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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个论断并不只适用于行政科学。但是，有按如此简单和自然的思想建立的民主政府，就必须有非常开化和文明的社会。最初，人们还以为只是在遥远的古代才存在过这种政府；但是，随着后来的深入考察，才轻而易举地发现，这种政府只能出现于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
美国民主治下的公共开支在任何社会，公民都被分为几个阶级——每个阶级要求管理国家财政的本能——为什么人民主政时公共开支必然增加——在美国，使民主制度造成浪费的事情并不可怕——民主治下的国库收入的使用民主政府是节约的政府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必须规定一个比较的标准。
如果我们拿一个民主共和国与一个专制君主国作对比，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这时，我们将会发现，前者的公共开支比后者大得多。而且，一切自由国家与不自由国家相比，情形也是如此。不错，专制制度使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是它妨碍人民发展生产，而不是它夺去人民的生产成果。它使财源枯竭，却始终重视既得的财产。自由与此相反，它生产出来的财富比它所毁掉的多千百倍。了解自由好处的国家，其财源总比税收增长迅速。
我现在要说明的主题，是对各种自由国家进行对比，指出民主对各国财政的影响。
社会同有机体一样，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其不可须臾离开的固定规则。社会是由无处不在和无时不有的一定成分组成的。
在科学上，常把一个民族分为三个阶级。
第一个阶级由富人组成。第二个阶级的成员，是那些虽然不是富人但生活优裕的人。属于第三个阶级的人，只有很少财产或根本没有财产，全靠为前两个阶级劳动维持生活。
这三类人的人数，可能因社会情况而有多有少，但你不能否认每个社会里都有这三类人。
显而易见，每个阶级都对国家财政的管理有其自己的要求。
假如国家的法律都是由第一个阶级制定的。这时，他们大概很少考虑节省国库开支，因为对大额财产的课税只不过是动了一根毫毛，对它无关紧要。
再假如国家的法律全是由中间阶级制定的。这时，它准考虑不要挥霍国家的税收，因为最大的灾难莫如对小额财产课收高额税金。
我认为中间阶级的政府应当是自由政府，但我不说它是自由政府中最有知识和最慷慨的政府，但它却是最节约的政府。
现在，我假设第三个阶级总揽了制定法律的大权。我认为这是为公共开支的有增无减提供了良机，其理由有二：首先，制定法律的人大部分没有应当课税的财产，国家的公共开支似乎只能使他们受益，而决不会使他们受害；其次，稍微有钱的人不难找到办法，把赋税的负担转嫁给富人，而只对穷人有利。这是富人当政时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因此，在穷人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不能指望公共开支会有显著节省。这项开支经常是很大的，这是因为立法抽税的人可能不纳税，或者因为他们不让赋税的负担落到自己身上。换一句话说，民主政府是唯一能使立法抽税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
你反对也没有用，人民的真正利益就是要引导人民去保护富人的财产，否则，人民很快就会感受到自找麻烦的痛苦。
而且，国王的利益不也是人民幸福的所在吗？贵族的利益不也是时时在向人民开放吗？如果长远的利益能够克制目前的激情和要求，那就永远不会有暴君统治或专横的贵族制度。
可能有人反问我：不是有人主张由穷人独揽立法大权吗？他们是谁？他们是建立了普选制度的人。制定法律的是多数还是少数？无疑是多数。如果能够证明穷人经常构成多数，那不是也可以补充一句说：在实行选举制度的国家，穷人将独揽立法大权吗？不错，至今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财产的，或者只有少数财产而得以在不劳动时维持生活的。因此，普选制度事实上是使穷人管理社会。
民权有时可能对国家财政发生灾难性影响，这在古代的一些民主共和国已属常见。在这些共和国，为救济贫困的公民或为人民提供游戏娱乐设施，几乎耗尽了国库。
老实说，代议制在古代还鲜为人知。而在今天，人民的激情很难在公共事务方面表露，但可以断定，久而久之，代表们总会按照选民的要求行事，照顾他们的爱好和利益。
再者，随着人民日益富有，民主造成的浪费将按比例地减少其可怕性，因为人民富有以后，一方面不再需要富人出钱，另一方面如要增加赋税，自己难免不受损失。从这一点来说，普选制度在法国将比在英国较少产生危险，因为在英国，几乎所有的应当课税的财产，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美国，绝大多数人都有财产，其社会地位亦比法国人有利得多。
还有一些原因可能增加民主国家的公共开支。
在贵族统治国家时，主持国务的人由于自己的地位而可以免于匮乏。他们自以为生来有福，总是向社会要求权力和名誉；他们高踞于芸芸众生之上，从来看不到人民大众的安宁幸福是怎样促进他们的荣华富贵的。不错，他们对穷人的苦难也不是毫无恻隐之心，但他们对于这种苦难的感受并不如穷人那样切身。只要人民能够安贫知命，他们便心满意足，除了保住统治地位以外，便再无所求。贵族政体关心维持现状胜于关心改进现状。
反之，当人民掌握国家大权时，主政者便会到处兴利除弊，因为他们受过痛苦。
这时，改革的精神将会波及百行百业，深入到最末的细节，特别会在需要花钱的事业上得到发挥，因为这种事业的目的在于改善穷人无力自己改进的生活条件。
而且，在民主社会，还有一种目标并不明确的奋进精神，和一股不断追求几乎总是要花钱的各种革新的热情。
在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下，野心家们为了迎合主政者的好大喜功的自然心理，经常促使主政者去办一些劳民伤财的事业。
在穷人主政的民主国家，主政者只会在增进社会福利的事业上表示慷慨，而这种事业几乎总是要耗资的。
另外，当人民自己开始考虑本身的处境时，总会产生许许多多起初并未意识到的需要，而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就不得不依靠国家的资助。因此，一般说来，公共开支总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赋税则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增加。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常使民主政府比其他政府更为可贵。
即民主政府虽然有时打算节省开支，但它却办不到，因为它没有节约之术。
由于民主政府经常改变自己的目标和频仍更换它的人员，所以它的事业缺乏首尾一贯性或经常半途而废：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花了钱，但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相称；在第二种情况下，国家花了钱，但毫无所得。
美国民主在规定公务人员薪俸方面表现的本性在民主制度下，规定高薪制度的人并无机会牟利——美国民主的趋势是增加下级公务人员的薪俸和降低高级公务人员的薪俸——这样做的原因——美国和法国公务人员薪俸的对比通常有一个重大原因能使民主制度撙节公务人员的薪俸开支。
在民主制度下，规定薪俸制度的人很多，但其中却很少有人有机会从中牟利。
反之，在贵族制度下，规定高薪制度的人几乎总有从中牟利的隐约希望。这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资本，或至少是为其子女准备的财源。
但是应当承认，民主国家对其主要公务人员也是过于吝啬了。
在美国，下级公务人员的薪俸高于其他国家，但高级公务人员的薪俸却远远不如其他国家。
这两个相反的现象，来自同一个原因。在这两种情形下，公务人员的薪俸都是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比下级公务人员和高级公务人员的贡献而规定的。由于人民自己生活宽裕，所以他们觉得公务人员也应分享这种宽裕生活，才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规定国家的高级公务人员薪俸时，这个想法便不起作用了，而完全是出于随意。
穷人对社会的高层阶级的生活需要认识不清。在富人看来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在穷人看来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因为后者觉得能够满足日常需要就不错了。他们认为，一个州长每年收入两千埃居（6000法郎），就算得上幸福和值得羡慕的人了。
假如你要设法说服他们，告诉他们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应在外国人面前显出一定的气派，他们起初可能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当他们想到自己的简陋住所和辛勤劳动的微薄收入，看到用你以为是微不足道的款项他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时，他就会对这样一笔财富感到吃惊，甚至会被吓倒。
另外，当下级公务人员与人民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而另一些人却在这个水平之上时，前者还能激其他们的同情，而后者则会引起他们的嫉妒。
这种情形，在薪俸看来是随公务人员的权限的加大而减少的美国，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贵族统治的帝国，情况与此相反，高级官员均获得极高的薪金，而小官员的收入只能糊口，其原因不难从我们上面指出的类似原因中找到。
如果说民主制度不会承认富人应当享乐和穷人应对富人嫉妒，那末贵族制度则不会理解穷人的困苦，或者无宁说它根本不知穷困为何物。确切地说，穷人是另一种人，与富人非属同类。因此，贵族制度很少关心下级官员的命运，只有在下级官员因为薪金过少而拒绝为它服务的时候，它才略微提高他们的薪金。
民主制度虽然没有节约的爱好，但它对高级公务人员却采取了节省开支的态度，以致对他们有亏待和吝啬的倾向。
不错，民主制度也使主政者能够过上差强人意的生活，但它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和便于人民安居乐业，却可以不惜耗费巨资。这些开支主要来自税收，但没有被浪费。
一般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