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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她采得太快了，她把一只手从腕上卸下来，大声说：是只假手呀，是只假手呢！
山风吹来，好冷。她缩成一团。
杨大夫背着药箱从苞米地里钻出来，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在甩一只体温计。体温计里的水银忽上忽下，她甩一下，竟甩出一只弹簧来。
她猛然惊醒过来，发现自己趴在炕沿上睡着了。衣袖湿了一大块。
外屋的门开着，在风里吱呀吱呀地撞着土墙。
桌上的小闹钟滴滴答答地走着，指着九点差一刻。
她恍然想起刚才发生的事。
她记起来，他走出去了……可她也没有料到自己当时会气成那样。这是他的错。他为什么骗人？他应该回来向她承认错误。如果他回来了，她就原谅他。
她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可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还没有回来。
他是真的生了她的气了。
她是太过分了。她不应该那样的。
可他……
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连队宿舍？场院？老职工家？
他是没有什么地方好去的呀。可他没回来。
一种隐隐的歉疚和自责，在她心里搅拌翻腾。那次她去给孩子寄钱，骑车掉在沟里，他去接她，一步步帮她把自行车扛回家里……她坐月子，他天天大子土豆泡酱油……
她抓起手电，披上一件毛衣，走了出去。
月光好亮，如一只饱含泪水的眼睛；亮得那月中的暗影也越发清晰，像一层难以擦去的霉斑。
几个姑娘叽叽喳喳地从前面过来。
一个说：“这月亮地，能打柴禾哩。”
一个说：“这月亮，缝衣服也能看见。”
又一个说：“这月亮下没人敢偷东西。”
她加快脚步。月亮自己就有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它把那一半永远地藏在黑暗中。
她敲了男宿舍的门，找泡泡儿，问陈旭在不在。泡泡儿很诧异，说他晚上没露过面。她又问晚上有没有加夜班的，泡泡儿也说没有。反问她什么事，她拿话岔开了。她不愿别人知道他们打架，匆匆走开了。想去场院看看，可望着那条两边蒿草如密密人影晃动的小路，心里又有些胆怯。在大道上转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敢去。她想起有人说过，前些年这儿还是劳改农场时，年年冬天有人冻死在这条路上，不禁毛骨悚然……
月光在大道两边青纱帐浩大的帐顶上游移，青纱帐像一片塞满疑团的迷梦，空洞而凄凉。她在路边站一会儿，夜风中那股略带苦涩而尚未成熟的生腥味的庄稼气息，使她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她是那么孤独弱小，无依无靠……
她突然觉得鼻子酸酸的，心也酸酸的。她只想快点找到他。只要找到他，她就什么都原谅他。
她心里升起一线希望，她觉得他一定已经回家了。
她快步走回家去。
为了省事，她从房头的一片柴禾垛中间穿过去。月亮很亮，柴禾一根根都看得清楚。
她险些在一捆柴禾上绊一跤。
是自家的麦秸垛。周围散着几捆羊草。
她忽然听见，从竖着的几捆羊草中间，似乎传出轻微的鼾声。
她吓得头皮发乍。手电筒下意识地从草垛上滑过，她看见一个又高又宽的额头，在月色下闪亮。
她蹲下去，慢慢抱住了他。托住他厚密的头发，把他轻轻搂在臂弯里。一滴又大又重的泪，落在他额头上。
“是我不好……”她说。
“是我……”她把脸埋在他胸口，低声抽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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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伴侣》二十九（1）
雁来了，雁又去了。在蓝天里划出个人字，又划出个一字。单调又单调，重复又重复。春天的谜底留到秋，竟消失在骤然而起的寒潮和遍地银箔似的晨霜之中。
只有分场东头的那片柞树林，满树的叶子叫秋风吹得通红通红，又让大雁的翅膀扇得干爽干爽，在早晨明艳的阳光下鲜润得刺眼，铃儿一般沙啦沙啦地唱着歌。风儿从北来拽它，从西来拧它，那叶儿扑噜扑噜地在枝上打着滚儿，却硬是一片不落。远远望去，衬着一弯刚结了薄冰的水泡子，摇撼得柞树林犹如一片跳跃的篝火，暖暖亮亮地燃烧着。
她惊讶极了。她只是偶然经过这里。
秋天来了，树林里的叶子变成了黄色和棕色，风卷起它们，把它们带在空中飞舞。于是小鸭便去了。
她恰好走到一块岗地上，视线沿着柞树林的边缘伸展开去，坡下一片金黄色的谷草，一片深黑的秋翻地，一块苍绿的樟子松苗圃，再有纯蓝的天空这一角褐红的浓云——秋天竟是如此绚丽，如此丰满。往日那肃杀的秋景、心的萧瑟、梦的悲凉，在篝火中焚化了？她没见过不落的红叶，在这雪地里一直守望到来年。
她很想钻进柞树林子里去，让这红火暖暖地烤着自己。然而她却一步也未停，急匆匆走开了。她必须马上赶到东大甸子去，今天全分场的人都在那里抢收苞米。她已经迟到了，因为余主任在出工之前把她留下专门谈了一通写这篇报道的注意事项。而就在她要下地的时候，前天刚刚贴在大队部小会议室门楣上，写着“政治文化室”几个字的红纸偏偏又让风给刮掉了。她找糨糊来贴，贴了好一会儿。没有人帮她的忙，因为这个“政治文化室”，现在明明确确地归她一个人管。
她的手碰到了上衣口袋里的硬面笔记本，还有一支滑溜溜的钢笔。怎么会是钢笔？下地带什么钢笔？这个感觉使她对自己感到陌生而奇怪。——文化室，她怎么就会突然走进了这过去连想也没敢想过的地方呢？
“政治文化室”是去年报纸上号召读马列六本书的时候创办起来的。小会议室四壁有不知什么时候遗留下来的几排书架。马列的书，当然也现成，还有些积满了灰尘的小说，《 烈火金钢 》、《 林海雪原 》、《 红岩 》什么的，再加镇上书店大量供应的《 沙家浜 》、《 虹南作战史 》，许多本同样的书放成一排，办一个阅览室似乎绰绰有余了。不过那时早已废弃了阅览室这样温良恭俭让的名字，而冠以“政冶”二字，统帅文化，才正式开张。
肖潇曾到政治文化室去过几次，在那空荡荡的书架上耐心地来回搜索，希望发现一点可读的东西。几本新书她都虔诚地浏览了一遍，谈不上喜欢，也决不敢藐视。反复咀嚼，虽然味同嚼蜡，仍是惶惑地崇敬。那些杂志，大的《 红旗 》、《 学习与批判 》，小的《 党的生活 》都在左上角用钉子打了一个洞，系上白线，吊挂在墙上的一排钉子上。也不知为什么，右下角却一律地卷曲起来，朝天翘翘，像一棵棵横向切开的卷心菜。文化室最初开放的时候，来的人也不少，大多都转一圈，就嘻嘻地走了。架上的书，仍是工工整整，干干净净。她只发现过一本厚书，竖立在那里，白纸页的顶端露出奇怪的一道黑印。抽出来，是一本《 赤脚医生手册 》，未等她翻，书就自动打开了，好似安着弹簧，恰恰打开到留下黑印的那一页，上写着：第八章，生理卫生。
那时候管文化室的，是一个高个儿的哈尔滨姑娘。大家出工的时候，常看见她出来倒洗脸水。后来她突然不见了，听说是到青岛去当了兵。
她走以后，文化室就关了门。
肖潇悄悄地到文化室门口去张望过，她觉得他们的生活里又关掉了一扇窗。尽管它空无所有，她却愿意它天天开放。
李书记第一次来蹲点以后，有一天余主任把她找去谈话：
“政治文化室要恢复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嘛。哦，分场革委会，决走让你来担负这项革命重任。嗯，因为啥？要明白，因为你，已经在农场扎了根。扎了根，是知青的榜样……”
扎根？很新鲜。只有先进典型在讲用中，才用这两个字，她从来没想到，“扎根”会同自己联系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
余主任还说了许多，似乎是说，文化室是每天晚上和星期天开放的，所以平时每天下午，她要代替邮递员到七分场邮局去取邮件，另外，还应该常常给总场广播站、给《 三江日报 》，写写通讯报道，一星期一篇，写稿子的话，可以用工作时间……
开放文化室，代理通讯员、邮递员，这是以前三个人的工作量。
但她不会讨价还价。她只顾惊愕，只顾兴奋，只顾点头了。她被这突如其来的照顾，弄得莫名其妙，甚至有一点眩晕。全分场有多少人明里暗里在争这个不下地的活儿。坐地户凭交情，外来户靠送礼。而她，她，她还是余主任顶不得意的陈旭的老婆。她。这到底为什么？
陈旭大不以为然地撇着嘴说：
“不就是管管图书，有啥稀奇？你有骨气，就不要去！你晓得鲇鱼头打啥格鬼算盘？”
“大概，不是鲇鱼头……”她犹豫地分辩，“我想说不定，是李书记的意见。他上任半年，已经两次‘精兵简政’了，总场中学的‘子弟兵’老师都换了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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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伴侣》二十九（2）
他嘟哝：
“他爱才，有眼力，爱才为啥不用我陈旭？”
她没有力量抵御文化室的诱惑。无论陈旭怎样讥讽，她开始去上班，开始满腔热情而又小心翼翼地参加机关的政治学习。当她轻轻掸去一本本白皮书上的浮灰，又找来纸墨，一笔一画地写下“政治文化室”几个毛笔字的时候，她突然第一次觉得，从今以后，她真是这个农场的人了。奇怪的是，即使在结婚登记的那一天，生孩子那一天，她都从未这样想过。
我想我还是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好。小鸭说。
好吧，你去吧。母鸭说。
今天是她上任后第一次履行通讯员的义务。
那团火烧到身后去了，前面是一片灰黄的苞米地，稀稀拉拉的垄，密密麻麻的人。
这场大会战同李书记一齐突如其来。他亲自挂帅当了总指挥。如果他不第二次来蹲点，这块东大甸子的苞米地，就得扔到明年春。上头来质量检查组，余主任有办法对付，让人把路边的庄稼割倒，再让食堂炒几个菜，弄几瓶好酒就能混过去，他回回都这么糊弄。没想到，李书记来了，三天之内，走遍了所有的地号，包括这块偏僻的涝海，第四天，便调集了各连队所有的劳力，亲自带队打这场歼灭战。她刚才听余主任说，李书记要采用包干制，每人包割包掰包码堆，后头跟上质量检查员验收。这法子妥不妥，有待实践。他要上场部去开会，详细情况只有回来听汇报了。
她走下牛车道，穿过一片蒿草，走近苞米地。不到半天时间，苞米已割出去老远，露出斑斑驳驳的褐色田野。干活儿的人已缩成一个个小黑点儿，随着捆得结结实实的苞米秆铺到远处。她踩着垄沟走，不时有未砍倒的老苍子勾住她的裤脚。她蹲下去摘苍耳籽，便看见堆在垄沟里焦黄的苞米穗儿，实在是又瘦又瘪。
“刚到北大荒时，河沟子里的鱼，老了，满满登登……我开一枪，一枪打了四百斤……”
有声音，从离她最近的苞米趟子上传来。围着一堆人，横倒竖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