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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如此相似，可是实情又多么不同！当年北大的五四青年，是因爱国而使用暴力，为正义而使用暴力。他们痛打的，是卖国求荣的驻日公使；要打倒孔家店，是为了挣脱传统桎梏，求得精神解放。反之，现在的北大学生，清算陆冲，是一种兽性的集团暴力，而清算的对象，非但不是卖国罪人，还是一个最关心中国文化的弘毅之士。他们反孔反传统，是在根本否认精神文化的价值，哪里是基于浪漫观念？
如此，今昔北大学生这两个学生运动，看来平行相似，其实对比对立。吴柱国叙述的现今美国闹学潮情形，和“五四”也有相似处，例如都放火烧建筑物，都和警察打架。可是其胡闹与无目的之性质，和五四运动的固定理想互相比较，也是十分明显的对照。
作者这种以“平行法”（）达企对比反讽的技巧，在《冬夜》里还可找到其他例子。譬如余教授和拜伦，同样跛足。可是他早已在现实逼迫下丧失了浪漫精神，哪能再和拜伦相提并论？吴柱国“五四”时和警察打架，“把眼镜也打掉了”；今日和余教授谈话，“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今昔同样，眼镜离了眼睛，可是过去打掉眼镜，暴露出来的是耿直进取的面目，今日拿开眼镜，揭晓的是尴尬颓废的面目。贾宜生今昔都破过血管，以前是“割开手指，在墙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现在是“上半年他摔过一跤，摔破了血管”。陈雄当年“穿了丧服，举着‘曹陆章遗臭万年’的挽联，在街上游行”，后来居然自己变成日本大汉好而遭枪毙，当然也是绝大反讽，仿佛他早先就是在替自己吊丧似的。
我曾多次提过，白先勇取用小说人名，常赋予暗示含义。余钦磊、吴柱国、贾宜生等名字，就富有暗示性的讽刺意味。“磊”一字，形容正大光明，心胸朗阔。“余”，即我，所以这个名字，可解为“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这，完全适合年轻时代的余教授，但今日，就真正是“有名无实”了。吴柱国最爱国，他年轻时代的理想，就是改造中国命运，使中国强盛起来。可是他做到了吗？柱起中国了吗？没有，所以他姓吴（无）。贾宜生的生活最困苦，死得十分悲惨，那里是“宜生”？所以，当然，他姓贾（假）。
人名之巧妙选用，并不限于上面几个重要角色，一般人通常把英国浪漫诗人翻译为“拜伦”，作者把“伦”改为“仑”，就不单是音译，也有了意义。“拜仑”，比如崇拜昆仑山，暗喻崇拜精神之高升。这当然就是这位诗人所代表的浪漫主义之真谛。此外，“陆冲”可解为“与大陆犯冲”，“陈雄”可解为“过去的英雄”，“俊彦”则亦显然有反讽的意思。
《冬夜》情节里，另一反讽，即两个主角最后无形中的身分对换。余钦磊在台湾教了二十年书，现在打算出国，吴柱国在美国教了二十年书，现在打算回来，而两人的动机，都是现实生活的问题，和理想无关。余教授是因为要积钱还债，吴柱国是因为“颖芬不在了，饮食很不方便，胃病常常翻”。
关于这篇小说的反讽，还有一点，我觉得应该说一下。我们讨论过这么多篇《台北人》小说，早已知道《台北人》作者是一个十分尊重中国传统和痴恋中国文化的人，如此，我们不难想像，五四运动的某些面，恐怕不是他所能完全同意的。大概就因如此，作者让余、吴二人追叙五四运动，特别只强调浪漫精神和爱国情操，却对打倒孔家店、提倡“赛先生”等方面，以反讽口气略提而过。谈到陆冲被清算的事，
“只是人生的讽刺也未免太大了，”吴柱国啼嘘道，“当年陆冲还是个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谈到现在男孩子都出国学理工，
“从前我们不是拼命提倡‘赛先生’吗？现在‘赛先生’差点把我们的饭碗都抢跑了，”余教授说着跟吴柱国两人都无奈的笑了起来。
如此而已。此外，余教授的腿伤，西医西药完全无效，针灸一治，才能起身走动，中国膏药一贴，也就能减轻麻痛，亦是作者有意的反讽。五四提倡“赛先生”，主张全盘西化，中医中药被列为落伍象征之一。鲁迅就为文痛低过中医。可是中国人的病（身体的病或象征性的病），西洋方法不一定治得好。如此，余钦磊的脚伤，对他本人，和对五四运动，都是一种讽刺。
显然的，在白先勇心目中，五四运动的光荣，主要就是“精神”——追求解放的高阔胸怀，和耿直爱国的憨勇情操。
以上，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冬夜》里的对比和反讽，并得知此篇小说之反讽意味及效果，多靠对比与平行技巧而产生。然而此篇之反讽，异于《永远的尹雪艳》之反讽，一点“刺”都没有，一点也不“冷”。是低回的，缓和的，谅解的，带着无限惆怅的。“无可奈何”四字，可以说是作者写作此篇时对人生的基本感触，和要表达的意思。余、吴二友谈话间，三番四次“无奈的笑了起来”；笑的时候，吴柱国或摇摇头，或低下头，而余钦磊则摇一摇或搔一搔“他那十分光秃的恼袋”。这种温和压抑的描写笔触，就是作者有效控制小说气氛的一个例子。
小说从头至尾，笼罩在一层无止无尽的惆怅气氛里。绵绵下绝的冷雨，便是一个极好的象征。在台北这个下着绵绵冷雨的冬夜，一对相别了二十年的老朋友，得以在一栋残破却温暖的大学宿舍短时相聚。他们二人，在年岁和现实生活逼迫下，都早已搁下了年轻时代的理想，但他们心怀慰藉，以为放下理想的只是自己，以为对方的精神依然如故，一直做着有意义的工作，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可是，在谈话过程中，这最后的慰藉，最后的幻想，也一点一点被剥开，被夺走，于是他们不得不面对彼此赤裸裸的真况，和尴尬处境。
两人相互的醒悟和失望，引起的不是怨懑，却是无限的惆怅和压抑的感伤。大概，他们终于明白，人生就是如此。现实总是赢的，一切无可奈何。
今日这个时代，是现实的，冷酷的。精神理想已经枯萎，肉体物质决定一切。被迫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还有救吗？人类还有救吗？
《冬夜》的作者，虽然满怀低回的感伤，对此问题显然尚未绝望。是的，人类还能得救。还有机会得救。而得救的惟一方法，就是保留下一点点人间相互的关怀谅解，和对过去理想的记忆。
就只一点点的“情”——奢望是无用的。然而人类只要不“绝”情，留下一点儿，给人一点儿，那么，纵使在现实逼迫下所能给出的是那样微少，那样无济于事，却也对灵魂进行了赎救。
这，就是《冬夜》小说的最终主题。而此主题含义，作者细心织入小说之叙述语言，十分和谐地化溶在全文惆怅无尽感伤绵绵的迷漫气氛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即此篇小说中“冷”与“暖”的温差对比，和其他有关温度的意象使用。让我们看看小说头一段：
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渐渐沥沥开始落下来了。温州衔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积水来。余钦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脚下套着一双木屐。他撑着一把油纸伞，纸伞破了一个大洞，雨点漏下来，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冷得他不由的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阴湿砭骨的寒意了。
这里面，“冬夜”、“冷雨”、“乍寒”、“冷得他……打了一个寒噤”、“阴湿贬骨的寒意”等文字，都一再的强调屋外巷子里气温之寒冷，影射今日现实世界之冷酷无情，而余教授身上罩着“又厚又重的旧棉袍”，暗示他是一个背负着过去之记忆，不忘旧情的人，可是这件“旧”棉袍，竟也“敌不住……阴湿砭骨的寒意”，又暗示他虽然怀念过去，保留记忆，却“敌不住”现实环境的冷酷逼迫。他“撑”伞御雨，含义亦相似。那把伞破了一个大洞，所以也挡不住冷雨，使他在现实的冷酷中打了个“寒噤”。如此，就这么几行看来别无他意的描写文字，已经暗中道出了《冬夜》的整个故事。
和寒冷的台北街巷（现实世界）对立的，是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温州街大学宿舍。首先，“温州”二字，就有暗示性和预示性。吴柱国这次回国，探访二十年前的故友，固然有了觉悟和失望，但，由于从现实生活的繁忙中拾得了这么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得以和旧友再度分享过去光荣的记忆，得以揭下平时不愿也不敢取下的面具，而知道会得到谅解，他心灵上的得偿，总还是多于损失吧！
吴柱国有幸，艰难履步于此寒冷世界，得暂时驻足在一小片“温州”。
小说里的“冷”“暖”意象对比，随着情节动作的进展，十分一致地持续下去。细细审察作者之用字，我们不禁又一次拍案惊叹，白先勇怎能这样高妙地在看来只是流畅写实的文字里，赋予此般深刻的双关暗示含义。白先勇的象征和意象，运用得如此自然，如此含蓄，如此不露凿痕，许多读者根本就没发现到它们的存在。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白先勇既然写得出这样一手流利好文句，他就没花费心思，也没必要花费心思，去探索有关单字效果变化的可能性问题。这是一般读者对白先勇小说写作技巧的最大疏忽和误解。然而，正如庄子之：“郊丁解牛”，最高等的技巧原是不见技巧的技巧。民国以来，另有几个小说作家，十分擅长于意象文字之使用。张爱玲就是最有名的一位。可是张爱玲的意象或象征，固然确实生动有力，花样百出，却常过于华丽炫耀，匠痕显露，而且多半时候只是诉诸读者的感官（视觉、听觉、味觉等），和使文字丰润多彩，不见得总是和小说主题有必然的关联，这是我的看法。
话转回来，让我们继续看一看《冬夜》里，作者如何把“冷”“暖”之意象对比，与小说最终主题十分一致地，贯彻运用到小说的结尾。
吴柱国湿淋淋冷冰冰地抵达余教授家，脱下大衣，揩干头脸，就把寒冷差不多都关在门外了。即刻，“余教授将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来泡了一杯龙井搁在吴柱国面前”。拿“自己使用的”“保暖杯”泡茶给老友，暗示余教授把自己的温暖给予朋友同享。吴柱国辍了一口，“茶水的热气，把他的眼镜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镜”，眼镜被茶水热气蒸得模糊了，暗示余教授的旧情温暖，开始溶解他的冷面具；他“除下眼镜”当然也就是预示他即将解除面具。
谈过一时话，余教授见吴柱国“那杯茶已经凉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替吴柱国斟上滚水”。他不顾自己行动多么不便，一拐一拐的，却不肯让朋友那杯茶冷去，用“暖水壶”斟上“滚水”，保持温暖。可是，一旦对谈的话题从温暖的过去移转到冷酷的现在，随着心情的转变，室内温度仿佛也突然降低似的，引起冷、痛之感，于是“吴柱国两只手伸到袖管里去，余教授却轻轻的在敲着他那只僵痛的右腿”。当吴柱国痛苦喊道“都是空话啊”，而对自己的“学术著作”发出“冷”笑，余教授发现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