所有的个别抵抗。这些党派甚至不让个别抵抗出生，在孕育期间就把它掐死。
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凡是想以武力进行革命的人，除了出其不意地占领政府的全部机关，别无其他办法。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最好使用政变的办法，而不发动战争，因为一旦进行正规战争，胜利者几乎准是代表政府的党派。
只有在军队分成两派，一派举起叛旗，另一派继续效忠政府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内战。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组织严密，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在一定的期间内自给自足。战争可能流血，但不会进行很久，因为叛军一显示武力，或经过初战的胜利，就能控制政府，于是战争随之结束；或者最好是因为战争一开始，没有得到政府的有组织的力量支持的那一派军队很快就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