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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政治风波直接影响到了这一届大学生的分配，加之季琦的专业应用面不广，工作很难找。在上海找不到，他就回到家乡南通，提着烟酒去求人，最后，南通第二设计院终于答应接收季琦。
如果季琦就此？入南通第二设计院上班，这个世界上会多一个建筑设计师，少一个创业家。但是，从农村考入上海，毕业后却不能留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大城市，总会让人感觉大学白念了。一直想自我实现的季琦更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斟酌之后，他决定回到学校报考研究生。这次，季琦换了一个专业，他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机器人专业。季琦寻思，这应该是一个容易找工作的专业。京城作家石康在小说《晃晃悠悠》中讲到1968年出生的人的理想问题：有人想当居里夫人，有人想当作家，但是“所有这些理想在1995年全变成了想当大款。这便是1968年出生的人的理想历程”。
比1968年早两年出生的季琦在读研究生时同样赶上了都想当大款的时代。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之后，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核心便是肯定市场经济的地位。
“南巡”讲话再次开启了中国人的经商热情，这一次的经商规模是空前的，据说当年便有12万官员辞职下海。
大学校园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真空，实际上，全国高校涌入这一轮经商热潮的教师、学生数量多得难以估计。当时，河北白沟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到处都能见到由内地高校的学生，甚至学生会和教师组成的采购团，他们采购的生活用品，很快就出现在各自的校园地摊上。几乎每一个学生宿舍，晚上都会响起敲门声，打开门，就会有一个学生探进头来，推销从方便面到打口磁带等各种各样的物品。
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高校，由于各种便利条件，学生们从事的商业活动远非内地高校学生兜售方便面的小打小闹所能比拟。他们很快发现，最简单，也是获利最大的生意，莫过于追随他们的师长几年前走过的道路：卖电脑。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是计算机在中国普及的开端。1992年，联想集团已经提出了家用电脑的概念，一个巨大的市场已现雏形。如同所有商品的价格曲线一样，在90年代初期，一台今天看来早已应该被淘汰的电脑，在那时却能卖出难以想象的高价，其中的利润可以高达数千元。
而且，赚取这每台计算机高达数千元的利润，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时政作家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这样描绘80年代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公司：“整个80年代，人们都是手持一把改锥，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零件组合起来，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由一人独自完成，其情形有如今天商家柜台后面的攒机商。”“由于当时计算机尚未形成大宗消费品，商家进出数量极少，所以平板车在80年代一直垄断着中关村电子产品的运输……当时，骑在平板三轮车上的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来自附近的中国科学院的某个大院子。”
第一章 回到上海（3）
第一团队：携程与如家 作者：朱瑛石、马蕾 2008…02…03 03：17
只要将骑在三轮车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换成大学生，凌志军描绘的那幅画面，就是对90年代初期学生经商潮的生动描绘。
今天上海交通大学本部校门正对的华山路，在90年代初期遍布交大学生开办的电脑商店。在交大机械工程系读硕士的季琦，其主攻的机器人方向本身就与计算机密不可分，经过两年的学习，季琦已经从一个不会开机的电脑盲变成了精通软硬件和组网技术的高手，他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个机会。在研究生毕业前夕，季琦与同学一起开了一家电脑公司，从此，交大校园里蹬着被上海人称为“黄鱼车”的三轮车拉电脑者的队伍中，多了一个季琦。
这是季琦的第一次创业，即使在日后功成名就之时，季琦都没有忘记这段经历。几乎每一次演讲和做电视节目，他都会提起当年蹬三轮的经历。
1992年的电脑生意是名副其实的“现金牛”，尽管季琦的客户其实就是上海交大的教师和学生，尽管经营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是到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季琦和他的女朋友手里就已经存了几万元钱。已经有了几万元身家的季琦，“心里第一次感觉到生活格外的踏实”。
“大头神童”梁建章
与季琦相比，梁建章根本无须通过卖电脑赚钱来获得踏实感，因为他是一个神童。
与常人相比，梁建章的头显得稍大，所以经常被称为“大头神童”。在上海，还有一个人有这个称号，他叫邵亦波，在梁建章创业的同一年，他也做了一个拍卖网站—易趣网。
梁建章从来没有测过智商，但是在面对电视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可以坦然地说：“我没测过，但是应该挺高的吧。”这不是傲慢，而是自信。他有着智力超常的人才会有的纯净眼神，人生之路上的顺风顺水让1969年出生的梁建章显得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在1984年上海电视台采访梁建章的新闻片中，这个14岁的初中学生被塑造为一个刻苦用功的好孩子：炎热的夏天，梁建章在简陋的房间里苦读，他的父亲则摇着一把蒲扇，站在一旁辅导他。
实际上，被称为神童的梁建章并不是父母刻意培养出来的，更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
1981年，梁建章与其他孩子一样按部就班地读完5年小学之后，考入了上海育才中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901年英籍犹太人嘉道理创办的育才书社，它在教育上的创新与它悠久的校史成正比。
当时的上海育才中学在著名教育家段力佩的倡导下，开始试点交互式教育。梁建章回忆：“我是中国最早受益于这个交互式教育思想的学生……老师只用1/4的课时讲课，接着用1/4的时间供小组讨论、搞竞赛，然后再用1/4的时间总结评分，最后用剩余的时间做作业。回家没有作业，也没有定期的考试，只有不预先通知的小测验。当时有很多家长认为学生回家太闲，学校就提供了众多的课外兴趣小组。我利用了这些课余时间，学习当时刚刚开始发展的计算机技术，最后确立了以电脑技术为专业的人生目标。至少在我本人身上，这样的学习方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在这里，梁建章接触到了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稀罕物的计算机，育才中学的教育理念也成为他日后从事计算机行业的直接动因。“我在十几年前刚念初中时，就开始接触到在苹果机上运行的一些游戏和教学软件。我一下子就被这些软件的神奇魔力吸引住了。印象很深的一个软件是关于引力和抛物线运动的物理课教学软件，那时我可操纵一门大炮，调节其初射角度和速度，目标是一个可移动的坦克。那个教学软件就会列出这个题目中的各个因素，并用图像和动力来分析引力、速度、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的关系，最后引导我解出正确的答案。如果正确，我的大炮就一下击中敌人了。玩过这些教学软件后，再回去看书本那实在是太容易了。教学软件是用英文写成的，于是，我的英文水平也突飞猛进了，这些教学软件为我后来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建章有机会接触计算机，还有社会背景的原因。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上海开始在中小学生中尝试开展计算机教育，最早开始这一活动的，是中国福利会少年宫。1978年夏天，少年宫举办少年电子爱好者夏令营，请来当时的上海师范学院一位名叫朱鸿鹗的教授，给200名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讲了三个半天的编程知识，随后组织他们到高校和科研院所上机实习，结果这些学生的表现远远超出人们预料。上海的中小学生计算机教育从此开始在学校中普及。
在计算机兴趣小组里，梁建章和参加兴趣小组的高中学生同时学习计算机，他遇到不少在他看来很高深的问题，就去问父亲。父亲用高等数学帮他解答出来，还在读初中的梁建章当然看不懂这些解法，问道：“我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得懂？”父亲告诉他，大概需要五六年的时间，要到大学才行。
对于一个十一二岁？孩子来说，五六年的时间就像一生一样漫长，梁建章没有这个耐心等待，于是催促父亲教他高等数学。父亲由浅入深地给梁建章看了一些数学方面的书，引导他在数学方面发展。很快，梁建章就掌握了高中和大学的数学课程。
参加计算机兴趣小组，不仅促使梁建章的数学突飞猛进，而且还让他成了一个小名人。
13岁那年，梁建章开发了一个可以辅助写诗的程序，并且获得了第一届全国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的金奖。媒体接踵而来，他成了在全国小有名气的神童。
1984年上海电视台采访梁建章的新闻片中，梁建章演示了他的程序：在DOS系统单调的屏幕上，有“水”、“山”、“云”、“松”四个字，输入相应的字，电脑就能写出诗来。
一位名叫周新英的记者记录了梁建章设计电脑写诗程序的过程：“他对唐诗很有兴趣，听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也就是说，有了很强的记忆力，就可能做出美丽的诗句，于是梁建章想到计算机‘记忆’本领大（存储容量大），又有处理字符的能力，决定设计一个‘计算机诗词创作系统’程序，让电脑来当诗人。但要教会计算机做诗，设计者必须自己阅读大量诗词，学习韵律，懂得做诗词的方法。这样，梁建章在将近半年的课余时间中，求教老师，访问图书馆，阅读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新注》《学诗百法》《子史精华》《渊鉴类涵》和诗词格律等方面的专业书；还看了《唐诗鉴赏辞典》《诗韵合璧》《中华诗韵》等工具书；计算机知识方面，学习了《人工智能原理》《人工智能》《数据库原理》以及有关逻辑学、语言学等书籍。”
这段记录也许稍有夸大，但与实际的情况也相去不远。理工科出身的梁建章对诗词的爱好一直保持了多年，甚至他在创办公司、做了CEO之后，还自己创作对联，请人写好挂在办公室里。
功成名就之后，梁建章也曾略带得意地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讲过当年编写程序的思路：“唐诗有抒情、咏景、塞外诗等许多类别。在特定类别里，一些动词、名词、形容词等会频繁出现。用平均分律计算它们出现的概率，然后将其分类。将唐诗用词、用韵等语法逻辑，用严格的编程语言描述。根据所设定的题目，我就可利用词库任意排列组合，在几秒钟后做出一首新的古诗。”
梁建章的诗词修养如何，不得而知，他自己也已经记不得写过多少诗，但是他设计的电脑写诗程序，确实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