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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是个勤快的资深老队员，马导往床上一躺，伸直了双脚，总是刘丽上前擦脚，剪指甲、抠耳朵、洗袜子，就好像伺候一位老太爷，在打曲云霞的时候，刘丽仅仅表示了一点点不理解，马导就说她“你牛逼什么！”掉头把刘丽痛打一顿。
——运动员的肝病已经到了疼痛难忍夜不能寐的程度，偷偷去医院看了一回病，回来就难逃劫难，人人过关，“打不服你不算打！”刘丽被打成乌眼青，还瞒哄家里大人说不小心在桌子上给碰的。
——那一年在云南高原训练，有一个小队员名字叫王小男，因为跟不上队，马导冲上去把王小男痛打到泥塘里，直到浑身是泥是水，打的王小男没处躲，没处藏，直往树上爬，脸已经被打的变了形，直喊救命，没人敢救。马导说，这叫强化训练。
——李颖是从鞍山第一个跟马导来到省队的老队员，资格最老。因为李颖在组里跑得不是特别好，没有给马导争光争气，马导抄起大木板子就朝李颖头上打，皮开肉烂，鲜血直流，队员们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到现在李颖头顶上留着鲜明的三角疤。
——还有一个小队员叫谷亚男，受打不过，连续逃跑三次，每次都被抓回。有一回马导亲自追到火车站，上了车一直找到最后一节车厢，找到谷亚男，笑嘻嘻连哄带骗抓回来，照打不误。马导用树条子蘸水猛抽谷亚男，把谷亚男脸上抽得全是血印子，长期消退不下去，谷的父母得知以后嚎啕大哭，要告马导毁容罪，经过多方做工作才算平息。谷亚男只要看见马导，就浑身打哆中。
——吕亿模着自己脖子后面的大疤，感慨地说：这是我在马家军留下的永久纪念。
——为防止队员身上有钱，多次烧毁队员应得的工资，最后一次烧了十几个人的全月工资，共计两千余元。
——在队里几年来，从马导一个人嘴里，我们已经把世上最肮脏最难接受的脏话听遍了。做俯卧撑他不满意，就骂我们说：“起！起不来啊？你爸和你妈在家里大炕上就这样笨吗！”
——在训练中，跑得落在后边，马导大骂：怎么啦？跑不动啦？今晚上该给你过过电啦？非找几个大老爷们操坏你不可！
——在大院时唯独他不准我们到课堂听课，每周三个半天的文化课，马导的队伍从不参加，求知的欲望被剥夺。
——扣留我们所有人的奖金，控制在他一个人手里，你想要钱吗？只有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了，否则不给。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我们是人，不是畜牲，不是赚钱机器……
山雨欲来风满楼。
基地大楼就是一座即将爆发的活火山。
老马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他过低地估计了队员们的力量，他认为这帮小姑娘没什么了不起，哪一回不是整得她们服服贴贴？除非背后还有特殊人物做后盾！——其实哪儿有这样的人呢？
是的，后来的事件曾经使无数善良的人们疑虑重重，许多人总是认为：马家军兵变，令人意外，小姑娘们懂什么？肯定是背后有人指挥策动，不然她们哪儿来的那么大胆子？中国人总有那么些人要破坏民族的事业，从背后捅老马的刀子！
实际上，至少这一次不是这样，而是马家军从内部爆发了无畏的抗争。
这种抗争是无法遏制的。在兵变爆发之前，姑娘们所采用的抗争形式也是稀奇古怪，多种多样，甚至有些不可思议。比如，当时的队员们对老马很仇恨，又一时没有宣泄的办法，就借助中国农村中最古老的“咒人法”，用剪刀把老马剪成小纸人，写上名字，用锐利的钢针扎，用唾沫唾，或者把纸人日夜压在床脚下，垫在床铺最底层。兵变以后，有队员匆忙间收拾行李，来不及把纸人处理干净，竟被老马事后发现。把个老马气得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愤怒地对我说：把我铺在床褥子下头，她们这是干什么？这是耍流氓嘛！纯粹是女流氓！
在那些最后的日子里，队员们与外界的年轻朋友已经多有联系。这些朋友又是如何进入这座大楼的呢？队员们用什么办法告知外界老马在不在队里呢？老马在，人不来，老马走，人就到。——这是姑娘们用各种暗号联络的结果。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老马开着奔驰车刚刚离开基地回了家，姑娘们就在朝着大马路的阳台上挂出了预先定好的信物——红色的运动衣裤。朋友到达基地附近时，先从远处眺望，看看那阳台上是否有红色运动衣在寒风中飘荡。这情景有点像抗日军民对付日本鬼子的“消息树”，又有点像国共两党在早期严酷的斗争中，地下工作者常常摆在窗台上的一盆花。如今是和平年代，姑娘们为了向朋友倾诉，为了朦胧的爱情，为了酝酿新的行动，采用了这样的奇特的举措。
后来我与姑娘们多有接触，意外地发现她们中有不少人竟会唱新歌。这在别的运动队是很自然的，马家军的姑娘们会唱就有些令人不解。一问方知，还是在那段时间里，老马回家不在楼中，姑娘们围在王军霞受赠的一台电视机前，不知疲倦地观看久违了的各类节目，直到出现“晚安”、“再见”的字样。光看电视尚不过瘾，就有人从外边借来了录像机，与电视接通后，放入卡拉OK的录像带，彻夜大唱卡拉OK，直唱得东方欲晓，新歌唱成老调，人人嗓子冒烟。她们太需要连嚎带叫大唱出声了，她们的生活太无聊，太压抑了。这事儿在当时，老马居然一无所知。这也是姑娘们与现实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算一种人性的宣泄吧。
马家军的核心内部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深刻的变化，人格曾有多少扭曲，姑娘们就要追回多少坦荡；人性曾有多大压抑，姑娘们就要换回多大释放；人道和正义被摧残到什么程度，姑娘们就要匡扶到什么程度；劳动的价值曾经失去多少，而今就要讨回多少；自由被秩序所剥夺，而今就要破坏秩序还我自由；人的尊严被贬损贩尽，责任者也将要尽失尊严；世上曾经有多少虚伪，迟早就会有多少真诚——谁也无可回避了，人格，人性，人道，正义，爱情，自由，尊严，真诚——天啊，这些至高无上亘古久长的深重命题，如今在这帮小姑娘身上竟然体现得如此集中强烈，如此切肤直感，如此刻不容缓！
在中国，年轻而又奋斗着的女性们，所要夺回的，不正是这些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么？除了这些，她们还稀罕什么？珍稀财宝？人身依附？醉生梦死？任人宰割？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而今，新一代女性正在走向成熟。马家军的姑娘们什么都见过了，什么伪善都不灵了，什么大仙都不信了，什么说教都听不进去了。说到底，时代的演进，最终决定着中国女性的独立和解放。女性的命运，只有觉醒才能自己掌握。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第十六章 最后的军营
争权益军霞小胜大教头，起狂澜孤帅竟无一将援；曲云霞过生日已成悲军盟友，马俊仁打电话宣告离队日程。导火索终被老马点燃，论责任无关新来教练。真男友驱车远程接应，众姐妹签署集体辞呈。队员行动多缜密，马导意懒少明察。
前面说到基地大楼里产生了种种危机，众队员把多年的怨气统统集中在马俊仁身上。兵变随时可能爆发，中国体坛的一个神话即将破灭，一场悲剧眼看着难以避免。只
可惜马家军登上历史舞台才不过一年多些，到了大连真正独立也不过半年多些，这大幕谢得也太早太快。我们实在难以说清这个时代是喜剧多呢还是悲剧多，抑或是悲喜交加，两难境地？队员们怨老马恨老马虽有一定道理，可老马又该怨恨谁去？马俊仁同样是大社会和新时代的产物哟。
在最后的兵变爆发之前，马家军中的经济矛盾更加尖锐化。她们与当前这一个物欲横流的大社会同在，人人都不可回避地思索着同一个问题：我有多少钱？我现在有多少钱，将来才能办多大事。既然今年冬训已经完蛋，马导连即将参加的日本大阪马拉松赛都不顾了，明年怎么办？往后怎么办？没出过大成绩的队员那少许希望彻底破灭，出过大成绩的队员更没有新的企盼。人在无望的时候心理时钟很容易趋于一致，那就是反正我已经干不成什么名堂，钱也不会挣得更多，干脆大伙儿都别干啦！团结起来，讨回我们早该得到的、属于咱自己的那份儿血汗钱！钱，还是钱。这时我想起了后来报界屡次披露的马俊仁集中烧毁队员月工资一事。较突出的一起正发生在此前不久。那一把火使贫苦多年的农家小姑娘真正心疼坏了。那是1994年秋季某月份的全队工资，老马在一楼食堂烧掉这些钱的时候骂道：我让你们花！让你们花灰！你们告我去吧，告我马俊仁烧人民币犯法！——队员们有时候并不十分在乎眼睛看不到的若干奖金，可是对于日日奔跑挣来的工资，却无比珍惜。
时隔半载，队员们仍然在忿忿地对我讲：烧掉俺们的工资，当时敢怒不敢言，可是马导他家的儿子们亲戚们都算基地的人，长期在基地开支，他们一领工资领老厚，一大撂，他们笑嘻嘻的，我们一分没有，搁谁谁不恨？驴也要吃草哩，机器还要加油哩，人为什么要白跑？事情到了后来，营养伙食这么差，都是为了从我们的嘴里硬扣出钱来肥他家的人！俺们的工资让他烧光，俺们的奖金让他扣着，这合理吗？这公平吗？外边的人都说俺们挣了大钱了，钱在哪儿呢？家里人年年月月眼巴巴地等着用钱，爹妈养活我们一辈子不容易，可是钱在哪儿呢？
话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王军霞父亲王有馥的牢骚来。老王头说：那一回，人家请我去参加全国模范运动员家长表彰会，到会上人家都说我有钱，我就奇怪我受穷一辈子，有啥钱？杨文意和谭良德的父亲还跟我开玩笑，说咱养了个好闺女，说我现在日子好过啦，说我早该有百万元的存款啦！这话把我说伤了，我上哪儿弄来这一百万？人家说我家小霞至少存有200万，这就怪了，怎么就没见她给家拿回来过？——老王头有牢骚，平日里很自然要叨叨给女儿听一听。
我想起了马宁宁的父母亲和许多贫苦家长们那殷切的期盼：孩子，好好练啊！再大的苦也要吃下去啊，要多出点名儿，多给家里挣回些钱来！咱家穷，就靠你啦……
我想起了刘东家中穷困的景象：残破的院落，陈旧而又简陋的家具。那一次，刘东给了母亲几千元钱，家里竟然什么都没敢买，先拿这笔钱还了陈年的旧债……
我想起了曲云霞的父亲满头汗水，几十里地肩挑海菜，走乡串户，在声声吆喝中，一斤一两地把海菜卖出去……
因此，在兵变前不久，即1994年12月初，马家军全体队员尚未做出要集体辞职出走的决定，当时，她们只是把强烈的不满聚焦在马导扣押各人奖金这个最心寒也最不服气的问题上。在经济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势必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关系在暗中起着有力的杠杆作用。这与过去的公社化时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以人际关系的表面淡化来谴责这种新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