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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很好了。”
我们两人好像已经成了朋友。我突然心头一动，告诉他：我想在第二天晚上，去看望一下他的爱人、父母和孩子。
三、一位童工出身的市委书记
第二天晚上，我在张绍鼎同志家里，又认识了一位令我久久难以忘怀的同志。他就是许昌市委的工业书记——徐庆耀。
我和老徐其实已经见过几面。一开始，他就给了我较好的印象。他约有五十上下，虽然已经稍稍发胖，看上去却还结实精干。我们到许昌市的工厂参观，都是他奔前奔后的张罗安排。可是，真正说得上对他有所认识，还是在这天晚上。
许昌和漯河是许昌地区所属的两个直辖市，干部配备相当于一个县。我第一次见到徐庆耀同志后，有次和许昌地委的经委副主任刘天然同志闲谈，他说：“你真该去同老徐谈谈，他是个写家！”
我心想：老徐准是在地委或者县委机关当过秘书的，起草过不少总结和报告，在干部中有点名气。
以后又有人向我说：“老徐这个写家，写过几个剧本哩。文化革命中，因为他和田汉是朋友，可没少挨斗！”
我又想：原来他还是个真正的文化人，现在改行当了工业书记。可是，他怎么会和田汉同志是朋友呢？田汉的朋友，年纪少说也该有六十左右了啊！
我问到他的顶头上司：地委工业书记、副专员赵宏亮同志。老赵说：“他是写过几个剧本，还写过一些诗，可并不能算是个文化人。他是个烟厂童工出身的干部，文化不高，喜欢写写画画，算是业余爱好。过去到北京开会时，见过田汉同志，人家就说他是田汉的朋友。他是去年才从漯河市调来的，在漯河当过工会主席、副市长、工业书记。这个同志是很不错，你要有空，可以同他谈谈。”
遵照老赵同志的意见，一天上午，我和老徐在一起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向我介绍了许昌市的工业情况，讲了一些工厂和一些人，还特地介绍了张绍鼎和柠檬酸厂的一位从技术员提升为副厂长的尚文科同志。可是，关于他自己，却没有谈什么。我急了，问他：“听说你写过剧本，是吗？”
“是呀，我写过。”他笑了，“那算啥剧本！我写的影响较大的一个剧本，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那年我领着修土铁路，就写了个《金鸡高唱凤凰飞》，还挺闹哄了一阵子。现在回头看，已经没啥意思了！”
“你不是也写过诗么？现在还写不写？”我又问。
“还写。其实，那都是些顺口溜。你要听，我就给你念一段。”他一点儿也没有推辞，就随口念了他在源河工作时写过的一段顺口溜。漯河市有个省水利厅在那里办的水泥预制品厂，占了市里好几百亩地，建厂资金、材料有不少也是市里出的，可就是不归市里领导。从60年代开始，搞了十几年还没搞上去。建筑工地糟蹋得不成样子。市里想把这个厂接过来，省里又总是有人阻拦。他就写了这段顺口溜，在省里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当众念了出来：
水利厅，预制厂，
一图大，二求洋，
工厂变成北大荒。
满院是杂草，
蒿子窜过墙。
兔子把窝抱，
乱窜乱跳黄鼠狼。
乌鸦更舒服，
塔吊顶上盖新房。
新修小铁路，
七年推两趟。
几百亩好地不能种，
为国家少打多少粮？！
这么一来，还真起了作用，在参加会议的人中引起了公愤。又经过一番交涉，总算把那个厂划给了市里。后来那个厂办得还很不错。
这段顺口溜的内容使我又气又想笑。老徐自己却先笑了：“你看，这就是我写的诗！”
我们俩谈得很融洽，本来还想再谈下去，有人来找他，谈话就中断了。我同张绍鼎约好要去他家看看的那天，老徐正好来向树成同志汇报工作。我把自己的想法同他说了。他一听就说：“好。我也正想去找他和他爱人聊聊呢。我陪你一道去。”
傍晚，他坐了辆北京吉普来。我说：“我们是私人访问，还用得着派车？”司机代他作了回答：“足有好几里路。老徐晚上回来还有工作，还是坐车去好。”
车上，我向他谈到张绍鼎的苦闷。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今晚就想同他谈这些问题。他的入党问题，也正在做工作。不久就会解决。这个同志早该入党了，可就是还有人在卡他。现在还有人觉得：知识分子入党，要更加严格些，怕他们入了党不好领导。也有人觉得：知识分子不能算是正牌的领导阶级，是后娘带来的。当干部管管生产还凑合；要入党，可不能那么容易！”
这话从一个童工出身的领导干部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挺新鲜。就又问他：你自己什么时候入的党？什么时候当的干部？他回答说：“漯河解放没多久就入了党；当副市长是1954年。”
说话间，已经来到张绍鼎家外面。张绍鼎正站在马路旁等着我们。这是一个大杂院。进到张绍鼎家，还要穿过好几个曲曲弯弯的过道。过道两旁挤得房檐挨着房檐。天上没有星，过道没有灯，张绍鼎领着我们摸索着走进他家，一家人正围坐屋里吃晚饭，见我们去了，连忙收拾碗筷，把我们让进里间。
这是多年的老房子，虽然旧些，却很宽敞。面积也不算小，每间有十几平方米。可是，要在这两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安排下老少三代七口人，倒也还是要多少费点周折。两个小的喜欢跟着爷爷奶奶住，只好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女儿在他们夫妇的床边搭个小床。这么大的女儿，还要住在这对年纪不到四十的中年夫妇的床前，我觉得未免太不方便。我笑着将了老徐一军：“老徐！你这个书记，可得关心关心绍鼎这个知识分子的房子了，能给他解决半间也是好的。”老徐好像没听见，把话很快岔了开去。
这是我在认识老徐的短短几天里，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对他感到不快。我心想：“你也是个耍嘴皮的。知识分子长，知识分子短，一到来真格的，你连什么问题也不帮助解决！”
不料，我的话音先遭到张绍鼎爱人田德荣的反对。她说：“没啥，没啥。听说老徐家也是七口人，住的房子还抵不上俺家的宽敞。”
我正犹疑间，送老徐和我来的司机开腔了：“你不信？真的。老徐家还住在漯河，没搬来。上月我送他和绍鼎去漯河办事，到他家去过。两间扒扒屋，又矮又小，我怕进去转不过身，只在门外站着，等老徐出来后，就开车送他们回来了。”
难道真是这样？我转念一想：也有可能。这些年干部们受过的罪还少吗？说不定他家原来的房子被人强占去了，到现在还没能退回来。我便又问：“老徐，你那房子住了几年了？”
老徐笑笑：“住了二十几年。嘿，提那干啥？那旁边有好多都是烟厂工人，我是从烟厂出来的，人家能住，我有啥不能住？那房子我住惯了，还舍不得同人换咧！倒是绍鼎的房子，是得想办法解决。他是个工程师，晚上总得看点、画点什么。这屋里，就一张大桌，到晚上他还得同妮和小子抢桌子！”
他说得那么坦然、俏皮，把我们都弄笑了。我又一想，他住在那房子里的二十几年，正是他在漂河从副市长做到市委工业书记的二十几年。漯河是十几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有个市长、市委书记，竟在那种房子里住了二十几年！
这时，老徐已经同田德荣拉起家常来：“德荣，我听说有人来给你和绍鼎施加了点压力？”
田德荣长得挺秀气，挺文静，说起话来却很厉害：“啊，你也听说了。老徐，我正想找你给绍鼎换个工作呢。他害过肝炎病，最怕生气！再说，他也受不住这么个累法。天天都是黑更半夜才回家。我也同绍鼎说了，要他在家休息休息，可他就是不听。他再这样下去，将来挂牌子游街，我可不跟着他去陪罪！”
老徐说：“中！他挂牌子游街，我去陪着。我在这方面有经验。这些年，挂过牌子游过街的，不一定全是好人好干部；可是，好干部却很少没游过街挂过牌子。绍鼎年轻，没捞住这机会，真能试试，倒也不错，威风着哩！”
空气渐渐活跃起来。老徐大谈起妇女在“四化”中的作用来。他说：“前些时候，我常对一些同志讲：开劳模会，要把劳模的爱人也请来，发戏票要发两张，出去疗养，也应该请他爱人陪着去。当一个劳模和一个好干部的爱人，实在不容易。又受累，又受气，劳模挨斗她还要陪着挨斗。吃黄连有她，吃白糖时不能忘了她。劳模们自己也得有点自觉性，工作忙回家少，到家时就得多陪点小心。见不到你这个人，总得听到你几句顺心话呀。我是直到前几年被关起来时，才算有点良心发现。我对孩子们说：‘我谁都对得起，就是对不起你妈。我和她结婚三十多年，没陪她看过电影、逛过马路。她要工作，又要生儿育女，不比我少累。我忙时，她见不着我，这会我闲了，关起来没人找了，她还要来给我送‘官饭’。你们可都得对她好一点！’这些话，我没给老伴说。可是，没多久她就全知道了。她对我可好了！”
老徐还在说着，看来和他挺要好的司机，偏偏揭了他的底：“老徐，我看你爱人王群，现在还少不了对你有意见。上次你回家，只把工资交给她，在屋里坐了还不到十分钟，就跟我们一道走了。我还听说：你来许昌一年多，她来看你两次，你都没好好待承她！”
老徐解释道：“那是没法子。她第一次来，我不知道。等我开完会，已经是夜里一点了，她第二天一早就得走。第二次，我可是下决心要好好陪陪她的。半夜里发生一件大事，电厂负荷太大，要停几路电，停哪路不停哪路，配电所不敢当家，因为大家都向他们伸手要电呀！我只好亲自上阵，坐在那里指挥。等到想起王群还在宿舍等我，连忙赶回去，天已经大亮了。一进屋，她掂起东西正要走。我就帮她拿东西，送她上车站。一路上，王群不理我。我向她说：‘王群，我们这一年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可是有人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少。’王群嘟着嘴说：‘还有谁？谁也没有你这么忙！’我说：‘有，年年有个七月六，天上牛郎会织女。一年只见一回面，也没闹过啥情绪！’王群被我逗得哭笑不得，气全消了。”
屋子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声，小屋里充满了欢乐。很难想象：这是市委书记在做家庭访问。田德荣也越来越开心，可还在埋怨张绍鼎：“绍鼎能像你这样就好了。往后，我也得让他跟你学着点，他当了厂长，愁得不轻，只知道埋头傻干生闷气！”
老徐顺着她的话头说：“我哪能和绍鼎比！绍鼎是个研究生。我呢，解放前一个大字不识。想偷着学点文化，挨了老板一巴掌，‘哼，你还想当博士？’解放后，我当工会主席，第一次主持会议，总共才四句话，我请人家写在纸上，背了五六遍，到时候还没念好，气得回家哭了一场。这才狠下心来进夜校学文化。我当了副市长，有次上夜校迟到三分钟，站在门口立正喊：‘报告老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