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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兰考所以穷，也并不完全是由于张钦礼这一伙人或者只是由于文化革命这十年的罪过。要挖兰考的穷根，还要追溯到更远的时间、从更深刻的方面去寻找。兰考自然条件差，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在境内改道，形成旱、涝、碱、沙四大灾害。据解放后30年的统计，曾发生过涝灾10次，旱灾11次。但这也只是贫穷的一个原因。用刁文同志的话说：兰考真正的穷根，还是在“极左”这两个字上。
兰考解放30年，全县农业生产曾经历了发展一倒退一恢复一徘徊一前进这么几个过程。1957年前，全县的农业生产是逐步发展上升的。1956年粮食总产达到1。7693亿万斤，比解放初期翻了一番。城关公社一位书记，形容那时农民的生活是：“家里红枣花生不断，粮食得用囤子囤在外面。猪羊满圈，大牲口成群。”
城关公社当时还有一句民谚，叫做：“种好四蓬楼，吃喝穿戴都不愁。”这四蓬楼，第一蓬是杨树，第二蓬是枣树，第三蓬是荆条，第四蓬是花生。1958年来了个“以钢为纲”，把第一蓬楼杨树都砍了做大办钢铁的燃料烧光了。那一年，地里的庄稼长得很好不准收，偏偏要动员农民去大炼钢铁。枣树也砍了一部分。闹到1962年，全县粮食下降到5062万斤，只等于1956年粮食产量的十分之三。好不容易经过三年调整，逐步有所恢复。接着又要大批资本主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枣树和荆条大多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刨了、毁了，剩下的一些枣树没人管理，荆条没人敢用，这第二、第三蓬楼，也都没了用场。第四蓬楼花生，本来适合沙地种植，可又因为要贯彻“以粮为纲”，一会儿要搞“红薯王国”，一会儿要学江南鱼米之乡种水稻，一会儿要学东北种大豆、高粱。说花生不算粮食，就是不准种花生。这四蓬楼全搞光了。“砍了”摇钱树’，毁了‘聚宝盆’，沙区不准种花生，有地也没用。”社员想搞的不让搞，明明不能搞的却偏偏逼着社员去搞。兰考咋能不穷？
另外，政治运动太多，干部不稳定，也是造成贫穷的原因之一。从1956年到1976年20年中，兰考总共搞了22个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上个运动没完，下个运动又接上来。兰考群众编了个顺口溜：
反右派、共产风，
拔白旗、反右倾；
三年调整喘口气，
又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大四清、小四清，
接着来了红卫兵；
“走资派”、“黑五类”，
抓了“敌人”一大群。
人人心害怕，
生产咋能会上升？
由于运动多，反复也多，班子换得也就特别勤，社员说：
上边换一人，
下边换一群，
下台的不服气，
上台的不安心。
公社和大队、生产队干部，有的一年一换，还有的一年几换。瓜荣公社三大队有个生产队，一年换了七个队长，当然谁也没法安心抓生产。以后出现了个徘徊阶段，上升速度也很慢，而人口增长的速度却很快。1964年焦裕禄逝世时，全县人口是36万，1979年是52万，16年人口增加16万。生下的孩子不能干活，却要吃粮食。兰考的经济情况也就越搞越糟。社员们痛心地说：“俺们兰考人，是手捧金碗去要饭，脚踏金板往外窜！”
三、兰考现在的情况怎样
现在的兰考情况怎样了呢？我们去兰考前，段君毅同志刚刚从那里检查工作回来。他说：“和富县比，兰考还算是个穷县；和过去比，兰考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我们去后，感到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1979年，兰考粮食总产达到2亿8000多万斤，比1978年增产4500万斤，增长率达19％，上交国家粮食和统销粮相抵，净向国家贡献345万斤。这对于兰考来说，还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油料总产达到1167万斤，比1978年增长2。7倍，上交国家花生500多万斤。这也是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可喜成绩。
随着生产发展和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社员生活也得到了初步改善。1979年社员口粮达到338斤，比1978年增长9。6％。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收入49。7元，比1978年增长15％。由于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社员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中还大部分得了些超产奖励粮，并且普遍在自留地里种了粮食和瓜果蔬菜，每家还都饲养了些小牲畜如猪、羊、鸡、鹅等。因此，社员们的实际收入，要比从集体分配得来的还要多。
我和刘应祥同志到兰考后，专门去看了自由市场，发现那里的粮食价格，已经和国家收购的超产粮价格大致相等。可见农民的家里已经有了些余粮。我们和卖粮的社员交谈，都说：“俺们手头活动多了。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些年，兰考头一回没人再出去要饭了。在外面要饭的，做临时工的，都在忙着往回奔了。”他们还说：“这都多亏政策好。责任制这个政策，一年不变能吃饱，二年不变有余粮，三年不变有钱花。”
刁文同志说：“社员怕变是好事，说明政策对头了。政策不对头，社员就想快点改变政策，从前那套瞎指挥的政策，社员早就巴着改变了。”实行生产责任制，干部中还有这样那样顾虑，群众都说好。有的社员说：“这办法，比啥灵丹妙药都好。”群众还总结一整套好处，说是：“耕地多了，荒地少了；干家多了，捣家少了；有陈粮的多了，要饭的没了；盖新房的多了，下雨房子漏的少了；往银行存钱的多了，赊账、借东西不还、缺零花钱的少了；穷队娶新媳妇的多了，打光棍的少了。”刁文同志还说：“兰考底子薄，现在社员还很苦，县委的基本思想是要让群众休养生息，这个办法多稳定几年很有好处。”
在（土固）阳公社左寨大队，我听着刘应祥和习文同志一起帮助大队干部和社员算账，越算越觉得责任制这个政策，确实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作用。这个队土壤条件很差，是个出了名的穷队，多年来基本上是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由于长期穷困，社员们对集体生产已经丧失信心，无心劳动。1978年小麦每亩单产106斤，棉花每亩单产6斤半。群众中流传着一首歌谣：
前刁楼，后左寨，（两村为一个大队）
鸭儿嘴，盐碱片，
卖土盐，推小车，
还有一百零八个光棍汉。
每年一过正月十五，社员就成群结队外出要饭，直到麦收前才回村。第四生产队共有62个劳力，经常出去要饭的就有48人。1979年实行了责任制，社员看到有了指望，就都把实劲使到了生产上。去年一年，就有较大改变，集体地的粮食产量平均增长66％，自留地还生产了不少粮食。15年来，这个大队第一次没向国家要统销粮，还卖给国家5000斤粮食、17000斤油料。全大队去冬今春没有一个社员出去讨饭的。
刘应祥和习文帮助一个大队副支书、一个生产队长、一户社员，一笔笔算了他们去年收入和今年预计可能得到的收入账，越算他们劲头越足，都说，今年的日子，一定还要比去年好过。
四、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痛苦和欢乐
在他们算账的过程中，我无意中问了问那位大队副支书。才知道他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他叫马同兴，是位残废军人。参加革命时才17岁，先在第三野战军皮定钧旅当战士，以后升任排长。1956年从荣军学校复员回来办高级社。1959年被打成右倾分子，开除了党籍。去年才又恢复党籍，担任了大队副支书。我问他：“老马，你要过饭没有？”
“咋能不要！”他说，“我家人口多，前些年我又被打成个‘臭名远扬’，把我的残废金也扣除了，生活没一点照顾。不要饭咋中！”
“‘臭名远扬’，这算是什么帽子‘！”我不禁有些惊讶。
“他们说我在解放战争中，跑的地方多，就说我是个‘臭名远扬’的反革命。”老马仿佛已经对这些往事很淡漠了。
“你要饭都去过哪些地方？”
“去的地方多了。好多都还是我在解放战争中参加解放过的城市。”
“你是个党员，出去要饭，心里好受吗？”
“心酸得很呀！可那有什么法于呢？1968年，我带着三个孩子到西安要饭。那一年，到处乱哄哄的。要饭也很难。我觉着：实在有点熬不过去了，就想到北京去找徐司令。我是个工兵，过去打仗时给徐向前司令挖过指挥所。我约摸着，他兴许还能记得我。可我又想：他老人家那时在北京也正在遭罪，我不能再去打扰他，就没去。”
屋里谈话的人全停了下来。我默默地望着这位参加革命已经35年的老同志，从他入伍时的年龄算起，今年应该是52岁，正是壮年；可是，岁月的风霜，使他过早地衰老，额上已经布满了皱纹，像是一位老人了。
当时在场的（土固）阳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这个公社是个老区，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的老同志还有不少，现在多数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有的还恢复了工作。去年一年，他们就三次举行万人大会，给受打击迫害的1400多名干部和社员平反。我不知道该再向老马说些什么是好，就又问他：“现在的生活咋样？”
他说：“走，我领你们到我家和我包的地里看看。”
我们出了村，在一大片茂密的玉米地中，老马指着其中一块，自豪地说：“看，这就是我包的地！”
这块地里的玉米确是长得很好，几位内行的人都说：每亩足可收800斤上下。回来的路上，老马还说：“实行责任制还有个好处，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解决了。从前光是动员，就是没人听。现在干部山包了地，不好好劳动不中了。”
他指着走在前面比他年轻的女支书，又向我们说：“我恢复党籍时，上面叫我当支书。我说：不中了，我年纪大了，还是找个年轻的。国家现在政策对头，社员们心也齐，比从前好领导多了。我没有旁的想法，就巴望着国家早点建设好！”
我们走进他的家里。他领着我们看那几大土缸粮食，把一个个土缸盖子掀开让我们看，里面全盛得满满的。这时，我忽然注意到堂屋的墙上，挂着用一小截高粱秆串起来的七八个颜色已经发暗的纪念章。其中有解放太原、大西北、江苏、四川等地的纪念章；还有修建康藏机场、康藏公路的纪念章。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地取下来，一枚一枚托在手上仔细地观看着。老马却打断我说：“别看了，都是孩子们摆弄出来的。”
说着，他又高兴地想起了一件事情。他说：“我有六个孩子，两个上了高中。往年他们难得穿上新衣裳。我领的那些布票都换粮食吃了。今年他们有好几个都换了新。上高中的那个妮（女孩子），还做了件的确良，留着逢年过节罩棉袄穿。”他一边说，一边拉我走进里屋，掀开一个旧木箱子，在一堆破旧的衣物中翻抖着，寻找着，想尽快把那件他看得那么贵重的衣服找出来。他是那样地兴高采烈，而我却强忍着快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