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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还背负着一个“愚忠”的名分。
“风波亭”早就不见了，“黄龙府”也已经消失了，几百年前的悲喜冤仇现在已经无影无踪。岳飞留给后人的除了男女老少熟知的传说故事，再就是两处装载着他灵魂的庙宇，一处在他就义的杭州西湖，一处在他的老家河南汤阴。
岳飞故里的庙堂不太大，三进庭院，几棵古松。
一切大概都和英雄在世的时候差不多，没有豪华祭器的摆设，没有如云随从的附庸，只有家人和旧将的塑像陪伴。后堂内，洋洋洒洒的《满江红》还在，斑驳的石碑前尚有铿锵的英雄气，只是时光已经把院落打扫得有些冷清。
难怪，他是那个年代的英雄。
可今天，那催命的十二道金牌依然压在他的肩上，扛着“愚忠”的名分应该决不比“莫须有”的罪名更轻松。
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河南人忠诚的品质呢？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他这样身份和智慧的人当然知道兀自打下去可以救回二圣，可二圣回来现在的“圣‘怎么办呢？不打就要回兵，回兵就等于自蹈死地——就是死地又如何啊？英雄在世上走一遭，为的本来就不是偷生！
任何时候忠诚都不应该是错的，更何况他效忠的还包括黄河黄土、黎民百姓，这就像你一厢情愿地爱上了一个人结果却被欺骗了一样，到底是因为你“愚爱”呢？还是因为对方无情？历史上的河南人中间，岳飞是个典范。这不仅因为他“忠孝双全”，还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开始斜着眼睛看中原了。
话又说回来，河南人还是老实。
——秦桧害了岳飞，金陵人害了河南人，历史上却只有人骂秦桧，却少见有人骂他的家乡、他的祖宗。
义利轻重
在河南，假如一家人家兄弟两个都已经成家，正要从父母那里分出去，如果他们之间有矛盾，父母长辈可以从中调停，但要是有外人插来干涉，那这一家人便会合在一起一致对外。家里如此，村里如此，乡里、县里也都大抵如此。
中国人的伦理确是一个很完备的体系。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道理一样，在人们的道德观念中——“忠奸”是对国家而言，“孝逆”是对家人而言，“义利”则是对朋友而言的。其轻重不同，有主有次，有缓有急，秩序井然不乱。
“仁、义、礼、智、信”之中，“仁、义”是基础：“仁、义”之中，“义”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概念，它既是“仁”的升华和总结，也给“礼、智、信”的执行提供一个相对严格的标准。同时，它也是引导河南人德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
“义，人之正路也。”
“路”是道的意思，“正路”即正道、正义。
长时间被中庸思想教化的河南人甚至将“义”的普适性扩大到了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挚友间可以称“义兄、义弟”，忘年交可以称“义父、义子”，为民锄奸被赞为“义侠”，仗义执言被尊为“义士”。当然，别人所有的缺德行为也可以一律概括为“不义”二字。和“义”相对应的是“利”，即个人利益。
农耕经济和宗法制度下的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单位来推广其行为规范和心灵准则的，所以，河南人的世界当然也就有了内外之别。忠孝事关“家国”可以不讲条件，但谈到朋友之间的“义”和“利”可就必须要讲清楚了，二者兼得的时候也有，但某些情况下你必须选择其一。换句话讲：虽然都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但有些时候你只能“喻于义”或者“喻于利”，以便大家来分辨你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
——此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黄河水是浑浊的，但静下来以后——半碗水，半碗泥，一清二楚。假如你说一个河南人是“重色轻友”，他可能会红着脸和你辩解半天；但如果你再说他是“见利忘义”，那他多半要跟你急。为了挽回你这种印象，他甚至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举动来证明你对他的判断是错误的。
北京的一些菜市场是笔者常去的地方，那儿的很多买卖人都来自河南。
老陈（事后只知道他姓陈，不知道名字）家在漯河，四十多岁，进京已经五年了，他做的是松花蛋的生意。老陈告诉我：一次，有一个买菜的妇女不知怎么非说他的松花蛋有假，是土豆做的。笨嘴拙舌的老陈分辩了很长时间却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工商所的管理员都来了。情急之下，他拿起筐子里的松花蛋一个个摔在地上，直到新进的三百个松花蛋全部摔碎。
那一次他损失不小。
“没啥，我不为挣那几个小钱，主要是为争这口气！”能看出来，他至今还忿忿地——不是为那几个松花蛋，而是为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
河南人既然可以为了一句话就破财，当然也会为了大义而舍命。君死社稷，民死国难。为了正义公理，他们可以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甘心忍辱负重。他们追求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壮举，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的惊天伟业。
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为成就三分天下的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篇《隆中对》心怀天下，一纸《出师表》义感天地。
南阳武侯祠内，这位为国事忧心忡忡的蜀国丞相现在依然紧锁双眉。距此不远，就站着“刘、关、张”那三位义薄云天的生死兄弟。据说，当年岳飞被十二道金牌招回临安的途中曾在此停留。看到武侯塑像，他奋笔书写诸葛《出师表》，同为“义士”的悲凉感慨使那挥扬的墨迹都带着无限的遗憾。
像他们这样舍生取义的忠臣良将在河南真是不可胜数。
河南人把“义”看得比生命还宝贵，英雄如此，百姓也是如此。
作为大家一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义”是高尚的，就仿佛摆在神龛里的红脸关云长的塑像，每一个人都要向他朝拜。“义”当然也是不容亵读的，一旦有人胆敢违背了大家相互间的同盟正道，即刻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回击。
这就是所谓“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现在，好像没有人不熟悉这句话了。本来是对“不义”之人进行惩罚的理由，今天却成了人格缺损的施虐者对不拘小节人们眼毗必报的幌子。
抓住一点，波及其余，不打则已，打则打死。
素来“义”字当头、把关公当圣人的河南人对这一点感受恐怕最深——因为你是农民出身，所以不懂现代人的“规矩”，所以就被一路追打得无处躲藏，直至打残打死。还在做着“天下一家”梦的河南人怎么也闹不明白，好好的，“义士”怎么就成了“不义”呢？
河南人不知道的是：打杀者其实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以德报怨”的词语。河南人当然知道，他们自己的家乡从来就不缺少这个东西的。河南籍老作家姚雪垠的巨著《李自成》早已被国人所熟知，其书中的很多情节都来源于作者少年时代的一次冒险经历，这些内容大都可以从他早年作品《长夜》中找到痕迹的（《长夜》记录了姚老少年时代被迫跟从一支豫南的土匪队伍转战流散的全部过程）。
那是一个血腥和狂乱的年代，期间发生在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杆子”（意即土匪）身上的故事，桩桩件件都充满了人性的真美和“义”的壮丽——一群“杆子”被官军围困了，其中有人想要拉队伍偷偷溜掉，结果被发现后带到了“大当家”面前。看着先前一起打杀的兄弟关键时刻背信弃义，“大当家”却向他赠枪赠马并送他远去。这是《李自成》中闯王送别郝摇旗的一幕，但它确实就发生在几十年前的豫南某地。
以德报怨是“义”的极致，你也许觉得其中有自残的意味，但实际上以德报怨的人享受的是心灵上最大的快慰。
如果有人觉得上述事实离我们的生活较远的话，那么看这则报道：昨天，因出差河南而遭遇车祸、受到河南人倾心相助的北京客人黄晓鸣夫妇在即将离开河南之际，深情地道出心声：“两位救命的好心青年，你们在哪儿？该走了，再让我们对你们说声谢谢吧！”
在北京石油大学工作的黄晓鸣于3月20日到河南出差，在郑许高速公路上，黄所乘的轿车与另一辆轿车严重相撞。身体多处受伤的他爬出车外呼救，有辆路过的轿车立刻停下了，两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关切地快步跑到他的身边，小心地把他抬到他们的车上，又马不停蹄地送到郑州市骨科医院。当知道黄晓鸣是北京人、而出差的单位一时又联系不上时，两位年轻人为他挂号、办理住院手续、取药等，忙前跑后，一直等到他的一位朋友赶来才离开。黄和朋友再三询问他们的地址和姓名，都被婉拒了。
13天过去了，黄晓鸣和当天深夜赶到的妻子一直感念两位青年的救命之恩，四处打听却无结果。要走了，黄的妻子拨通记者的电话，深情地说：“以前，我们对河南人是有些偏见。但这次遭遇却让我们感动万分，谢谢河南人！”
《大河报》的报道极其简单，但好人好事中似乎还夹杂着别的意思。
从“黄的妻子”的话中我们不难听出她原先对河南人的偏见之深，似乎先前这里那些“见利忘义”的“不义之人”只会动则取“不义之财”，而此时“良心发现”的举手之劳竟然就让他们“感动”了起来。想起最近网络上流行的雪村的《东北人各个都是活雷峰》，才觉得“雷峰”当真都跑到东北去了，河南的形象倒应了苏三那句“洪洞县里没好人”的老话——河南省内无君子！
时代变了，经济大潮之中大家都看见了“利好消息”，“义”这个东西跌得比较惨。虽然中国是个重义的国家，但河南穷得很——没有“利”的支持，“义”的问题和他们应该不沾边。
河南人的道德是汪道德，即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几乎都渗透着道德意味。
即便真是这样，那位在外国老板面前拒不下跪的河南小伙子还是可能有别的心思——他是嫌给的钱少吧？要不他就是早就有了跳槽的念头，不然他为什么不跪呢？现在好了，名也出了，利大概也有了——河南人还是会算计！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我越来越怀疑古人这话了，因为在小人的心目中大家都是在“喻于利”；在君子的心目中大家都是在“喻于义”，只不过有大小前后之分罢了。
君子和小人本来就不可比。
有时候我真的会这样想：以后的世界大概已经不需要道德了吧？
因为，已经流淌了千百年的黄河虽然在河道里流淌，但有时也会有洪水溢出；
已经耕作了千百年的黄土地依然平坦肥沃，可有时也会面临一些沙化和盐碱。
河南籍作家周大新的小说《ZI大厦》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位河南人，这个退伍兵在京城ZI大厦里当保安——“那个河南保安在这里见识了各色人等后，对他们很失望，对人生也很失望，最后他被ZI大厦里一个久经沙场的北京姑娘千方百计地勾引，他慢慢觉得生活有了亮色。他喜欢她，以为她也喜欢他。有了肉体关系就要结婚，这是他河南农村的观念，但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当他发觉她把另外的生意伙伴也勾引到床上时，愤怒已极。她却没有一点愧色地说：‘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