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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葬》的神秘性质或气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将军已经去世的事实，和作者的文字技巧，但还有其他情节上的因素，譬如秦义方住在台南荣民医院，一夜梦见李将军骑马奔过来，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挥刀不见了。”吓得他一身冷汗滚下床，心里就知道：“长官不好了！”我们记得，李将军到中山陵去谒陵时，“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腰际”，指挥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挥刀之遗失，即暗示生命之丧亡。李将军的灵魂托梦向秦副官告别，亦增添小说的神秘性质。
比这个梦更具有重要意义的神秘情节，就是老和尚刘行奇的突然出现于灵堂，以及随后的突然飘逝。和尚“满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秦义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谈话，他却只吐出两半句话，掉下几滴眼泪，摇一摇头，叹息一声，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如此之描写，暗示这个和尚，已经解脱成仙。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考验，他体悟到人世之无限悲苦，于是生出菩萨心肠，以广大的慈悲，悯怜受苦的众生。
这位老和尚，到最后一篇《国葬》才出现，是深具含义的。这指示出《台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写作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心灵上的发展和转变。我们记得，《台北人》首篇之尹雪艳，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灵”，可是她冰冷无情，毫无慈悲心肠，所以她是死神，而非菩萨。白先勇开始写作《台北人》的时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艳，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观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丝毫感情地，写几个讽刺社会的小说。可是才写完第一篇，他就已经心软；接着一篇篇下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随同小说人物，在心理上亲历了他们个人的生命悲剧，终于彻悟人生是茫无边际的苦海。如此，写至最后一篇《国葬》时，作者仿佛已看破红尘，超升解脱而变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刘行奇，在两半句话和几滴眼泪里，替芸芸众生担当着无限的忧苦。
所以，《国葬》这篇小说，题材虽然和《永远的尹雪艳》同样涉及死亡，两篇小说的含义、语调和气氛，却都迥然不同。《永远的尹雪艳》冷酷而悲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卑微；《国葬》则温和而达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尊严。
李将军一生，倔强不屈，保住人性尊严，所以虽然身死，精神尚存，坚留不去。正如章健挽联上所题，“岂容青史尽成灰”。如此，李浩然的死亡，异于尹雪艳魔掌下客人之死亡，不令人颓废丧气，却予人一种壮烈的悲剧感。
有生必有死。这是绝对改变不了的事实。由于时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无常”是必然的现象：年轻的人终将老死，贵族之家终将没落，兴盛的国家终将衰亡，灿烂的文化终将失色。在这无可奈何的自然定律控制下，我们人类，只要能够毕生保持住一点灵性的光辉，不丧失人性的尊严，也就算是没有在人世在活了一场。
死神，当然，是无可抗拒的，然而死神的魔力，只能操纵结束我们的肉体生命，未必管辖控制得了我们的精神生命。比如白先勇。和大家一样，他的血肉之躯很快就会化为白骨灰烬，可是他的精神，由于《台北人》这一部伟大小说的创作，已经超越时间的限制，达企了永恒。
附录：从《台北人》的缺失说起附录：从《台北人》的缺失说起
大约半年前，当我的《台北人》研析论文在《书评书目》杂志上连续刊载的时候，编者隐地先生一日来信，谈起读者对我这一系列论文的反应和感想。他说，读者一般都认为我评论得极有道理，也都承认《台北人》确实是一部难得的文学佳作，问题是：这本小说，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一部文学作品，有优点，必该也有劣点吧？怎么不见欧阳子说起《台北人》的短处？因此，隐地建议我在论毕各篇后，另写一篇文章，专谈《台北人》的缺失，以结束我这一系列的“文学批评”论著。
当时我即回信对隐他说，我这些论文，与其说是“文学批评”，不如说是文学作品的阐释与分析。固为我的兴趣所在，和讨论范围，是阐释《台北人》这本书的深刻复杂的含义，与分析作者采取什么样的技巧，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技巧，把此深刻复杂的含义呈示传达出来。换句话说，我是首先无条件地接受了作者表现在作品里的——未必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人生观与宇宙观，而基于美学的观点，进行研讨《台北人》诸篇小说之文字技巧。如何有力地，巧妙地，合乎逻辑地，把这一独特的小说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此，我个人对人世的看法，是否和《台北人》世界的种种景象互相印合，当然是毫不相干的一回事。
实在说，白先勇在《台北人》里创造的想像世界，和我们现代大多数人的经验世界，颇有一些不相符或不相容的地方。我可以站在今日一般人的立场，用理性批判态度，对《台北人》世界的景象与道德价值观，提出以下几点责评：
一、“过去”不见得真那样美，那样充满活力和光荣；“现在”也不见得那样丑，只剩下腐朽和败亡。这一点，从文化、社会、国家、个人，四方面来引申，都是同样的。就以文化上的一个问题为例，《台北人》的世界，十分排斥西洋科技文明。可是机器和科学，亦有“美”处，为人类带来了多少福利！
二、人类虽然绝对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天命，但世上许多事情，还是可以单靠我们的意志和努力，改变发展的方向，只哀叹而不行动，岂非大无志气？
三、“灵”“肉”不必如此对立。情和欲，在一般情形下，是相随而生，不是对峙对敌。灵肉之间其实也难划出明确的界线，此外，爱情和青春也无必然关联。失去了青春的人，也可以真情相爱。生长在台湾的现代人，同样也可能精神恋爱。
四、“现实”未必丑陋可鄙。死命攀住没有可能实现的幻想，或没有现实为支柱的理想，不一定就能使人气质高贵，保住尊严。
五、《台北人》世界里，迷信观念太重。
以上五点，只是笼统而言。若要细加讨论，举例详述《台北人》世界的独特性，或异于寻常处，我可以轻易写上好几万字。而假设，作者表现在作品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之是否合乎现世大众，是决定文学作品优劣的条件或条件之一，那么，我上面列举的五大“责评”，以及可写而未写的好几万言，全都是《台北人》一书的缺失。
回顾近年来批评界对《台北人》的评论，凡是贬抑此书的，所持论据大约也都不外乎上列五点。也就是说，《台北人》的“劣点”，或“缺失”，显然不是作品本身艺术造诣的问题，而是作者表露的人生态度问题。但，对于作者所持人生观的批评，是不是文学批评？或，退一步说，是否和文学批评有些关联？这个答案，完全维系在“文学”二字做何种解释。
有人认为文学是一种手段。有人认为文学是手段，也是目的。有人认为文学就只是它本身的目的。这是一个争辩不完的问题。所以，我们寻求的答案，也因各人文学观之不同而异。
如此，所谓“文学批评”，涉及范围如何，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而且照字面意义，甚至可以解释为“有关文学的任何批评”。定义实在含糊不清。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希望人家把《王谢堂前的燕子》一书，即我讨论《台北人》的一系列文章，比较明白精确地指称为“文学作品的阐释与分析”。
话说回来，让我们就假设，文学作家表诸作品的人生观之性质如何，真能或多或少影响作品的优劣。然而，这种基于世俗一般道德观或价值观的批评，用之文学作品的品质鉴赏，在实际评价时，会发生一些根本无法解决的困难。现在让我慢慢加以解说。
首先就是“对不对”或“正不正确”的问题。我们有一道德训条：“明辨是非”。这是一句十分光明磊落的话，可是绝难实行。是非之间，善恶之间，时常没有绝对的分界，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就以婚姻一事为例。长一辈的人，凭藉自己较多的见闻和经验，往往认为婚姻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夫妻二人出身背景相似，如此婚后才易和平相处。所以，当一个富家女，爱上穷教员，非他不嫁，父母就会骂她不懂事，思想不成熟，而认为她对选择婚姻对象的态度，是“错误”，“不正确”。可是，就女儿来说，由于她一心一意恋爱这个穷教员，觉得没有了他，生命就全无意义，有了爱情，任何困难都可克服，便会反过来责怪父母太现实，太势利眼，而肯定认为父母对选择婚姻对象的看法，完全“错误”，“不正确”。如此，我们假若硬要“明辨是非”，界定选择婚姻对象的“正确”态度，是采取父母的观点？女儿的观点？或者来个社会调查，看看赞成父母的人多，还是赞成女儿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是非正误的标准？我们活在世上，真的常会碰到“情”“理”正面冲突，必须选择其一的时候。有人认为选择情才“对”，有人认为选择理才“对”，究竟哪种态度“正确”？哪种“错误”？这当然全是个人观点的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住在日本广岛，目睹原子弹爆炸时之极端恐怖悲惨景象，认为极不道德，因而终身致力呼吁控制原子，核子武器的使用。他很可以被称为“人道主义者”。但是，我们住在中国的人，目睹的是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当然会认为用原子炸弹逼使日本投降，终止日军对我同胞的残害，才是真正道德的事。这不是以牙还牙的问题，也不必一定是国家民族观念的问题，同样是基于“人道主义”。那么，是与非，道德与不道德，究竟如何评判？用谁的标准来评判？
是非善恶的测量尺标，不但如我例子所示，因观点或立场不同而有异，因各人经验和所处环境不同而有异，在自古迄今的时间之流里，也发生过甚大的变动。比如中国古代社会，以男性为中心，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时，不论男女老幼，绝大多数的人都肯定认为这是“正确”的观念，今人却不以为然，女权主义者大概还会说，这是最“恶”，最“不道德”的思想。由此可见，是非善恶的社会观念，不但受制于“人”“地”因素，也受到“时间”因素的限制，根本没有一个固定永恒的标准。
没有固定标准——这就是当我们尝试以作品题材之“对”“错”或作家表诸作品的人生观“对”“错”来评价文学作品时，必遭遇的头一个大困难，这样的文学批评，其论点与见解，绝对不可能获得读者一致的同意，因为每人观点不同，见解就不同。即使硬要少数服从多数，以社会大多数人的看法为正不正确的标准，世上却还有千百个其他社会，而其他社会的大多数人，意见可能完全相反。就算世界上每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今日都抱同样的看法，明日呢？后日呢？千百年后呢？谁又胆敢保证未来？
人生观随人而异，价值观随人而异，而且世上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