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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流-河南漫行记-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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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说:“问题是本来就有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四人帮’时期,八个样板戏上连一对夫妻都没有,男女青年就没有婚姻恋爱问题了?成绩、缺点,好干部、坏干部,都应该宣传。过去却只能讲好的,不准讲坏的。再不就是说起好来,什么都好;说起坏来,什么都坏。我们河南,这30年有40%的生产队,社员干了一年,一分现钱也分不到。问题那么多,还能不让人家说?报纸宣传本来就不存在的问题,那个报纸长不了;报纸宣传本来已经存在的问题,就会帮助解决问题。”   
  当天上午,岳滩公社召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今年小麦生产的经验。刘应祥又去讲了一番话,他说:“现在大家都说要富裕起来。啥叫富?从前有人说:‘大米饭、白面馍,社会主义好生活。’我也以为那就是好生活。到国外一看,才知道那还不算是好生活。人家有小汽车,有别墅,吃的是牛肉、牛奶、乳制品。他们是资本主义,生活还那么好;我们是社会主义,生活应该比他们再好些。这些年,我们搞的是‘越穷越革命,越苦越光荣’。集体富不起来,也不许社员个人富。革命就是叫人者跟着你吃苦受穷,谁还愿跟你走?我们河南有好多地方的社员,‘辛辛苦苦干一天,买不到半包前进烟’(前进烟是河南一种最低价格的卷烟)。长期这样干下去,就把社会主义名声搞坏了!共产党的责任,就是要让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越变越富。岳滩比过去富了些,也只是吃饱肚子。在全省我们还只是中等偏上水平。搞了这么些年,才只恢复到50年代水平,社员每人平均年收入100多元。我们的粮食生产,夏秋两季已经搞到亩产1400斤了,比法国、西德都要高。和国外比,和本省几个最好的大队比,我们还只算是个高产穷队。我们的思想,要是还不敢再解放一些,还躲在老框框里不敢往外多走一步,就没法真正富起来,2000年每人每年平均1000美元,就没法实现!”   
  那天的会议,是在岳滩大队的一座楼房下的大院里召开的,来的人足有好几百。刘应祥说话时,干部们一会儿鸦雀无声,一会儿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小声议论。刘应祥接着往下说:“岳滩地少人多,光搞粮食是富不起来的,一亩地都1400斤了,还能高到哪里去?要想富,就得和全省、全国一样,把政策再放宽。要允许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要让社员群众都能想出些生产致富的门路。集体致富很好,个人致富,只要不剥削人,我们也提倡,不要觉得什么都是集体好。有个说法就很教育我:奴隶社会就是集体生产,难道我们还得学习奴隶社会?在岳滩搞生产责任制中的五定一奖,我看可以。还要注意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家庭林业、家庭牧业。家庭牧业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养牛、养猪、养长毛羊、长毛兔、养貂、养蚕、养鸡,都很赚钱。对国家和社员都有好处,为什么我们不提倡呢?一家养可以,几家合养也可以。一句话,就是要把被束缚住的手脚解放出来。有人说:‘应祥,你现在说得好,说不定没几天这政策又要变了。’有了困难定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这方面的苦头,我不比你们吃得少。可我现在相信:不会随便变。原因就是大家都吃够了苦头!中央和省里都有这个决心。我们的政策,现在一要稳定,二要完善。不稳定不得了,人心都变乱了。完善也算是变,那是越变越好,是大家都觉得应该变才变,不是上面脑子一热就变。早晨我又去看了蚕厂,这个蚕厂可赚钱了,去年一年的纯收入就是22000元,今年还要多。我们的蚕厂,现在还只能卖蚕茧出去,这是殖民地出售原料的办法。六斤蚕茧缫一斤丝,卖30元;用三两丝织一个被面,就卖17元。我们种了60亩湖桑,以后社员家前屋后都还可以再种些湖桑,蚕吃剩下的桑梗,可以养长毛羊,长毛羊可以剪羊毛,织毛毯。蚕蛹还可以养貂,一只貂好的就卖100元。丝绸毛皮,现在到国外有多少卖多少。这样便宜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办?要办,就逼着我们走农工商联合企业的道路。联合企业一家一丁。当然不中。到时候是得变。可是,这个变的条件是一步步创造出来的,我们要量力而行,要让群众看到实利后催着我们走,不能光是自己热情冲动,不顾客观可能,去办群众不愿办的事,更不能去办损害群众利益的事!”   
  刘应祥还帮助大家算了好几笔可以生产致富的细账。他的话,像是一把盐撒进了热油锅里,尽管主持会议的公社负责人一再要大家“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整个会场像是开了锅一样。大家就在那炎热的院子里热气腾腾地议论开来……   
  来到河南,我也看到不少落后现象,看到“四人帮”遗留下的问题是那么严重。有时我不禁暗想:在这么贫穷落后的条件下,几时才能真正富起来?听了刘应祥的话,我好像也坚定了信心。我离开北京前,一位朋友向我说:中国现在最缺乏的还是经济管理人才。刘应祥不就是一个优秀的农业管理人才么?我当时还想:假如建国以来,我们国家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允许刘应祥有充分发挥自己管理才能的机会,岳滩一定远不是现在这个模样!   
  党啊!请爱惜这些人才,爱惜你的优秀儿女吧!他们因为你的哺育而成长,万万不要再因你的疏忽和失误而夭折!      
第三章 在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 
一、假如焦裕禄还活着……       
  1964年5月14日,兰考人民的好书记、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焦裕禄同志,在郑州医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在生命的弥留时刻,想的仍是自己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现在,离开焦裕禄去世已有16年。这16年,兰考人民是怎样过来的?目前情况又怎样呢?   
  7月底,我随同刘应祥同志专程前往兰考,从现任县委第一书记习文及其他县和公社、大队的同志那里,得知了兰考这16年来一些惊心动魄的事。   
  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它公正地照出了各种各样乔装打扮的冒牌英雄的原形,其实不过是一堆历史渣滓和人间鬼蜮。   
  1966年,焦裕禄的事迹刚刚宣传了几个月,文化革命的风暴便在中国大地席卷而起。对于这场所谓的“革命”,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给予更加准确的判断。我在这里只向读者介绍一下:有一个打着焦裕禄亲密战友旗号,却又在疯狂反对焦裕禄的罪恶累累的小丑,曾经给兰考带来何等样的灾害。这个人就是张钦礼。   
  在兰考,曾经奉行过这么一种划分人们政治身份的公式:反对张钦礼,就是反对焦裕禄;反对焦裕禄,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反过来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张钦礼,这个曾经长期担任过县委领导职务,在文化革命中又曾窃踞县里全部大权前后达十余年之久的人,竟然在会上公开说:“我要把老保(指反对他的人)碾成面,团成弹,装在炮筒里,打到东海喂老鳖!”还说:“玩猴要会玩,打人也要会打,只要不打死就行,打死了,就没头玩了。”在他的这种思想影响和指导下,兰考一县在文化革命中被打过的人有18000名之多,造成终生残废的有400多名,由于各种原因被打死、逼死的有113名。打人使用过的刑法有50多种,连两三千年以前的周朝的刑法都用上了。张钦礼不仅指使别人打人,还在旁边督战。他自己也亲自打过不少人。   
  就是这个张钦礼,在视察工作时,竟然可以让人们夹道欢迎,向他欢呼:“热烈欢迎伟大的政治家张钦礼!”道两旁,还跪着一批当时被当作“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好干部、好同志。他还让一些被他们认为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的人,跟在一个棺材后面游街示众,用棍棒逼着他们为刘少奇“哭丧”、“摔老盆”!   
  在整个所谓的“文化革命”期间,张钦礼等人曾经给兰考的干部、群众,戴过名目繁多的74顶“帽子”。我开始很难相信这个数字,和习文、刘应祥同志在一起算了算,也不得不默然了。这些“帽子”,有全国“统一型号”的,例如:“地、富、反、坏、右”,“敌、特、叛”,“走资派”,“黑帮”,“狗崽子”等等;也有兰考的“土特产”,例如:上面批了个“孔老二”,兰考就从“孔老二”一直批到“孔老七”。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们竟然把焦裕禄也造成了神,把焦裕禄墓变成了刑场和被他们指控为反对焦裕禄的人“请罪”的场所。在他们的指使下,一些天真的“红卫兵”和不明真象的群众,出于对焦裕禄的爱戴,曾经把一批又一批忠诚于党的事业、反对张钦礼等人倒行逆施的老红军、老干部、知识分子,带到焦裕禄墓前用棍棒皮鞭进行毒打,逼迫他们长久地跪在那里。有一位曾在兰考工作过的军分区副司令员,还被他们特地从外地绑架到兰考,从车站一直拖到焦裕禄墓前,罚跪、请罪、拳打脚踢……。   
  何等令人触目惊心!何等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兰考,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么一个普通的问题:“假如焦裕禄还活着……”到兰考后的第二天早晨,天下着濛濛细雨,我和刘应祥、刁文同志一起去看了焦裕禄墓。看着那掩映在浓荫下的一层又一层高高的台阶,看着那刻着“红代会”、“工代会”、“贫代会”字样的雄伟的大理石墓碑,我不禁想起焦裕禄临死前的一段遗言:“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这使我更加相信:假如焦裕禄还活着,他一定会大声疾呼,反对这些做法!当然,正像兰考一位同志说的那样:极有可能,焦裕禄自己首先就被张钦礼等人当做“走资派”,到处拖着罚跪、请罪,一直把他折磨至死……   
  焦裕禄不是神!他以自己无产阶级战士的情操,以他那永远和人民心贴着心的胸怀和艰苦奋斗、朴素、扎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一定不会想到:在他死后,有人竟会把他生造成神,用以镇压他自己的阶级兄弟!      
二、兰考的穷根究竟在哪里?   
  可以想见:兰考在张钦礼这种封建法西斯方式的统治下,会成为什么样子。按照张钦礼承认的数字:经常外出逃荒要饭的,就有3万人之多。一个社员每年帐面上从集体分得的钱,平均只有40元,除去交付300斤口粮钱外,社员辛勤一年,到年底就只落下个买统销粮用的购粮本子。而有些生产队,连这40元标准也还达不到。单是城关公社余寨大队这一个大队,文化革命十年,就吃了统销粮370万斤,用了国家救济款20万元,银行贷款15万元。土地荒芜了400多亩,人口外流600多人。“红薯干是主粮,鸡屁股是银行。”“堂堂五尺男子汉,不如母鸡下个蛋。”这就是一些社员对自己的极端穷困生活的自我嘲讽。而有个时期,连鸡也不许养,说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当时一个社员家里,能有一头羊,两口猪,三间瓦房,四棵桐树的,就要算做“暴发户”,就要被批判、挨斗。这样,社员除了外出逃荒要饭,还有什么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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