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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放孔明灯啦。”
刘营长喝骂着伸出手去抓刘英，可是他已经溜出了门外，回头喊道：
“赖伯伯，等下子来和我放爆仗，不要又黄牛噢！”
刘英这里说的两句话，头一句，使读者在刚听完“台儿庄”故事的紧张情绪之下，猛然醒悟窗外的“划空爆响”与窗上的“强烈白光”，原来只是人们戏放的孔明灯。和“台儿庄”的炮火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是作者何等之讽刺！刘英的第二句话，“不要又黄牛噢”之中的“又”字，使我们首次揣知，相似的情形，以前也发生过。等到后来刘太大对骊珠说“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揣测，就获得了证明。
白先勇把赖鸣升的悲剧，安排发生在除夕之夜，是很有含义的。首先，在回不得老家的情况下，围坐吃“团圆饭”，就有讽刺意味。又把一个经历过猛烈炮弹战火的老兵沧桑血泪史，安置在戏放鞭炮烟火的喜庆节日，对比之下，产生尖锐的反讽效果。此外，小说头一段，白先勇在笼统描绘台北市除夕黄昏景致的几句文字里，提到“各家的灯火，都提早亮了起来，好像在把这一刻残剩的岁月加紧催走，预备去迎接另一个新年似的”；而小说最末几句，是：“四周的爆竹声愈来愈密，除夕已经到了尾声，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市来。”白先勇前后强调“迎新”（赶走坏日子，迎接好日子），正暗示赖鸣升不能面对“时间已不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事实，也暗示他固执持守已经不合实际的自我意象。当然，其中所含对当今社会国家处境的影射，显而易见，不必细说。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分析讨论了赖鸣升这个人，并看到今日的他和他心目中固定存在的自我意象之间的差距，他的自我意象，固然真已不合实际，然而是否就等于是全无价值的幻影？作者显然认为不然。作者显然认为，赖鸣升虽然老朽，做梦自欺，但由于精神上一直不肯放弃，不向现实低头，于是保持住了一份做人的尊严。肉身之必须逐渐衰老，是人类绝对无法抗拒的命运。在这与生俱来的“限制”下，只要曾经一度真正热烈地享受过生命的光辉，而留存一份记忆，则此记忆之光，还是会照亮逐渐枯朽的残余生命。就像赖鸣升带来那双尺把高，有小儿臂粗，由于他个子高，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的红蜡烛，“火焰子冒得熊熊的，把那问简陋的客厅，照亮了许多”。
然而，那对红蜡烛，终于还是“烧去了一大截，蜡烛台上淋淋沥沥披满了蜡油”。记忆，无论是怎样坚固持久的记忆，无论是怎样辉煌灿烂的记忆，终有一天，还是会跟着肉身的死亡，化为灰烬，化为乌有。这是人类永恒的悲哀。也难怪喝醉酒的赖鸣升，在刘太太用“小洋刀”剔除那些披挂的蜡油时，会突然痛苦呕吐起来。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喜剧成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喜剧成分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并不是纯粹的喜剧小说，但却是《台北人》里惟一具有真正喜剧色彩的一篇。在我们讨论过的三篇《台北人》小说里，我们多少也可找到喜剧之层面，然而，《永远的尹雪艳》之诙谐语言，表达的是人类在死神面前的无助无能；《一把青》里朱青与空军小伙子打情骂俏的喜闹场面，衬现的是她丧失灵性，前后判若两人的悲哀；《岁除》里赖鸣升喝醉酒表演打拳，引得众人大笑，却使读者倍加心恸于他的绝对孤立，无人了解。如此，这三篇小说所呈现的那么一点喜剧面，其实是一种伪装，一种掩饰，目的在于反衬加强故事的悲剧性。
惟独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喜剧表现不是伪饰，不是作者利用来表达悲剧的工具，而是真正用来刻画金大班的性格的。惟独这一篇，故事的“轻松面”不但足以和“严肃面”抗衡，甚而超越压盖之。
从这篇小说的“语气”（），我们很容易感觉出作者在写此篇时的相当轻松的心情。这和《岁除》大异；我们读赖鸣升的故事，会感觉到作者的心情十分沉重。主要是因为这两篇的主角很不相同：赖鸣升是个不肯接受现实，完全活在“过去”的悲剧性人物，十分令人怜悯；金大班却是一个很能接受现实，很会照顾自己，因而根本用不着别人怜悯的女人。换言之，因为金大班异于《台北人》里绝大多数的主角，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所以作者能够以轻松愉快的笔触，描写她，述说她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一点，即作者对金大班的喜剧性之看法与态度，和金大班对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态度，十分相近，可以说是吻合为一。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作者在这篇小说里，不单用客观叙述法，而一再钻进主角的意识；也就是为什么作者如此自由自在出入于金大班的意识，客观主观兼用，却能保持语调之一致。
白先勇对朱青是“怜惜”，对赖鸣升是“敬爱”，对金大班，则是十分的“喜爱”。整篇小说调侃活泼的语气，使我们知道，作者觉得金大班这个人有趣，可笑，可爱，可亲。事实上，金大班很可能是《台北人》全集里最有人味的一个角色。
然而她却是个如此俗气不堪，满嘴下流话的女人！这，当然，和她的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她当了二十年舞女。以前在上海百乐门，现在在台北夜巴黎。她接触的客人，不是尹雪艳所接触的高雅上流社会人士，却多是一些满身铜钱臭味，来舞厅“花钞票”的中产阶级生意人。而一般“货腰娘”，最大的梦想，也就是钓得一头金龟，嫁给有钱的商人。金大班倒不那样“饿嫁”，年轻的时候放弃了许多机会，然而年已四十的她，知道不能久等，到底找了个户头，即将下嫁六十大几的富商陈发荣。这篇小说，写的就是金大班在“夜巴黎”的最后一夜。第二天，她就要摇身一变，成个“老板娘”了。
金大班既然是一个长期在拜金的风月场中打滚出来的人，她身上当然沾满了属于这个环境的现实粗俗气味。首先，作者让她姓金，就有暗示含义。事实上，白先勇选用小说人物的姓名，颇为用心，时常以名字影射其人。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篇来说，潘金荣、周富瑞、陈发荣等名字，一看就使人觉得很适合他们暴发户生意人的身分。而金兆丽年轻时的情人“月如”，人若其名，在金大班记忆里，永远像月光那样美，那样皎洁，一点都没有男性的臭味。话说回来，让我们看看金大班是如何个“俗气”法。先瞧她的衣饰打扮：
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纱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一个大道士髻梳得乌光水滑的高耸在头顶上；耳坠、项链、手串、发针、金碧辉煌的挂满了一身。
这几句文字里，就有三个“金”字。我们注意到，全篇小说里，金大班之所言，所思，以及日常惯用语，经常都与金钱有关。当夜巴黎童经理因她和舞娘们喝酒迟到而发出怨言时，她要和他“把这笔账给算算”。她说，人家来夜巴黎“花钞票”是她的功劳，又提醒道：“我的薪水，你们只算到昨天”。她独坐化妆室，回想到当年，棉纱大王潘金荣在她身上下工夫，“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但她把他一脚踢给了任黛黛，并取笑任黛黛“钓到一头千年大金龟”。在决定嫁给陈发荣之前，金大班早就托人打听清楚他的“根基”，知道“两个巴掌是没有的事”，但“三四百万的家当总还少不了”。她嫌陈发荣“出手有点抠扒”，“把钱看得天这么大”，“可是阳明山庄那幢五十万的别墅，一买下来，就过到了她金兆丽的名下”。为了捉住这么个老头儿，她在美容院还“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她想起秦雄（一个恋爱着她的年轻船员）的银行存折，里面只有区区七万元存款。在她百乐门走红的时候，“一夜转出来的台子钱恐怕还不止那点”。她想，十年前她“金银财宝还一大堆”，若是那时碰见秦雄这个痴心汉，也许就嫁他了，但她现在已四十岁，什么都可以不要，却要一个像任黛黛那样的绸缎庄；“当然要比她那个大一倍……先把价钱杀成八成”，以示她的厉害。
当金大班得知她一手提拔的舞女朱凤，和一个香港侨生睡大了肚子，而那侨生已回香港去时，她头一句逼问的话是：“留下了东西没有？”朱凤摇头。金大班大怒，气不忿朱凤“让人家吃”，把好不容易高抬的“身价”毁掉。她骂她“把条大鱼放走了”，“连他鸟毛也没抓住半根”。
后来在舞池子里，大华纺织厂的董事长周富瑞拉住她，求她去请一请正在向他赌气的小如意萧红美。金大班笑道：“那也要看你周董事长怎么请我呢。”就这样，她轻易向他勒索得到婚礼的十桌酒席。她半劝半逼正在吃醋赌气，一心想捉金龟婿的萧红美，去陪周董事长，心里私自估计，那姓周的在萧红美身上“少说些也贴了十把二十万了”。
即连最后，金大班偶然流露柔情的一幕，她说的话也不与金钱无关。对着那个周身露着怯态，来舞厅“旁观”的年轻男人，金大班笑盈盈说道：
我们这里不许白看的呢，令晚我来倒贴你吧。
我们已看到，金大班真正是个重视金钱财物，俗气不堪的女人。但正因为她是这样一个人，在她臭骂朱凤之后，居然能把自己手指上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钻戒卸下掷给朱风，让她和她“肚里那个小孽种过个一年半载”，益发显出她当时的慷慨，是多么难得，可贵。
说到这里，我们虽对金大班已有了一个概念，但如果我们不同时研究一下这篇小说的语言与语调，就根本没法感觉到她是怎样一个有趣的人，因为我们无法看到她的种种“绝”处。这样的话，我们就根本捕捉不到这篇小说的喜剧特性。
我上文已提到，这篇小说之可能成为喜剧，是因为金大班不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而且，像货腰娘钓金龟婿这样的题材本身，也颇有喜剧潜能。然而这篇小说的喜剧表现，最主要还是维系在语言与语调。
小说始于作者的客观叙述。作者用生动，活泼，而略带夸张的口吻，把金兆丽这个角色，颇富喜剧意味地介绍呈现我们面前。一开头，我们听到夜巴黎舞厅的楼梯上“一阵杂沓的高跟鞋声”，原来“由金大班领队”，浩浩荡荡进来了十来个打扮得衣履风流的舞娘，使我们觉得看到了一队娘子军似的。金大班妆扮得金碧辉煌，一身尘世气味，但头顶却梳个大道士髻！突然，从楼门口，“窜”出夜巴黎童经理，“一脸急得焦黄”，只显得可笑，而不显得可厌。她的自大个性与火躁脾气，也只使人觉得可爱，而不可恨。
难得的是，当作者从金大班的意识观点叙故事时，往往三两句话，不但表现她的思想言语之俚俗，亦表现她的自大性格；不但显示她喜剧式的处世态度与观事态度，亦显示《台北人》里作者的“今昔对比”之一贯主题。下面是几个例子：
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童得怀那副脸嘴在百乐门掏粪坑未必有他的份。
当年在上海，拜倒她玉观音裙下，像陈发荣那点根基的人，扳起脚趾头来还数不完呢？
她在百乐门走红的时候，一夜转出来的台子钱恐怕还不只那点。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