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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 的研析与索隐-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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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葬》的神秘性质或气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将军已经去世的事实,和作者的文字技巧,但还有其他情节上的因素,譬如秦义方住在台南荣民医院,一夜梦见李将军骑马奔过来,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挥刀不见了。”吓得他一身冷汗滚下床,心里就知道:“长官不好了!”我们记得,李将军到中山陵去谒陵时,“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腰际”,指挥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挥刀之遗失,即暗示生命之丧亡。李将军的灵魂托梦向秦副官告别,亦增添小说的神秘性质。
  比这个梦更具有重要意义的神秘情节,就是老和尚刘行奇的突然出现于灵堂,以及随后的突然飘逝。和尚“满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秦义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谈话,他却只吐出两半句话,掉下几滴眼泪,摇一摇头,叹息一声,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如此之描写,暗示这个和尚,已经解脱成仙。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考验,他体悟到人世之无限悲苦,于是生出菩萨心肠,以广大的慈悲,悯怜受苦的众生。
  这位老和尚,到最后一篇《国葬》才出现,是深具含义的。这指示出《台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写作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心灵上的发展和转变。我们记得,《台北人》首篇之尹雪艳,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灵”,可是她冰冷无情,毫无慈悲心肠,所以她是死神,而非菩萨。白先勇开始写作《台北人》的时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艳,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观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丝毫感情地,写几个讽刺社会的小说。可是才写完第一篇,他就已经心软;接着一篇篇下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随同小说人物,在心理上亲历了他们个人的生命悲剧,终于彻悟人生是茫无边际的苦海。如此,写至最后一篇《国葬》时,作者仿佛已看破红尘,超升解脱而变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刘行奇,在两半句话和几滴眼泪里,替芸芸众生担当着无限的忧苦。
  所以,《国葬》这篇小说,题材虽然和《永远的尹雪艳》同样涉及死亡,两篇小说的含义、语调和气氛,却都迥然不同。《永远的尹雪艳》冷酷而悲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卑微;《国葬》则温和而达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尊严。
  李将军一生,倔强不屈,保住人性尊严,所以虽然身死,精神尚存,坚留不去。正如章健挽联上所题,“岂容青史尽成灰”。如此,李浩然的死亡,异于尹雪艳魔掌下客人之死亡,不令人颓废丧气,却予人一种壮烈的悲剧感。
  有生必有死。这是绝对改变不了的事实。由于时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无常”是必然的现象:年轻的人终将老死,贵族之家终将没落,兴盛的国家终将衰亡,灿烂的文化终将失色。在这无可奈何的自然定律控制下,我们人类,只要能够毕生保持住一点灵性的光辉,不丧失人性的尊严,也就算是没有在人世在活了一场。
  死神,当然,是无可抗拒的,然而死神的魔力,只能操纵结束我们的肉体生命,未必管辖控制得了我们的精神生命。比如白先勇。和大家一样,他的血肉之躯很快就会化为白骨灰烬,可是他的精神,由于《台北人》这一部伟大小说的创作,已经超越时间的限制,达企了永恒。
  
  附录:从《台北人》的缺失说起附录:从《台北人》的缺失说起
  大约半年前,当我的《台北人》研析论文在《书评书目》杂志上连续刊载的时候,编者隐地先生一日来信,谈起读者对我这一系列论文的反应和感想。他说,读者一般都认为我评论得极有道理,也都承认《台北人》确实是一部难得的文学佳作,问题是:这本小说,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一部文学作品,有优点,必该也有劣点吧?怎么不见欧阳子说起《台北人》的短处?因此,隐地建议我在论毕各篇后,另写一篇文章,专谈《台北人》的缺失,以结束我这一系列的“文学批评”论著。
  当时我即回信对隐他说,我这些论文,与其说是“文学批评”,不如说是文学作品的阐释与分析。固为我的兴趣所在,和讨论范围,是阐释《台北人》这本书的深刻复杂的含义,与分析作者采取什么样的技巧,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技巧,把此深刻复杂的含义呈示传达出来。换句话说,我是首先无条件地接受了作者表现在作品里的——未必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人生观与宇宙观,而基于美学的观点,进行研讨《台北人》诸篇小说之文字技巧。如何有力地,巧妙地,合乎逻辑地,把这一独特的小说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此,我个人对人世的看法,是否和《台北人》世界的种种景象互相印合,当然是毫不相干的一回事。
  实在说,白先勇在《台北人》里创造的想像世界,和我们现代大多数人的经验世界,颇有一些不相符或不相容的地方。我可以站在今日一般人的立场,用理性批判态度,对《台北人》世界的景象与道德价值观,提出以下几点责评:
  一、“过去”不见得真那样美,那样充满活力和光荣;“现在”也不见得那样丑,只剩下腐朽和败亡。这一点,从文化、社会、国家、个人,四方面来引申,都是同样的。就以文化上的一个问题为例,《台北人》的世界,十分排斥西洋科技文明。可是机器和科学,亦有“美”处,为人类带来了多少福利!
  二、人类虽然绝对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天命,但世上许多事情,还是可以单靠我们的意志和努力,改变发展的方向,只哀叹而不行动,岂非大无志气?
  三、“灵”“肉”不必如此对立。情和欲,在一般情形下,是相随而生,不是对峙对敌。灵肉之间其实也难划出明确的界线,此外,爱情和青春也无必然关联。失去了青春的人,也可以真情相爱。生长在台湾的现代人,同样也可能精神恋爱。
  四、“现实”未必丑陋可鄙。死命攀住没有可能实现的幻想,或没有现实为支柱的理想,不一定就能使人气质高贵,保住尊严。
  五、《台北人》世界里,迷信观念太重。
  以上五点,只是笼统而言。若要细加讨论,举例详述《台北人》世界的独特性,或异于寻常处,我可以轻易写上好几万字。而假设,作者表现在作品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之是否合乎现世大众,是决定文学作品优劣的条件或条件之一,那么,我上面列举的五大“责评”,以及可写而未写的好几万言,全都是《台北人》一书的缺失。
  回顾近年来批评界对《台北人》的评论,凡是贬抑此书的,所持论据大约也都不外乎上列五点。也就是说,《台北人》的“劣点”,或“缺失”,显然不是作品本身艺术造诣的问题,而是作者表露的人生态度问题。但,对于作者所持人生观的批评,是不是文学批评?或,退一步说,是否和文学批评有些关联?这个答案,完全维系在“文学”二字做何种解释。
  有人认为文学是一种手段。有人认为文学是手段,也是目的。有人认为文学就只是它本身的目的。这是一个争辩不完的问题。所以,我们寻求的答案,也因各人文学观之不同而异。
  如此,所谓“文学批评”,涉及范围如何,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而且照字面意义,甚至可以解释为“有关文学的任何批评”。定义实在含糊不清。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希望人家把《王谢堂前的燕子》一书,即我讨论《台北人》的一系列文章,比较明白精确地指称为“文学作品的阐释与分析”。
  话说回来,让我们就假设,文学作家表诸作品的人生观之性质如何,真能或多或少影响作品的优劣。然而,这种基于世俗一般道德观或价值观的批评,用之文学作品的品质鉴赏,在实际评价时,会发生一些根本无法解决的困难。现在让我慢慢加以解说。
  首先就是“对不对”或“正不正确”的问题。我们有一道德训条:“明辨是非”。这是一句十分光明磊落的话,可是绝难实行。是非之间,善恶之间,时常没有绝对的分界,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就以婚姻一事为例。长一辈的人,凭藉自己较多的见闻和经验,往往认为婚姻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夫妻二人出身背景相似,如此婚后才易和平相处。所以,当一个富家女,爱上穷教员,非他不嫁,父母就会骂她不懂事,思想不成熟,而认为她对选择婚姻对象的态度,是“错误”,“不正确”。可是,就女儿来说,由于她一心一意恋爱这个穷教员,觉得没有了他,生命就全无意义,有了爱情,任何困难都可克服,便会反过来责怪父母太现实,太势利眼,而肯定认为父母对选择婚姻对象的看法,完全“错误”,“不正确”。如此,我们假若硬要“明辨是非”,界定选择婚姻对象的“正确”态度,是采取父母的观点?女儿的观点?或者来个社会调查,看看赞成父母的人多,还是赞成女儿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是非正误的标准?我们活在世上,真的常会碰到“情”“理”正面冲突,必须选择其一的时候。有人认为选择情才“对”,有人认为选择理才“对”,究竟哪种态度“正确”?哪种“错误”?这当然全是个人观点的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住在日本广岛,目睹原子弹爆炸时之极端恐怖悲惨景象,认为极不道德,因而终身致力呼吁控制原子,核子武器的使用。他很可以被称为“人道主义者”。但是,我们住在中国的人,目睹的是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当然会认为用原子炸弹逼使日本投降,终止日军对我同胞的残害,才是真正道德的事。这不是以牙还牙的问题,也不必一定是国家民族观念的问题,同样是基于“人道主义”。那么,是与非,道德与不道德,究竟如何评判?用谁的标准来评判?
  是非善恶的测量尺标,不但如我例子所示,因观点或立场不同而有异,因各人经验和所处环境不同而有异,在自古迄今的时间之流里,也发生过甚大的变动。比如中国古代社会,以男性为中心,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时,不论男女老幼,绝大多数的人都肯定认为这是“正确”的观念,今人却不以为然,女权主义者大概还会说,这是最“恶”,最“不道德”的思想。由此可见,是非善恶的社会观念,不但受制于“人”“地”因素,也受到“时间”因素的限制,根本没有一个固定永恒的标准。
  没有固定标准——这就是当我们尝试以作品题材之“对”“错”或作家表诸作品的人生观“对”“错”来评价文学作品时,必遭遇的头一个大困难,这样的文学批评,其论点与见解,绝对不可能获得读者一致的同意,因为每人观点不同,见解就不同。即使硬要少数服从多数,以社会大多数人的看法为正不正确的标准,世上却还有千百个其他社会,而其他社会的大多数人,意见可能完全相反。就算世界上每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今日都抱同样的看法,明日呢?后日呢?千百年后呢?谁又胆敢保证未来?
  人生观随人而异,价值观随人而异,而且世上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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