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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传奇的开端
一切传奇都始于一个平淡的开端。
1999年3月，上海徐家汇建国宾馆旁边一家新开张的上海菜餐馆里，两个男人正在喝酒。一个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头比常人稍大，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沉静清秀的气质；另外一个年纪略大些，留着板寸头，虽然戴着眼镜，仍掩盖不住豪爽之气。
“最近美国的互联网很火啊！”年轻的那位说。
“听说了。James，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
“不如我们也做个网站。”
“好啊！”
英文名字叫“James”的年轻人，是梁建章；年长一些的是他的朋友季琦。
1999年的互联网热潮中，类似的场景随处可见。这是1992年之后的又一波创业高峰，不管是在街头巷尾、地铁车厢还是酒吧茶馆，都能听到创办网站的讨论。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年轻人仿佛只有两类：一类已经创办了网站，另一类正在考虑加入网络大军。即使那些初出校门、没有任何阅历的学生，也会参考教科书，写一份像模像样的商业计划，开始自己的创业之旅。
梁建章和季琦的雄心壮志，只是那时无数创业梦想中的一个。与那些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天花乱坠的说辞的创业计划相比，这番对话显得平淡无奇。如果没有以后的成功，谁也不会记得这两个男人在餐馆里的“无聊”谈话。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丛林法则在商场同样适用。数年之后，当两个男人口中的网站，变成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携程旅行网，人们开始追寻这个商业故事的起点。有人说在美国硅谷的甲骨文（Oracle）公司总部大楼里，互联网圣地让梁建章、季琦和沈南鹏灵光闪现，定下了创办公司的计划；有人说在季琦家中，一班朋友“煮酒论网”，“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决意创建一个提供旅游服务的电子商务网站。上海衡山路上的酒吧、静安寺旁的鹭鹭酒家，都成为演绎故事的地点。
凡此种种，只是大众的好奇心作祟。人们希望看到成功者不同寻常的开端，即便是他们做出最初决定的地点。在大众看来，这些地方虽然貌似普通，却也蕴涵深意。
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会忘记，成功者们只是时间舞台上的龙套，让他们挥舞长袖的舞台，本身就是一个无人能够编写的精彩故事。在1999年3月，从梁建章和季琦吃饭的餐馆中走出来，会看到一条在上海浦西还算宽阔的街道，车流密集，让人担心不久的将来汽车会把这里变成一个无法解开的绳结。沿着道路向北，只需走上百米，就是美罗城百脑汇，这里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三个电脑销售渠道之一，另外两个是广州天河路附近的广州IT一条街，以及大名鼎鼎的北京中关村。1998年6月百脑汇开业的第一天，这里涌进四五万名市民，他们在一天内甩下400万元人民币，买走了将近800台电脑。其后的时间中，这里一直保持着人头攒动的景象。
与美罗城隔街斜对，一幢气势宏大的Shopping Mall—港汇广场尚未完工，但它显现的模样已经让周围的商场相形见绌：数十级台阶通往宫殿般的拱顶商场，两边的裙楼如同手臂伸展开来，准备将所有向往中产生活的市民揽入怀中。港汇广场开业之后，立刻就成为徐家汇的标志性建筑。
但是，直到1999年年底港汇广场开业迎宾，它仍然是一项没有完工的物业。这个庞然大物的主要投资方—香港恒隆集团原本计划在商场之上建两幢高层写字楼，不幸的是，亚洲金融风暴让恒隆集团不得不暂时搁置这项工程。一直到5年之后，恒隆集团才有力量继续它的计划。
这个“半截子工程”，可以看做中国经济的隐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驾驶中国经济这架庞大机车的官员们对于加油和刹车的控制总欠火候。90年代初的高歌猛进留下一片烂尾楼和数年的经济调整，随后的亚洲金融风暴也间接影响到中国，至少它让恒隆集团暂时无力为这座商业宫殿加上两座“灯塔”。
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国金融市场几乎还是封闭的市场，那场令全亚洲资本家胆寒的风暴只吹动了它的汗毛，数年的调整已经让它重振雄风，它只需要抖抖毛发，就可以飞奔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翻过1999年的日历之后，人们会发现迎来的不仅仅是新千年，还是一个经济爆发期。
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已经预示了未来。这一年流行一本名叫《格调》的书，它极力告诉人们，如何从一个有钱的暴发户，变成一个有品位的人。在上海，时髦女郎总是拎着一个装有《申江服务导报》的塑料袋，在这份一年前才创刊的报纸里，大量篇幅都只提供两种内容：小资们能够买得起的产品的广告，以及对她们买不起的产品的描绘。但她们不必气馁，很快她们就会发现，那些标有外文商标，意味着品位的东西，距离她们并非那么遥远。当我们回顾1999年，会发现这是一个巨变的开端：欲望的闸门已经完全打开，互联网把大众放到了一个可以同全世界比较生活质量的平台，再没有什么可以满足人们被放大的胃口。在理想主义者看来，这甚至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而是一个用喧嚣掩盖空洞，以工具理性主导一切的时代。
但是在商人眼中，这一切都意味着两个字：机会。一个商人，假如没有感知，并且抓住这个机会，他就不配称做“商人”。
“电脑专业户”季琦
季琦最初的理想并不是做商人，虽然他早已抓住过不止一次机会。
如果是一个相信神秘主义的人，一定会认为季琦是成大事者，因为这个人总是在关键时间点上与中国的历史事件交汇：1966年出生，1989年大学毕业，1992年硕士毕业。
但对于季琦的父母，两个在江苏南通如东县耕田种地的农民来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农忙时他会跟着父母干农活，有时候走了8里路从学校赶回家，却发现家里没有给他留中饭。唯一让他显得与其他同龄孩子有所不同的，是他擅长数学。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季琦获得了全国数学竞赛三等奖。
不过，在他就读的江苏省重点中学—如东中学，这也算不上多么重大的事件。如东中学素以数学闻名，每年都会产生不少在全国数学竞赛里获奖的学生。
第一章 回到上海（2）
第一团队：携程与如家 作者：朱瑛石、马蕾 2008…02…03 03：17
在这个几代务农的家庭里，日子单调而乏味。家族里读过书的人很少，也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季琦的父母甚至没有想过自己的孩子会考上大学，当季琦初中毕业的时候，他的志向是考一所中专。
90年代中期以前，中专可不是成绩落后学生的集中地。相反，能够考上中专的，都是班级中的优秀生。他们通常家境贫寒，这成为驱动他们努力学习的力量，因此，他们通常成绩优异。然而，无论窘迫的经济条件，还是当时十者取一的高考录取率，都成为横在他们面前的鸿沟—如果继续读高中，未来的出路唯有高考。没有人能确定自己必然会在那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中取胜，即便闯过了这一关，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也只意味着一笔新的开销，以及推迟4年成为家庭收入来源。
于是，考取中专成为最明智的选择：在那里可以学到专业技能，不会像高考失败的高中毕业生那样难以找到工作。而且，只要花三年时间，就可以工作赚钱。这让每年的中专考试变成一场比中考激烈得多的角逐，只有少数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才有可能胜出。
在这场角逐中，季琦也没能如愿。虽然他的数学几乎得了满分，可是外语只有17分，这让他的成绩比录取分数线低了0。5分。
同大多数的乡村教师一样，季琦的初中英语教师也不是科班毕业，甚至不会教学生音标，连他自己都跟季琦说：“你把数学学好了就可以，英语学得怎么样无所谓。”
一直到高中，季琦才遇到一个要求异常严格的英语老师，要求学生背诵每一篇课文，自己搬个板凳坐在教室门口，学生背不出来就不让进教室。这套死记硬背的办法看似蠢笨，对于培养语感却非常奏效。通过高中几年的学习，季琦的英语才有所提高。
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季琦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事实上他对这所学校并不了解，只是看到介绍上说是“改革开放的先锋”，觉得应该不错。在老师灌输给他的理念中，上海的高校只有复旦大学才是好学校。当季琦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拿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母亲问他：“你读了交通大学，是不是以后坐火车就不用花钱了？”季琦回答：“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
假如没有考取大学，季琦日后的生活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南通号称“建筑之乡”，这是一个盛产工程队的地方，他们的脚步已经踏遍中国除台湾之外的所有省份，以及海外四十多个国家。每年都有数以十万计的南通籍施工人员出现在各个城市的工地上。一个南通人，从事建筑业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南通的建筑业风气如此浓厚，即便是考上了大学的季琦，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也依然受到影响。填写志愿的时候，季琦的班主任建议他报考工程力学系：“学力学好，以后可以帮别人算土方，少算一点，给包工头省了钱，会给你发奖金。”等到季琦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才知道工程力学是用来计算潜艇的受力、导弹的起飞速度的，不是给包工头算土方。1985年9月，季琦踏进了位于上海华山路的交通大学古色古香的朱红大门。
考入交通大学之前，季琦从没有离开过家乡，季琦的父亲将他送到了上海。1985年的大学，还不是新生入学时父母多过学生的时代，季琦的父亲也没有对他特别优待。刚到上海，父亲就拿着土特产去串亲戚了，临走时告诉季琦：“儿子，你就在这等着，没事，交大会来接你的。”季琦独自拎着三个包，看看左右，用南通土话向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人问道：“你也是来上大学的吗？”
季琦的大学生活由此展开。他知道自己来自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没有钱，讲一口南通口音的英语，第一次见到上海交大的图书馆时居然被震住了，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书。对于他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拼命读书。4年大学本科的时间，季琦都泡在了图书馆，读哲学、读历史、读毛泽东的传记。大学带给他的最大收获还不是专业知识，而是让他想通了一个问题：“个体的生命相对于世界是十分短暂的，或者庸庸碌碌、平淡无奇；或者积极向上、奋发作为，都是度过一生。但二者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人生的价值也因此而迥异。”追求自我实现，成为季琦的信条。
不过，当1989年季琦即将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
1989年的政治风波直接影响到了这一届大学生的分配，加之季琦的专业应用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