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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敌军一被俘，我方就向他们宣布宽大政策：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当他们来到俘虏营，就像生活在学校或者说像夏令营一样。
我们设立的俘虏营，住处是朝鲜老乡让出来的民房。我工作的三团（国外媒体称为第三战俘营）就设在平安北道一个名叫田仓的村子里，既没有围墙，也没有电网，更没有什么狼犬。管理人员和俘虏除住房、吃饭分开外，其他都在一起。我们当生活教官的就像现在中学里的“班主任”。我们各管一个小队，英语叫斯夸（squad）。
俘虏的伙食是中灶待遇 （每月发给他们的肥皂、草纸、烟丝也在其中）。而我们连级干部以下的管理人员都是吃大灶，所以说俘虏吃的比我们还好一点。他们主要是肉吃的多些，隔不了几天就杀一头猪。记得当时美国俘虏是不吃猪内脏的，而上级规定工作人员是不准吃俘虏的东西的，所以每杀一次猪，朝鲜老乡就分得不少猪肝、猪肚、猪腰子等所有内脏。当时朝鲜老乡被美国轰炸得一无所有，生活艰苦。所以，俘虏营杀猪之时，也是朝鲜老乡改善生活之日。
俘虏吃的主食是馒头。吃了一段时间，他们反映，吃馒头不消化。开始我们感到奇怪，美国人吃的面包不也是小麦面做的，同馒头一样，怎么会不消化呢？俘虏中有人懂行，说面包是苏打（soda）发的，而馒头是酵母（yeast）发的。他们吃惯苏打发的面包，故不大适应我们的馒头。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召开不少次伙食会议。伙食会是与俘虏代表一起开的，俘虏代表提出饭后喝咖啡，当然不是真咖啡，是一种代用品。是将高粱米炒熟，炒成黄黑色，用纱布包起来煮水，看上去同真咖啡一样。据俘虏讲，当时在美国不少普通人都是喝的这种代用品，真咖啡喝不起。喝了一段时间的代咖啡，俘虏们不消化的问题就没有了。到后来，随着生活进一步改善，俘虏们还是吃上了烤面包。这要归功我们团的事务长，他知道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有句名言：“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于是他亲自动手土制了一台烤面包炉，自己发酵、烘烤，然后再教会俘虏。
俘虏刚从朝鲜人民军战俘营转到我志愿军战俘营时病号多。因此，团部每天都派医务人员下队来给俘虏看病。一段时间之后，病号人数就减少了，但是仍有好几个俘虏称他们的脚疼仍不见好转。每天晚上睡在被子里后，被子一热脚就开始疼。疼得不能入睡，就只有起床在地上走来走去。走动后脚疼就好一点，再睡下后被子一热，脚仍然要疼。医生看他们的脚，外表都是好的，既不红肿，也不溃烂，该用的药也都用过了，但不见效果。过了几天，团部专门派来了一个小护士，他什么也没带，只见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包，里面装的是好些几寸长的钢针。脚疼的几个俘虏，都脱去袜子，跷起脚。小护士则一一给他们脚丫扎上针，并不时捻动这根针，很快，拔下针就说行了。当天晚上，我们去查铺时，果然再也没见到有人因疼痛而不能入睡，都睡得很香。这件事在俘虏中引起轰动，第二天当小护士又来队上问情况时，好多俘虏都围着小护士要看针，要看看针里藏着什么药。小护士要我来翻译我国传统医学中的针灸是如何治病的。天哪！我这点英语水平，在生活管理上，是可以过得去的，可是翻译中医理论，算是砸锅了！当时我只能简单地告诉俘虏，这是中国传统外科医疗手法，针里没有放药。小护士给美国俘虏用针灸治好怪病，可算是我国针灸医术在战俘营里也大显了一次灵通。
还有一件轰动的事是：我们队里的一个志愿军上士，下国际象棋，把队上所有高明棋手都打败了，其中有一些军曹（军曹是美军中级别最高的士兵，文化高、有专长，能在各兵种中担任文职工作）。其实这位上士，只有十九岁，没有上过学，从小在农村放牛、种田（四川人）。他是闲时看俘虏们下棋看会的。从他观棋、同俘虏对棋、直到下赢了所有的人，不过几个月时间，真是奇迹！
在我军俘虏营里，社会上青年们的各种活动，这里都有：看书、下棋、打球、演奏乐器、……；夏天游泳、晒太阳，冬天滑冰；宗教活动，天主教、基督教分开做礼拜，一星期一次；圣诞节依然有圣诞树、圣诞彩灯、圣诞餐（中国传统的酒席）以及有音乐伴奏的舞会（俘虏们自己跳）。还有1952年的俘虏营际运动大会（1952 Inter Camp Olympics）震撼了全世界正义、善良的人们，战俘们的母亲、妻子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知道这些情况后，纷纷向俘虏营的管理人员写来感谢信：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他们亲人的宽厚与优待！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人道主义精神！（本文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处三团英语翻译何华棠教师的一篇回忆录）
“老爸圣诞行动”（1）
1950年11月，弗兰克·诺尔一身戎装，头戴钢盔，嘴里衔个大烟斗，亲自驾着军用吉普车，胸前挂着徕卡镜箱，汽车挡风玻璃框上装着一架小型电影摄影机，身旁陪着一只纯种猎狗，随资格最老战功最丰的美国王牌部队陆战第1师行动，冒着炮火硝烟，与先头营同步向北挺进。他踌躇满志，决心要创建奇功：当美军前锋部队将美国军旗插到鸭绿江畔的一瞬间，是他最先把这个难得的场面摄入他的镜头。
诺尔是美国纽约州奥尔巴首府人，当时已经52岁了。在前线美军中，除了几个著名将军，再没有一个人比他年长，大家都按照美联社同仁给予他的尊称，叫他为“诺尔老爸”。遗憾的是这位“老爸”出师不利，不但未能拍摄到他梦寐以求的镜头，反而于1950年11月28日晨跟他所在的“王牌”陆战部队一起，在东线长津湖地区落入了志愿军的包围圈。并于1950年12月17日被俘。
美联社失去了一员大将，十分紧张，曾向军方探询，军方给予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失踪”。战场失踪，无非是两大可能：一是死掉了，二是当了俘虏。美联社的许多同仁对诺尔是有感情的，都希望他活着，诺尔的亲人更是天天向上帝祈祷，愿上帝保佑他安然健在。美联社还指定专人通过中国大陆的报刊电台的报道，查找弗兰克·诺尔的名字，可是查了很长时间，也杳无音讯。
中立区内，除了双方的谈判代表与工作人员以外，最多的就是新闻记者，不但有参战国家的新闻记者，也有非参战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记者，包括台湾国民党报刊的记者。这些“无冕之王”们最活跃，最繁忙，最自由，他们虽然立场观点各不相同，也都心照不宣，互相间保持着公开的接触，各自伸出敏锐的触角，搜寻和交换着新闻线索和背景资料，在朝鲜战争的旋涡中心—相对平静的谈判中立区内，营造了一种新闻界的“和平共处”局面。1951年10月底，被美方中断两个月的停战谈判在新会址板门店复会，谈判区内外，飘荡着一片乐观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下，大陆一位小有名气的刊物记者D，在不知不觉间就栽倒在一名台湾记者W的手下了。
D与W，两人本是同事，曾经在同一家国民党报馆当记者。大陆解放前后，W去了台湾，D公开了共产党人的身份，调到一家刊物当记者。他们邂逅于开城已经多时，虽然打过招呼，但D一直没有同W认真攀谈过。这一天下午，记者们都在等待着谈判会后例行的新闻发布会，W 借此机会含着笑意踱到了D的身旁。
“老弟你真行啊！”W说。
“你指什么？老兄。”
“过去我就知道你的英语水平十分了得，没有想到会在朝鲜战场派上大用场……”
这话说得并不夸张。D到开城和板门店之前，一直运用他的英语专长搞战俘报道，曾连续发表过几篇比较有分量的战俘营特写。无疑，老朋友W已经拜读过了。
“西方列强的官兵当中国人的俘虏，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D微微一笑，有着难以抑制的自豪。
“不可否认，你们敢碰老美，确实有志气……”W突然一转话峰，拍拍胸前的照相机，似乎不经意地问：“哎！听说美联社有位同行当了你们的俘虏，有这回事吗？”
“谁让他想一鸣惊人，跟着突击营冲锋陷阵的呢，活该嘛！”
有了这一句话，一切都有了。四天后，台北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便送到了板门店。《中央日报》以显著的版面发表一篇电讯稿称：“中共违反日内瓦公约，在战俘营中拘留美联社平民记者弗兰克·诺尔。”这篇电讯稿为证明其客观可信性，还写出了新闻来源，还把D的照片也刊登了出来。
美国人看到《中央日报》这条消息，许多报刊竞相转载，不是起哄发难，而是喜出望外。不难想象，就安全而言，诺尔的亲属和他的同事们知道他呆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里，会比他随军出发执行战地采访更要放心得多。
1951年的圣诞节就要到来。当时，美联社设在东京的亚洲总分社有几位同事正在板门店，商量着要给他们的“诺尔老爸”赠送节日礼物。可是老爸在“铁幕”后面，礼物能送到他手中吗？他们决定抱着碰碰运气的态度，随便送点什么，反正礼轻人意重，能借随便什么礼物表达感情就是很大的成功。因此，有人提议送罐头食品，有人主张送香烟，有人熟知诺尔爱喝酒，认为最好送瓶威士忌酒去，给他暖暖心窝。图片编辑迈克斯·迪斯福是诺尔的业务搭档，诺尔被俘前拍摄的新闻照片稿，都是由迪斯福编辑后从东京电传到纽约总社的。迪斯福三句不离本行，突发奇想道：“哎！要是给老爸送一架照相机去，那会怎样？！”
“哦！好主意！”对任何西方新闻机构来说，“如果我们的老爸能够在那边重操旧业，我们美联社可就有了独家新闻，太妙啦……”
考虑到实施这一计划有相当的政治风险，即使中共方面能提供帮助，美国军政当局将绝对不会赞同；因此，在计划付诸行动到产生出成果这样一个阶段中，都必须严格保密，这是计划成败的关键。
“老爸圣诞行动”（2）
为了保密，他们决定为这一计划取个代号。
美联社的编辑记者几经磋商筛选，便为自己设计的这个开辟特殊稿源的秘密计划取了一个怪诞有趣的代号，叫做“老爸圣诞行动”。
如何迈出第一步呢？他们首先想到了魏宁顿和贝却迪。
英国《工人日报》驻远东记者艾论·魏宁顿和法国《人道报》驻远东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报道中就崭露头角，享有盛名；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区，也是备受各国记者注意和尊重的特殊同行。他俩既懂英语，又懂汉语，经常接触朝中方面的高层人物，掌握情况多，虽是西方人，却毫不掩饰对朝中方面的同情与支持，又敢于毫无顾忌地同其他西方记者大胆交往。他俩似乎成了一种粘合剂，只要走到哪里，哪里就能聚集起对立双方的记者。鉴于魏宁顿和贝却迪的这种身分和品格，美联社亚洲分社的职员们，决定冒昧地找这两位白人同行，请求协助。
魏宁顿和贝却迪听了“老爸圣诞行动”计划的概况介绍，拍案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