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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河南人就这样在嵩阳书院并不豪华的房舍里，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讲述着社会人生的真理，以一种异常简单的方式把一盘散沙一样的中国人的心灵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把中国辽阔的疆土归拢到了一起。
“仁、义、理、智、信”的思想就此在东方扎下了根，在中国扎下了根，在河南扎下了根，在几乎所有黄皮肤黑眼睛的人的内心扎下了根，从过去一直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河南人的一个伟大的创举。
由于历史积淀的原因，也由于在中原衰落之后而长时间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底层，和大部分的北方人相比，河南人对儒学的尊崇显得特别的固执。他们坚持着从古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中庸”思想的同时，大一统的社会观念使他们也敢于融合并修改一切外来的东西为自己服务，就仿佛他们敢于在餐桌上将所有外来的菜肴改为适合自己口味的河南菜。
至今，你随便走进几个河南人的家庭都可以发现——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他们也有着几乎相同的社会行为和生活习惯。不论是寻常待人接物还是和外地人、外国人进行谈判，他们也都明显地带着自己的地域文化特点。
如果你有幸在河南乘坐县城与县城区间的公共汽车的话，你一定会听到车上农民对中国时政发表的最朴实的议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人讲述自己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言谈话语中往往流露出对“国家兴亡”的责任。他们表述的方式既直接又委婉，表述的内容既正统又略带叛逆，言谈之间你不由得也会加入进来。
记得80年代末曾经有一位国内知名的大学教授到河南作报告，讲话中他不无幽默地调侃河南人——“常香玉是你们的精神食粮，面条儿是你们的物质食粮。”
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来到河南看看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国粹不止有京剧一种，还有一种，那就是豫剧。二者所不同的是：京剧是贵族式的国粹，而豫剧则完全属于平民。
在河南乡村的露天舞台上今天还在上演的依然是《包青天》、《花木兰》和《穆桂英挂帅》，“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仅可以换来台下雷鸣般的掌声，还能够赚取热血乡民的眼泪。不大被关注的河南卫视有一个在河南观众中很叫得响的栏目——《梨园春》，看看里面那些农民抑或农民子弟们情真意切的表演，你当真会发现：这里才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深、最茁壮的根。
各类讥讽河南人的段子，包括专门针对河南人的新闻报道，听罢看罢便会让人想起隐藏在“农民”后面的另一个更加恶毒的词：“刁民”。
是的。
河南的所谓“刁民”是会在领导视察的时候拦道喊冤的，因为《包青天》里就是那样演的；河南的所谓“刁民”是会在亲人处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因为花木兰就是这么做的；河南的“刁民”是会在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外国老板面前下跪的时候挺直身子站着的，因为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也是这样的个性。
每每想到这些的时候笔者都会激动得落泪，因为受着最“中国化”的教育而有着最“中国化”身份的河南人应该同样是我们民族危难到来时最坚实的中流抵柱之一，那个时候，他们当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明——自己也是这块黄土地上优秀的种群。
在19世纪中叶，美国人对中国移民的偏见、暴行和负面的刻板印象随着经济竞争的变化而大起大落。例如，当中国人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寻找金矿时，他们被描绘成“邪恶和堕落，全是贪婪之徒——嗜血而野蛮”。然而，10年后，当中国人愿意接受横贯美洲大陆铁路的危险而艰苦的工作——白种美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时，中国人就被描绘成朴实、勤劳、奉公守法的人。的确，参与修建西部铁路的大财阀之一的查尔斯。克洛克写道：“他们和白人一样的优秀——他们令人信赖，富有聪明才智，信守合同。”
凡歧视和偏见就一定是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
农业文明可以被工业文明所取代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那么，不同地域人们的文化根基呢？我们的儒家文化是不是还能够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
笔者以为——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就好像是地球漫长的历史演化：蕨类植物可以代替地衣苔藓占领主导，人类可以代替恐龙成为世界的主人。但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却好比地球上同一时期动植物的分布：我们绝对不可以因为喜欢大树就将所有的青草拔光，也不可以因为需要粮食而砍掉世界上所有的森林。
真正茂盛的文化一定是多元共生的文化。
如果这样，西方文化有什么理由看不起东方文化呢？中国人又有什么理由来歧视文化上同根同种的“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
我们可以喝“可口可乐”，可以看“东芝”彩电，可以吃“麦当劳”、坐“林肯车”、用“摩托罗拉”、品“麦思维尔”。抽“万宝路”、抹“丹芭碧”、穿“皮尔卡丹”、欣赏“泰塔尼克”，但你还是你——一个骨子里带着农民血统、眼睛含着儒家平和的黄皮肤的中国人。“拿来主义”已经不需要再宣传了，但“拿来主义”之后的“丢掉主义”恐怕我们还必须慎重对待，因为弄不好文化这东西也会翻船！
APEC的唐装是不是很刺眼啊？
黑头发的颜色是不是很难看啊？
戏曲是不是很落后啊？
中药是不是很荒诞啊？
过春节是不是很老土啊？
吃狗肉是不是很野蛮啊？
“中庸”是不是很可耻啊？
“贫穷”是不是很可怜啊？
中国人是不是很愚昧啊？
河南人是不是很讨厌啊？
笔者实在不愿意再说下去了，因为我实在见不得那些为了出国定居移民签证而恨不得将自己DNA都改掉的中国人。
观星台的所在地登封距离河南省省会郑州不远，在它的两侧有两个中国乃至于世界闻名的古都——西边的是洛阳，东边的是开封。
洛阳的牡丹依旧开放，不过它不再是那个“春来开在帝王家”的牡丹了；开封的龙庭仍然屹立，不过它也不再代表那个多年以前的繁华汴梁。历史上几经沉浮的河南人活得还算是坦然，最起码他们在遇到洪水灾荒的时候没有撒泼骂娘。这些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有足够的耐性等待机会，尽管他们已经等待了很久；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走出泥坛，尽管他们走得如此艰难、如此痛苦，尽管以后的路还很长很长。
离开观星台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四周一片寂静。雪还在下着，而且越来越大。
没走出多远，并不巍峨的观星台就消失在我们回顾的视野中了。
白茫茫的大雪把观星台给埋了，埋在了我们民族久远的记忆里。
前面苍茫一片——一切都仿佛在有形和无形之间。
二、无形即是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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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今地域文化特征的概念，笔者一向不认为就是那些地底下挖出来的坛坛罐罐。历史是形成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它决不能代表地域文化本身。笔者所理解的地域文化特征应该是以人——现代人为核心的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思维和情感方式，它应该是活生生的。如果留心，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比如：山东人的“耿直”，北京人的“神通”，东北人的“仗义”，上海人的“精明”等，这些各个地域的人们可能没有上过一天的正规学校，不读书也不识字，但在他们的骨子里，从一生下来就从他们的父辈祖辈那里开始了耳儒目染的继承。那些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下意识的生活习惯，往往最可以代表他们所处的地域的文化特征。
在中国任何一个上规模的图书馆内，关于华夏各地域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图书可谓汗牛充栋，用不着尽行浏览你就觉得它们的作者一半是由考古专业中途改行的社会学“专家”，另一半则是缩手缩脚、语焉不详的“好好先生”。书上凡是涉及地城人格精神的字眼，不论民族地域，不论历史现状，几乎到处充斥着诸如“勤劳、善良、勇敢、无私”等外交礼节性的辞令，让人感到乏味的同时也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遍地都是雷锋。
图书上关于河南人的记述也是礼节性的。从三皇五帝到当代愚公，无论人情人性总是一派“大好春光”。作为一个河南人，笔者不想护短，可也并不想听那些连篇累牍的奉承。说实话，笔者自己都觉得它们描述的那些形象既不像河南人，也不大像现在的中国人。
感谢时代的进步把网络这把双刃剑交给了我们，拿着它你可以以“黑客”的身份“黑”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尽可以凭着良心来发表自己对世界的真诚——真诚的理性，真实的感情。
还是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南北诸省区人印象》一文，它不光针对河南人，而是把各省人逐一画像，有些段落倒也颇有意思，现列举二三：北京：老派北京人重礼数，善待人，颇有尊贤礼让之风。但此地衙门众多，官气颇盛，八旗子弟余风犹存，市民身居京畿之地，见多识广，既熏染官场的“霸”气，市井的“赖”气，又兼有旗人闲散，嘴贫善侃，故侃爷辈出，有“京油子”之名。在“地方上”的人面前，常有高人一等的自负，说起话来盛气凌人。
上海：上海人是好公民，坏邻居。其敬业态度无人可及，公共意识也比较强，总是衣冠整洁，修饰得体。但上海人的地域认同感很强，骨子里十分自傲，内心轻视外地人（外国人除外），尤为排斥苏北人。外地人在上海被一概视为乡下人，故难以融入上海人的圈子。在私人交往中，上海人总是与人保持着一点距离，善于权衡利弊，为小事斤斤计较，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出了不少银行家和商人，却难出一个诗人。上海女人举止得体，雅致，有女人味，但不可能出现那种为爱不顾一切的“烈女”，上海男人在媒体中往往有小男人的坏名声，但懂得尊重女士，体贴妻子，把西方的绅士遗风中国化了，也别有可爱之处。
四川：群山环抱的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物产丰饶，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四川多神仙类的人物，精明能干而散漫悠闲，能享受吃喝玩乐，也喜欢谈玄探幽。川妹子既辣且媚，骂起人来“嘴巴狡”，尤其是在公共场所与人吵架的时候，往往“辣”劲十足，使对方只好落荒而逃，发起嗲来也无人能抵挡。但川人偏居一隅，见识不免狭窄，有，夜郎自大的遗风，虽藏龙卧虎，但若不走出荧门，也只能成为一些歪才怪才。
山东：山东古为齐鲁之地。为人忠厚直爽，外粗内秀，讲义气，重教育；但也爱赶时髦，喜欢在全国制造声势和影响，讲究人际关系，会走上层路线。“山东出响马”，山东人既有豪放之名，也就愿意炫耀豪放，表现出来的却往往是粗鲁，例如，说起话来大声武气，嗓门粗放，喜欢酗酒比酒量，然后动粗。山东女孩其实温柔多情，有教养，重仪表，尤其在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美女也不少见。只是山东话忒土，女子撒起娇来让人头皮发麻。山东人乡土意识特重，自以为山东天下第一。中国有两个地方喜欢吹嘘自己的家乡，山西人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