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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到有些拥挤。写字台上有一大叠还没有批阅完的文件，旁边整齐地放着几本《唐宋名家词选》等古典诗词选集。我望了望桌上的文件，说道：“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了！”
“年纪大了，睡不着。这已经成了习惯。”树成同志的声音有些嘶哑。
“您患了热伤风？”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身上的那套中山装，和我穿的短裤、汗衫是多么不协调。
“哎，没什么，吃了点药，好多了。”树成同志漫不经心地回答。
“听说您老伴没跟来？”我扫了一眼里面半间卧室轻掩着的门，又问道。
“嗯，还在湖北。我过去长期在湖北工作，她还留在那里。”树成同志解释着，停了一下又说道，“她身体很不好，患有好几种严重的慢性病，一到夏天就喘不过气来。武汉是个大火炉，今年夏天还不”知道她能不能过得去。我正有些为她担心。”
树成同志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焦虑。我跟着劝他道：“回去看看吧！”
“我也这么想过。”他走近桌前，取出一份下面向省委报告旱情的电报，继续说道，“今年河南也出现高温，郑州这几天都是摄氏四十度左右，有两个专区已经出现旱情，再不下雨，不仅粮食作物要减产，烟叶、棉花这些工业原料，也要受影响。实在走不开啊！”
我们俩都不说话了。我想转换一个话题，便从桌上的几本诗集谈起，向树成同志提出希望能够拜读到他的诗。他听了笑着说道：“我的诗是不能给人看的，拿不出手。诗言志，我不过是借以抒发一点情怀。你一定要看，就请你看看这首我来河南之前写的步陆游原韵的《钗头凤》好了。”他从一叠用宣纸抄好的诗稿中取出一张递给我。这首词是这样的：
风萧萧，水迢迢，黄鹤一去歌声渺。西风烈，沉云浊，一腔热血，十年蹉跎。错！错！错！
暮雨霁，长空碧，枥下梦驰八千里。等闲过，情急切，余生几何，岂容消磨。莫！莫！莫！
我很喜欢这首词里的“一腔热血，十年蹉跎”，“枥下梦驰八千里”等句子，便同他说了。他对我简单地回顾了建国以来几个主要阶段的心情：前17年，自己虽然也办过些错事，脑子发过热，可在主要方面是向上的、积极的；中间十年，个人受了点委屈，这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建设被耽搁了，老百姓受了苦；所以，这几年，老战友们在一块谈心，都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想趁著有限的时光，尽可能多做点事情。
他的话时断时续，我信手翻阅着他的另外几页诗稿，其中一首《浣溪纱》吸引了我：
十年尝尽闲滋味，不堪昼永夜无寐，梦断关山路幽昧。苦恨年华成逝水，沃原沥血无应对，东篱把酒孰心会？
我读着读着，心里涨满了苦汁。我觉得：这首词可以成为前一首词的补注，它更加具体地叙述了十年动乱中他那种痛苦的心情。这种心情在许多老一辈同志中具有代表性。我想到：这些革命老同志，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了大半生，现在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包括树成同志在内，可能都要在不久之后逐步离开领导岗位，退居二三线。他们眼看着国家的面貌还没有很大的改变，产生那种紧迫感是真切的。我还想到，在许昌地区，听到关于他的几件事：他在去冬今春两次去那里检查工作，通过到基层具体了解情况，不仅破格提拔了几个中、青年技术人员担负工厂领导工作，还向省委建议免去了漯河市的一位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也遭受到严酷迫害、不贪污、不腐化、奉公守法、在干部中有一定威望，但是干劲不足、行动迟缓、搞“四化”不力的市委第一书记。《人民日报》对此曾有过报导，在许昌地区和全省都产生了震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想：树成同志明明知道要受到一部分干部的反对，仍然雷厉风行地坚持那样做，其重要原因之一，显然就是这种紧迫感。
“有志献余生，无心计功过。”“莫图生前名，应念总战略。”树成同志另外几句诗；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我在随后接触到的其他几位省委负责同志那里，感到这也是他们的共同想法。
在第二招待所小餐厅里，我被介绍给刘杰同志和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现河南省委书记乔明甫同志，以及刘杰同志的爱人、河南省委副书记、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李宝光同志，省委常委、秘书长郭坦同志等。第一次和这么多一个省的负责同志在饭桌上相遇，我感到有点儿拘谨。饭菜端上来了：北京风味的捞面条。再有，就是当作盖浇菜的一碟豆芽，一碟豆角，一碟西红柿，一碟炒鸡蛋。伙食这么简朴，出乎我意料。这是偶然的呢？还是经常如此？过了几天，我发现仍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便找了个机会问了炊事员同志。他们说：以往的伙食是相当好的，那时表面上是每人每天一块钱，实际上却是实报实销，亏多少补多少。十几个人的食堂，有时一个月竟补助二三百元。党的《准则》公布后，段君毅和郭坦同志都提出要严格执行伙食标准，其他同志一齐响应，这样便把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提高到一元二角，超支部分一律不报。这个食堂就餐人数少，伙食很不好办，上个月亏损五角多钱，还得在这个月找回来。
段君毅同志哪里去了呢？听几位负责同志在饭桌上谈话，才知道：今天一大早他就和胡立教同志一同到地处湖北和河南交界处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向一位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去了。他们并说，这位中央负责同志还要到郑州来。我不便多问，只好低着头一个劲地大口吃着面条。
刘杰同志亲切地主动问我：什么时候来到河南？已经去过哪些地方？有什么印象和意见？我坦率地说了些对河南省的初步变化的印象。乔明甫同志一只脚蹬在椅子上，把膝盖紧紧抵住胃部，感慨地说：“山河未变两鬓斑。这些变化实在来得太晚了，把我们这些人的头发都等白了！”
我们正在说话，又来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同志。他走到桌前拿起空碗筷就盛面条，听到树成同志又一次谈到河南这个文化摇篮缺文化时，突然用筷子轻轻敲了敲碗边，挺有韵味地低声哼了句：“啊，摇篮！……”李宝光同志打趣道：“老板！你该把过去丢掉的二胡、风琴抬回来了！”
我好奇地注视着这位被称作“老板”的同志。宝光同志笑着介绍道：“这是我们省的省委常委、省人民检察院院长李福祥同志。他过去也是个文艺爱好者，拉得一手好二胡。他这个老板，在河南可出名了。批林批孔时，全省掀起了一股追查黑茶馆内幕的风浪，说他家一个月就喝了四斤茶叶，开了个黑茶馆，把一大批老同志召拢在一起大讲黑话，大骂那些‘中央首长’。那次风浪牵涉面很广，不少老干部都被整得很苦。长期在河南工作的现省委两位书记戴苏里、李庆伟同志也都被说成是黑茶馆的黑后台。”
三、王若飞同志的生前难友
宝光同志的话，把我带入到对于那个黑暗岁月的回忆中。我联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乔明甫同志写的《若飞同志在太原狱中》，还听说他在文革时期又坐了八年牢，便在饭后匆匆忙忙找到明甫同志，说是很想有机会和他谈谈。
当天下午，乔明甫同志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到我住的房间。我们随便地聊了起来。
他的语调很轻松，声音爽朗。我望着他那清癯的面容，深陷的眼窝，默算着他的年龄：他是1936年夏天，在山西太原陆军监狱和王若飞同志成为同狱难友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44年，他至少也该有65岁左右。
“河南地处中原，是我们国家的心腹之地。闹得不好，也会成为心腹之患。”明甫同志开门见山地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河南省的重要性，“‘四人帮’横行时期，在那一小撮人眼里，河南曾是他们的‘解放区’，是他们的‘红色根据地’，地位仅次于上海和辽宁。所以，河南揭批‘四人帮’、摧毁‘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任务也特别重。”
一谈到林彪、“四人帮”，他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又习惯地把一只脚踏在床沿上，用膝盖紧抵着胃部，继续说道：“从河南这个窗口看全国，我们的历史教训很多。解放后，直到1957年，河南都搞得很不错，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党的威望一年高过一年。从那时起，我们的脑子越来越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越搞越左。1958年来了个烧光、吃光。大办钢铁，把山上和社员家前屋后的树全烧光了；大办食堂，把一点余粮也吃光了。人民遭了大难！结果我们反而又去整基层干部，把账算到他们身上。好不容易从1961年开始，才慢慢恢复过来，到了1965年，又搞运动。十年大乱把好端端的一个党，搞得凄凄惨惨。现在有些人说我们搞了30年建设没搞出什么名堂，哪有时间搞工作呀，力量都花在整人上了。我自己参加革命40多年，坐过国民党三年牢，又坐过‘四人帮’8年牢，前前后后共坐了11年大牢。在我参加革命的几十年中，平均每四天多一点，就有一天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说着说着，他突然问我道：“你知道田家英同志吗？”
我说：“听说过。”
他又问：“也知道赵汉同志吗？”
我点了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充满感情地说：“都是些很好的同志啊！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死了！他们死的时候还很年轻，本来都还可以为党做很多工作的！”
我停下记笔记，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喝了口水，声音逐渐低沉：“我前些时候，刚去北京参加了安子文同志的追悼会。解放后，我和他一起工作了13年，他最了解我，我也了解他。1966年8月19日，安子文同志还有赵汉同志和我等五个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一下子全被宣布为‘三反分子’。安子文同志和我，还都被送进监狱，一关就是8年。再以后，他被送往安徽软禁，我也被送到洞庭湖的一个岛上。这两年，我调来河南，他回到北京，彼此仍然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我知道他被‘四人帮’折磨成一身重病，可总还盼望他会一天天好起来。不料，今年6月24日，国务院一个副秘书长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安子文同志病危，要我赶往北京和他见个面。我一听，心就揪了起来，当即动身。等我赶到，他已在几小时前去世了！他在生命垂危时，还喊过我的名字。我们就差那几小时，却没能见最后一面。我有很多话，都没来得及对他说。听他身边的同志说，他在去世前，看过《刘小奇同志最后的二十七天》那篇文章，整整哭了一天。他不是哭自己，他是觉得刘少奇同志死得太冤，太惨！”
我听到他的话音里有些哽咽，忍不住抬起头来，发现他的脸颊上已经挂满了泪珠。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我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位组织部长流泪。我曾经错误地认为：搞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是些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现在才觉得：我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同志。一个好的组织工作者，恰恰应该是最富于人情味的人！谁说共产党人不应具有人情味呢？我眼前这位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老同志，他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