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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结局是所有下跪者都回到了岗位，而这个河南小伙却昂着头走出了那个工厂的厂区。他远在河南的家里有年迈的父亲和多病的母亲，家里很穷，很需要钱，他也很需要这份工作，但他不须思考就把这些放弃了，惟独留住了骨气。
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人指责河南人的人格不健全的话，那笔者就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东西是健全的了一一假使这个世界上还有公平、真理和正义。
河南著名诗人王怀让先生得知此事以后感慨万千，他饱蘸激情地为这个普普通通的河南人赋长诗一首：《中国人，不跪的人！》——语句慷慨，可谓中气涤荡四野；诗情激越，堪称文采掩蔽八荒。
回首华夏史册，中原大地不知上演了多少“官逼民反”的戏剧，中州儿女不知演绎了多少慷慨悲歌的乐曲。
无论是情赋《满江红》的岳飞，还是“精钢不做钩”的包拯；无论是舞台上不畏强暴的《七品芝麻官》，还是确有其人其事的洛阳强项令；无论是朴实无华的乡野村民，还是“以暴抗暴”的少林武僧。河南世世代代涌现出一辈又一辈的忠臣志士。
黄河黄土哺育了中原人，他们也以自己的英雄行为而名在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稽侍中血，为张淮阳髯，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情操后冰雪；或为出师表，神鬼泣壮烈；或为渡江揖，慷慨吞羌揭；或为击贼匆，逆竖头破裂。
——这是黄河儿女的群像，高大、威猛、粗旷、结实。
在外人眼里，冬日的黄河没什么好看的。
枯水浅流，平淡无奇，干涸的黄河河床几乎与那苍苍茫茫的黄土平原连在了一起。
但在河南人的心中，此时的黄河才最像她自己。
假如有雪的话，黄河黄土就会无边际地向远处延伸，天与地胶合在一起，人与土胶合在一起，不辨你我，浑然一体。
中国人的传说里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
“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外圆内方”的河南人就这样把天放在头上：他们于是知道了敬畏；把地放在心里：他们由此懂得了仁爱。
小时候在读鲁迅先生《眉间尺》小说的时候，一直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那杯“莫邪”宝剑如果真是天下无坚不摧的兵器，那该拿什么东西来盛放它呢？
现在我明白了。
——对邪恶它是最致命的利器，对美好的事物它只是一块碧玉。
如此而已。
规矩一统的人伦
治理水患，既要疏导也要截流；治理沙化，既要引水也要造林。所以，笔者从不认为“治国齐家平天下”就只有一个标准。
社会当然是需要法制的，从古至今莫不如此。但对于法制所无法达到的死角，就必须有伦理来约束。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伦理的社会会拥有多么健全的法制制度，它的法律从何而来呢？我们也无法想像一个完全没有伦理观念的人会将法制作为自己行为的惟一规范，他的法制意识到底建立在什么上面？
“法治”也好，“人治”也罢，其实它们的对象都是人。
人的行为当然是由人心来指使的。
因此——法制是人行为的标准；伦理则是人内心的规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对长期生活在农耕时代、宗法关系中的河南人来讲，“规矩”既包含法理，也包括人伦。二者比较起来，他们更看重的还是根本：人的内心。
道德带来的责任和义务控制着我们的行为，它让我们的外部世界变得和谐平静，也让我们的内部世界变得纲常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以宗族关系为纽带展开的人伦阶梯是河南人以及中国人所特有的，它既可以使国家稳定，也可以使家庭安享天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河南人秉持着这样的道德观念在无数目征战厮杀中屹立不倒，中国人也秉持着这种道德观念在历史的风云里一次次一统江山。
这真是一种伟大而奇异的现象。
忠孝双全
某种程度上，道德就是责任。
和少小漂泊、习惯越洋跨海的粤、闽、浙一带的人们相比，自幼接受传统伦理熏陶的河南人大都比较恋家。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在河南外出民工的行囊里你时常会发现他们女人的头发或者家里孩子寄来的书信，这是他们缓解寂寞心绪的灵丹妙药，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就是跑到天边也不怕，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可就完全没有了在外闯荡的动力和信心。
我看到过不少外地人对河南人的描述，大多是一幅心事重重的样子。有责任的人才会有心事。他们和那些没有责任因此也没有压力的人相比，当然不够潇洒。
大多数河南人外出发展不是出于喜欢经历冒险的“天性”，他们外出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回去，更自在更舒适地享受自己的家庭生活。如果我们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去看一看，你会发现：那里的风景一定还是他们偏僻的村落，那里的人一定还是他们家乡的挚友亲朋。
家庭是传统农业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河南人的道德观念也必然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这个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系统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内部结构上都无一例外地感染了家族秩序的气息。“君为臣纲”源于“父为子纲”，“朋友有信”同于“举案齐眉”，“文以载道”来自“非礼勿听”——“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家庭、从个人来透视整个社会的欲望理想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河南人不短视，他们在家庭里不仅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国家和社会。
“父慈、子孝、见爱、弟梯、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在这个严密的道德网络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河南人道德延展的过程：从对小家的“孝”，到对国家的“忠”。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忠孝两全”至今仍是河南人道德伦理的基本轮廓，并且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为自己提供了丰富的证明。
孝道历来是中原人所最看重的人的美德，田野乡间你总能听到百姓口中流传的与此相关的事件，父子之间、婆媳之间的许多故事都已经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美谈。比如：谁家的媳妇为行动不便的公婆洗了澡，谁家的孩子从外地为父母带了什么“稀罕”。如果哪家有儿子或者媳妇不孝也是会激起大家公愤的，大家会集体起来和他们论理，甚至会一同把“不孝子孙”直接带到当地的法院要求法庭给予公正的评判。
笔者有一位好友在省会文化部门工作，在他们家乡是有名的“孝子”，在单位同事中间也有十分好的人缘。一次我们谈到地域文化中关于“孝”的话题，他一脸正色地告诉我：他从不和“不孝”的人交往。待我询问原因时，他直直地说：“他连父母都不能善待，会善待朋友？扯淡！”
他说的没错，这就是河南人的逻辑——你不爱自己的父母，必不会爱别人。
河南人孝顺得很实在：给亲娘老子来虚的，坏良心！
河南人孝顺得很霸道：没有老婆孩子的，也得给老人！
河南人孝顺得很固执：吵架别骂娘啊，骂了可就真要翻脸！
河南人孝顺得很宽泛：朋友的娘也是咱的娘啊，有事没事就到家看看。
河南人的孝顺是一种文化，不只讲究表面的礼节，还要认真彻底、完全发自内心。
想起鲁迅先生对“愚孝”的批判，便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外婆家见到过的《二十四孝图》。那是画在很大一块白布上的24幅图画，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外公讲述时看着我的意味深长的眼神。
我当然不主张用“割肉”的方法来疗疾，也不主张用“肉麻”的形式来娱亲，但如果有人以为先生反对“封建礼教的迫害”就是反对“孝敬老人”，那可就令人哭笑不得了；如果再有人认为河南人的这种行为很“老土”，那我也只能建议他先在自己家里实验所谓的新理论。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似乎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更新，但有些东西是不应该变的，比如“孝顺”的德行。孝顺不是时尚，它是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骨子里的东西，就像我们黄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
河南内黄县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孝顺儿媳，她的丈夫在外务工，婆婆卧病在床，孩子年幼，家境十分拮据。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她起早贪黑地劳作，给婆婆洗澡擦身、端水逢迎，一晃就是十年的艰辛。丈夫每到过年回家都会拉着媳妇的手哭一场，新年刚过，他又会满怀勇气继续登上外出打工的路程——有她在，他放心。
她后来被当地评为“十大杰出青年”。
笔者是在会议下榻的宾馆见到她的，很普通的农村人，羞怯、不爱说话，后来得知会没有开完她就回家去了，因为她担心所托付的人照顾不好母亲。
我想，她远在外乡的丈夫也许正忍受着别人对河南人“死不开化”的嘲笑，默默地做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黄河黄土的开阔使得河南人能够以更抽象的思维和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家庭伦理。他们很自然地就把家庭延伸为国家，把孝道来比做忠诚——人生在世，于家要“尽孝”，于国则要“尽忠”。
对于小家和大家的利益关系，他们有着自己十分明晰的判断。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出现冲突、“忠孝”难以两全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为国尽忠”的选择。
忠于国、忠于君、忠于民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即使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八十老农也同样和热血沸腾的青年一样怀着这样的思想。来到他们的身边，听听他们说话，你就知道河南人“每个都是哲学家”；看看他们的过去，你就知道河南人个个都是国难当头不惜命的英雄。
笔者认识的一位普普通通的河南农民，叫马士英，七十多岁了，黑乎乎的面容，佝楼的身子，先前只晓得他受过伤，因为当兵。
他那满身的伤疤在我的童年是万分恐怖的记忆，后来才知道：他在解放战争中曾中弹三次，在抗美援朝中又曾多次死里逃生。弟兄四个都是军人，除他之外都已经牺牲了，其中只知道老二阵亡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他复员后回家，在农村几十年，每月只有些微不足道的抚恤金。他特别喜欢听戏，河南豫剧——每当余太君唱到“哪一阵不伤俺这杨家将，哪一阵不折俺这杨家兵”的时候，他那深凹的眼眶里都有泪花在闪动。
他的几个子女也都曾是军人，他亲自送他们当的兵。生活里，每天当电视机打开的时候，他也最关心国家的时政。日本人修改教科书的消息传来，老人气得竟然得了一场大病。
河南的土地上决不缺少马士英这样对国家忠心耿耿的百姓，也不缺少焦裕禄、吴金印那样为国分忧的栋梁。这里层出不穷的英烈事迹还需要多讲吗？要讲，我们就不得不讲一讲岳飞——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大英雄。和今天的河南老乡一样，这位南北宋之交的抗金名将现在仍然被人背后指点，至今还背负着一个“愚忠”的名分。
“风波亭”早就不见了，“黄龙府”也已经消失了，几百年前的悲喜冤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