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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民族存在下去，那末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致因外国入侵而遭到物质损失，可以采取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的中立受到尊重的立场，可以使各交战国因为不能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而不敢轻举妄动向我们挑衅，可以根据我们的利益和正义的原则而选择是和是战。
“为什么要放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处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而跑到外国的基地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的某一部分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同欧洲人的野心、对抗、利害、任性或妄为纠缠在一起呢？“我们的真正政策，是避免同任何外国永远结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象目前这样不受束缚地行动下去；请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我主张不遵守现有的条约。诚实向来是最好的方策，我在公务上信守这个箴言不亚于在私事上信守它。因此，我再重复说一次，我们要按条约的本义信守条约。但我认为，扩充原来的条约或另订新约，都是没有必要的和不明智的。
“要始终注意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使自己保持受人尊重的防御态势，在遇到意外的危险时亦可安全地利用暂时的联盟。”〔见马歇尔：《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8和以下几页〕在这段话的前面，华盛顿说过一句值得钦佩的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总是惯于怀恨或喜欢另一个国家，它便形同一个奴隶，即成为自己的爱和憎的奴隶。”〔见《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5页〕华盛顿的政治活动，始终是以这些箴言为指南的。在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国家卷入战争的时候，他使自己的国家保持292了和平。他认为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是决不介入欧洲内部的纠纷，并把这一点作为他的行动准则。
杰斐逊走得更远，他在对外政策上信守的箴言是：“美国人决不向外国要求特权，以免自己被迫向外国出让特权。”这两项原则的公正性一目了然，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它们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大为简化。
严格说来，不介入欧洲事务的联邦政府，没有什么需要争夺的对外利益，因为在美洲还没有与它对抗的强邻。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本身愿望，使它没有发生旧大陆的那种动乱。它既不袒护动乱，又不支持动乱。至于新大陆的动乱，还隐藏在未来之中。
联邦政府不受旧条约的约束。因此，它既得益于欧洲的一些旧国家的经验，但又不象它们那样不得不利用过去和使过去适应现在。这样，它也就可以不象它们那样被迫接受祖先遗留下来的一大堆遗产。在这堆遗产里，既有光荣，又有苦难，既有国家间的相互友好，又有国家间的相互憎恶。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一种执行得很好的观望政策。这种政策的要求是有所不为，而不是有所为。
因此，目前人们还很难断定，美国的民主在国家的对外事务的处理上将会表现得如何成熟。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它的朋友，还是它的敌人，都只能暂时存疑。
至于我本人，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在我看来，在指导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民主政府绝对不如其他政府。但是，经验、习惯和教育，几乎经常在为民主制度提供一种日常的实用知识，以及称之为常识的关于生活小事的学问。常识足以指导人们的一般行动。一个教育事业完备的国家，在国内事务方面应用民主的自由，经常要比民主政府因失误而造成灾难好得多。但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但是，一个国家经过长期的治理，也能象一个个人那样养成这种素质。
反之，如果你考察一下贵族制度的天然缺陷，你就会发现这些缺陷可能造成的后果几乎不会对国家的对外事务的指导发生显著影响。使贵族制度受到非难的主要缺点，是它只为自己工作，而不为人民大众工作。在对外政策方面，贵族制度很少将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区别开来，它认为自己就代表人民。
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爆发革命时期亦曾出现于美国。当时，也象现在一样，只是那些头脑清晰的人去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利益所在，是不介入正在血洗欧洲的战争，使美国不受任何损害。
但是，人民支持法国的心情极为热烈，若不是华盛顿具有不屈不挠的坚定性格和为人民所爱戴，恐怕无法阻止美国向英国宣战。但是，这位伟人以其严密的理智去抵制同胞的慷慨然而轻率的激情所做的努力，还险些使他失去他唯一希望保存的报赏：他的国家对他的爱戴。有许多人曾责备他的政策，但现在全国人民都支持这个政策。
假如宪法当初不把指导国家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华盛顿和人民不支持他，那末美国当时一定会采取它今天所谴责的措施。
从罗马人开始到今天的英国人，凡是对世界起过重大影响，拟出过、遵循过和执行过伟大计划的民族，几乎都是用贵族制度治理的。对此怎么能感到惊奇呢？其实，在这些国家看来，世界上最牢固的制度就是贵族制度。人民大众可能因无知或冲动而被迷惑，国王可能因意志不坚而在执行计划时犹豫不决。另外，国王也不能长生不老。但是，一个贵族集体既可因为人多而不致陷入迷途，又可因为人强而不容易被轻率的激情所驱使。一个贵族集体，就象一个永远不死的坚定而明智的个人。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六章 美国社会从民主政府获得的真正好处
在进入本章的正文之前，我认为应当请读者回想一下我在前面已经多次讲过的看法。
美国的政治结构，在我看来只是民主国家可以采取的政府形式之一，而我并不认为它是民主国家应当建立的唯一的和最好的形式。
因此，在说明美国人可从民主政府获得什么利益时，我决不断言、也不认为类似的利益只能依靠同样的一些法律来获得。
美国民主治下法制的总趋势及其享用者的本能民主的缺点马上可以察觉——而其优点只有经过长期观察才能发现——美国的民主往往不够成熟，但法制的总趋势是向善的——在美国民主制度下，公务人员没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长远利益——由此产生的结果民主政府的缺点和弱点可以不难察觉，并为一些明显的事实所证明，但它的良好影响只能以不够明显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以隐秘的形式表现出来。民主政府的毛病马上即可被人看到，但其优点只有经过长期观察才能发现。
美国的民主法制，经常是残缺不全的。美国的法律有时侵犯既得权益，或由此而认可侵权的危险行为。即使说美国的法律都是好的，但法律的改变频仍毕竟是一大缺点。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事实。
那么，美国的共和制度怎么又能继续存在和繁荣呢？
在研究法律时，应当把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与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仔细区分开来，把法律的绝对善与其相对善仔细区分开来。
现在，假定立法的目的在于优待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多数人的利益，并定出了既最省时又最省力的达到目的的手段。
这样，法律虽然定得很细致，但其目的并不好；而且，它的效力越大，其危险性也越大。
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
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因为贵族生来总是少数。
因此，一般可以认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
但是，民主立法的好处也就止于此。
贵族制度精于立法科学，而民主制度则不善此道。贵族制度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不会被一时的冲动所驱使。它有长远的计划，并善于在有利的时机使其实现。贵族制度办事考究，懂得如何把法律的合力同时会聚于一点。
民主制度就不能如此，它的法制几乎总是不够完善或不合时宜。
因此，民主制度的手段不如贵族制度的完备；民主制度在行动时往往不讲究手段，甚至违背自己，但它的目的却比较有益于人民。
如果想象有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和政治体制容许不良的法律可以暂时通行，并在这种法律的总趋势结束的时候社会还能依然存在，而它的民主政府尽管还有许多缺点，但它仍然是最能使社会繁荣的政府。
这正是出现于美国的情景。我再把我在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一遍：美国人的巨大优点，在于他们允许犯错误，而事后又能纠正错误。
我认为，对于公务人员的甄选，一般说来也是如此。
不难发现，美国的民主常在选择受托执政的人员方面犯错误；但要解释在被选错的人执政期间美国为什么会照样繁荣，那就不容易了。
首先，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它的统治者不够忠诚或不怎么能干，但其被治者却很聪明和很认真。
在民主国家，不断关心自己的事业和重视自己的权利的人民，可防止他们的代表偏离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为代表规定的总路线。
其次，你还可以看到，如果民主国家的行政官员比其他国家的易于滥用权力，则人民一般不会让他们长期留任。
但是，还有一个比这个理由更有普遍性和说服力的理由。
毫无疑问，统治者有德有才，对于国家的富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统治者没有同被治者大众的利益相反的利益，或许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有了这种利益以后，德便几乎不发生作用，而才也将被用于干坏事。
我认为，统治者没有同被治者大众的利益相反或不同的利益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决不认为，统治者具有同全体被治者的利益一致的利益也很重要，因为我还不知道哪里有过这样的利益。
迄今为止，还未见过对社会各阶级都一视同仁地促进它们兴旺和繁荣的政体。在一个国家里，有几个社会阶级就象有几个不同的国家，而且经验也已证明，把其他阶级的命运完全交给一个阶级去掌管，其危险并不亚于让国家中的一个民族充当另些民族的仲裁者。当只由富人统治国家时，穷人的利益总要受到损害；而在穷人立法时，富人的利益便要遭到严重的危险。那么，民主的好处究竟是什么呢？民主的真正好处，并非象人们所说是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