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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河南的各项工作还将有一个更大的飞跃的保证；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将能够更加兴旺发达，必然会出现一个中兴年代的保证。
二、一个大学研究生的今昔
我要向读者介绍一位60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生。我们也许可以从他的成长过程得到不少启发。
他叫张绍鼎，河南许昌市人，今年三十九岁，是许昌微型电机厂的工程师、副厂长。
说他是个大学生，其实还不止是那样。1961年，他从北京矿业学院以“优秀毕业生”的称号毕业后，还被选拔为研究生，跟随他的导师李迪勋教授，专门研究了三年多爆破力学。李迪勋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开展岩石爆破力学理论的专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摘去帽子。他曾想带上十个研究生，逐步建立起一个新中国岩石爆破力学的新学派。他还准备再写一本《岩石爆破物理学》，这方面的专著，当时在国际上还未出现过。可惜，文化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就被折磨致死。张绍鼎是他带出来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研究生。
可即便是这么一个专攻岩石爆破物理的唯一的研究生，也因为文化革命开始而被迫中断了研究工作。1969年11月，林彪下达了一号通令，借口战备疏散，把大批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赶出了北京。张绍鼎也随着他所在的煤炭科学研究院迁来河南鹤壁，后来又因照顾爱人关系，以物资站仓库保管员的身份被调到许昌市。
由于他的爱人是个医院护士，还算多少有点门路。托人向军代表说了人情，他才被分配到一个不到100人的电机厂里，在装配班里当了个装配工人，改变了“臭老九”的身份，成了“领导阶级”。
张绍鼎当时的确很感谢领导对他的关怀和信赖，处处注意锻炼改造自己，领的是又脏又旧的工作眼，干的是又重又累的各种杂活。这样整整于了一年零八个月，终于第一次派给他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和一个工人一道修理一部30年代美国造的50千瓦的发电机。这对他几乎要全部从头学起，可他依靠在大学时学的基础课知识，又到处查阅资料，终于把这台被不少人认为已经报废的老爷发电机重新搞活了。
从此，他受到较多的重视，一些领导终于认识到他不全是个“废料”。他本人也对电机生产逐渐产生了兴趣，还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装了全许昌地区第一台电机性能实验装置，对提高电机生产的产品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接着，他又被调往厂生产组领导下的技术组里。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厂有了较大的发展，从生产一般电机改为生产微型电机，并且被列为一机部系统全国18家微型电机主要生产厂之一。1979年，全厂职工已经发展到近四百人，除仍然生产主导产品驱动微电机外，又开始搞了各种专用微电机，以及空调器、电风扇等日用电器产品。
在此期间，北京煤炭科学研究院和煤炭部政治部，曾多次发函到许昌市委，要把他调回北京，好不容易把许昌市委说通，去年6月正式寄去张绍鼎和他爱人的档案。拖了整整一年多，北京那边反而又无消息了，他们夫妇的档案至今还留在北京。张绍鼎被这种公文旅行搞得十分疲倦，而且觉得旧的业务已经荒疏，新的专业又使他很感兴趣，也就打消了回北京的念头，仍然安心工作。
去年12月，他被任命为电机厂工程师，还被选为许昌市的先进工作者。今年3月，王树成同志来电机厂检查工作，在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之后，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当即建议许昌市委，把他提为副厂长，分管生产、技术工作。
我是在今年7月17日陪同王树成同志又一次去电机厂检查工作时认识他的。我们进到电机厂的会议室里，首先看到有好几台造型新颖美观的电风扇正在同时运转。屋外烈日炎炎，屋内是另一个季节。我原以为这是专门为了接待我们特地安排的。一问，才知道是在进行电扇寿命试验。其中一台，从6月17日开始，已经运转了31个昼夜，中间除因停电停止运转三个小时外，一切正常。按当时的运转情况看，有可能达到并超过同类先进产品：广州电扇厂的钻石牌电扇和上海电扇厂的华生牌电扇的水平。
张绍鼎同志就在“呼呼”作响的电扇运转声中开始汇报工作。他长得很清秀，中等身材，因为在北京住得较久，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从正在生产的电扇谈起，谈到随着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一些原认为是高档商品的生活电器用品：空调器、电冰箱、洗衣机、自动控制的缝纫机等，市场需求量必将大大增加。他说：“国外每家都有好几台日用电器，我国就是每一百家、一千家添置一台，数字也大得惊人。这些日用电器，全离不了微型电机。我们厂生产起来不困难，一定要抓在前头。”他们打算到1985年，除把原有的主导产品驱动微电机扩大到年产5万台外，还要把其他专用电机和各种日用电器的产品，也都分别扩大到五万台。三个5万台，共是15万台。
他分析了厂里各种条件，认为完全有可能完成。他对于省内、国内和国外一些同类产品情况是那么熟悉，使我这个外行简直像是上了一堂电机知识和微电机生产的专业课。我暗暗佩服树成同志的眼力；同时也为这个工厂有了这样得力的领导人感到庆幸。趁他领着我们参观工厂的机会，我约他到地委招待所再仔细谈谈。
下午4点钟，他骑着自行车来到许昌地委招待所。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还有着腼腆拘谨的一面。他坐在我的对面，与其说是一个工厂的领导人，不如说更像一个性格内向的姑娘。当我向他提出：当了厂长之后，遇到过哪些困难时，他竟然很久没有回答我，只是低着头喝水。过了许久，他才抬起头来说道：“困难，很困难！”
我连忙问：“困难在哪里？”
他回答：“困难就在于：现在工厂的一切，都还是党委说了算，而多数党委成员偏偏不懂生产。管生产的厂长没有权领导生产，这就够困难了；再加上，我还不是党员，比别的厂长也就更困难些！”
稍稍停了一会，他又把肚子里要说的话，全倒了出来。他说：“我是和这个厂一道摸爬滚打过来的。我和同志们关系都还不错。现在产品对路，上级又很支持，我曾以为当了厂长，不会有很大困难。谁知，一当厂长，各种关系全不同了。从前我只是提点建议，上面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现在我却要自己决定问题，可是我偏偏又什么也很难决定。有一次，我有个紧急任务去向车间主任布置工作，车间主任说：‘你去同指导员谈一下，我得听他的，因为指导员是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才是第一把手。’我知道他很为难，只好又去找指导员。指导员说：‘好吧，我们支部先研究一下。’支部要开会，我不是党员，当然得离开。可是，事情又很急，支部那天偏偏又没功夫研究了。一拖就好几天。我只得再去找厂党总支书记。总支书记说：‘嗯，这事情是得抓紧办。不过，还得在总支里讨论讨论。’我当然更无权参加总支委员会，只好继续等下去。就这样，等来等去，许多该办的事，都这么等过去了。我这个厂长，没有人权，没有财权，连生产指挥权都没有，想当好就困难了。有时我也想过要打退堂鼓，可又觉得：那样未免太辜负党的培养！”
我又问他：“你写过入党申请吗？”
“写过，写过三次。总支有人告诉我，还得考验考验。”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怕我误会，又连忙补充，“我绝不是想伸手要党票。考验考验，我是完全同意的。党委领导，我坚决拥护。可是不是一定要把具体生产也管得那么死？我逐渐有些怀疑。我的肩上有了担子，实在想把生产搞上去。再说，我也越来越喜欢我们的工厂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才好，只是答应他：一定把这些问题反映给树成同志。他听了反而劝我道：“不要麻烦他了。这类问题，他也解决不了。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懂行的，没有权；有权的，不懂行。不懂还不要紧，偏偏又不愿好好学习。说多了，弄不好就变成要摆脱党的领导。现在厂里已经有人放风，说我和另一个厂长在架空总支了。有时我也很苦闷，难免急躁一点。这已经得罪了一些人。上面再来过问一下，我的困难还要加大。上个星期，有位平素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在市里工作的党员同志，就专门到我家里，关照我的爱人说：‘告诉绍鼎，不要管事太多，不能陷得太深。和他再好的人，也会在背地捣他。不要忘记：共产党是不会不搞运动的！’”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扔下笔，猛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这是什么话！”
他苦笑了笑：“这样想的人，不是他一个。他能够说出来，还算是好的。他也许还觉得是对我的一片好心，可我实在替这样的党员同志难过！替党难过！党叫我们搞‘四化’，要把国家搞上去，他是个党员，偏偏还在私下里扯党的后腿！我也见过很多好党员。正因为这样，我倒更想入党了。我相信：党在真心实意地领着我们搞‘四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瞎折腾。我们这个国家折腾不起了啊！党想搞‘四化’，多一点愿意搞‘四化’的人进到党里，搞起‘四化’来就容易得多。我在大学里学过俄语，也学过英语，可以直接看点外国资料，有时看了真替我们的国家着急！”
他动了感情，后来的话说得很低、很慢，可我却觉得一句比一句更响、更重、更急，一句句都敲打在我的心上！
那天，我们从下午4点一直谈到夜里11点多。我送他出门后，他推着车子，我们两人又并肩在马路上走了一会。许昌的夏夜，是寂静而又喧闹的。多年不见的夜市又恢复了。卖元宵、馄饨的，卖卤鸡、卤肉的，卖西瓜、香瓜的，卖油条、辣糊汤的，见有人来，都忙着兜售生意。马路两旁坐在树荫下乘凉、打扑克、下棋的人，还没有散去。暑热虽然尚未完全消退，毕竟已经大大减弱，一阵阵清凉的夜风吹过来，使人感到很是舒适。我问他：“你爱人现在的情绪怎样？”
他呐呐地说：“嗯，还算好。”
我又问：“家里几口人？住几间房子？”
他回答：“七口。父亲过去是个营业员，已经退休了；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母亲在家做家务，没什么拖累。住了两间房子，是我爱人医院的。不算宽敞，可比起有些同志，也算很好了。”
我们两人好像已经成了朋友。我突然心头一动，告诉他：我想在第二天晚上，去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