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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口头测验一直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一些平时能说会道的人被问得直冒汗。于是有人私下里大发怨言：“这哪里像是个党委书记？第一次和我们见面，不传达上级文件，不做动员报告，不给我们做思想工作，偏偏一下子就问了那么多刁钻古怪的问题！看来，要在‘五建’混下去很难了！”
这消息当然很快便在“五建”的广大职工群众中传开了，反映完全不同。有个工程师叹了口气说：“好了。我们公司里，总算来了个不像书记的党委书记！”以后几天，彭扬和胡学政接连下到基层单位去检查工作。他们走在前面，工人们就在后面指指戳戳，说：“那个大个头，就是前几天剋了我们书记的书记！”人们都在预期着：这两个新来的党委书记要给“五建”带来新的变化。
从那时到现在过了整整三年。“五建”已经成为全省几个大建筑公司里一个响当当的单位。因此，当去年全国十五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平顶山帘子布厂上马时，省里便将这场战斗的主攻任务交给了“五建”。彭扬同志已经调往别处，胡学政亲自率领一个工区，去到了平顶山市。
我就是在帘子布厂的建筑工地上看到胡学政的。
这是一个规模宏大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三亿多元的大工程。主要成套设备都从日本进口。
刚刚进入工地，我就被那种雄伟的气势所震撼。几个月前，这里还只是一片平地。几个月后，相当于整个天安门广场那样大的面积的厂区围墙已基本砌成；5万平方米的主厂厂房，已打下1100根从八米多氏到十米多长的基础桩；捻织车间3万平方米厂房的540根高高的柱子，已全部吊装完毕；屋梁、屋面板组织吊装已完成三分之二；仓库建设已完成一幢，其他四幢也已吊完柱子；办公楼、锅炉房、变电站等基础工程已完成；接待外国专家的六层楼房的招待所，就要结顶；“五建”附设的预制构件厂，已正式投产，并已达到计划生产水平；厂区内外的道路均已畅通；输水管道已铺设六百多米；铁路专用线正加紧建设，距厂区几里路外的湛河大桥，四个桥墩已有三个露出水面。近一、二年来，我总是不断听到某某工程已经上马的消息，现在亲眼看到这种壮观的建设场面，真个是：心花怒放、热血沸腾！
由于王树成同志兼任这个工程的建设委员会主任，我们又是随同树成同志一道去的，有关各方的负责同志便都跟着边走边介绍情况。我凑近工委专职副主任陈国栋同志身旁，问他：“帘于布是做什么用的？”
他说：“这是用一种耐高温、耐磨、弹性大的锦纶六六线捻织、浸胶后制成的布，主要用做飞机，汽车等的轮胎。这在我国还是缺门产品，过去一直靠从外国进口，每年都要付出大量外汇。”他还告诉我：“这个厂建成后，每年用剩的废锦纶线就有一干几百吨，用那些废线还可以再搞一个厂，生产的布约能代替4万亩棉田生产出来的棉花。”
我又请他给我推荐几位先进人物，他指了指站在我们附近正和吊车驾驶员说话的一位高大魁梧的同志对我说：“呶，那就是。他叫胡学政，‘五建’的经理，也是‘五建’在这里的一千几百名职工的总负责人。‘五建’承担的工程，占总工程面积的80％。他们在工地上开展了创全优工地活动，现场检查12次，工程质量几次优秀、三次合格。6月下旬，日本专家前来现场参观，也说：‘进度之快，使我吃惊，工程质量和日本国内的建筑企业比较，也是第一流的。’胡学政有心脏病，晕倒在工地上，送到医院抢救，住了十几天院，总是查个清原因，叫他回郑州治疗休息。他却偷着跑了回来。省建委主任又疼他、又气他，直骂他无组织无纪律。他现在还是白天黑夜都在工地上。脚被石头扭歪了，拐着腿走路很不方便，他咬了咬牙，狠下心来一使劲，又把歪了的脚脖子扭了过来。他1947年参军，解放后进速成中学学习，1953年调到建筑业后，担任过组长、股长、生产科长、工区主任，在建筑业搞了二三十年，现在已经是个建筑业的行家了。在我方和日方进行的多次会谈中，他还是上建和总进度方面的主谈判。日本专家对他可信得过了！”
我连忙走过去，想马上就和胡学政同志谈谈，可是我却怎么也无法插进话去。他正不停地挥动着手臂，和吊车驾驶员在研究如何改进吊装柱子的办法。从他那说话的神情姿态来看，谁也不会想到他还是个有病的人。他的身后，各种牌号的大拖车正一辆接着一辆驶过来，把足有好几丈长的柱子一根根卸在工地上；他的头顶上，一个三万平方米的捻织车间厂一房，正在紧张地吊装屋梁、屋面板。他已经完全沉浸在工作之中，根本没有注意到我这个陌生人走近他的身旁，我也不忍心再打断他的工作，只好默默地走开。
在平顶山市招待所召开的帘子布厂工委会议上，我又一次见到了他。他汇报起工作来，嗓门很大，干脆利索，简短扼要。他认为帘子布厂工程能否如期完成，关系到能不能壮国威和遵守国际信誉。他的话，引起我更大的兴趣。我给他递过一个条于去，正式表示要约他谈谈。可是那天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和下午他都已安排了工作，而我们又要在当晚离开平顶山市，我便怀着遗憾心情和他分了手。直到8月上旬，我已经住进郑州省委第二招待所里，有天清晨忽然听到树成同志的屋里传来他那粗大的说话声。我高兴地闯进去，果然是他！我总算把他捉住了，和他谈了几个小时。
我请他着重谈了和日本朋友交往中，有些什么体会。他说：“日本朋友对我们确实很友好。他们的技术很先进，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再不能办从前那样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糊涂事了。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哦们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过三个十年才逐渐富裕起来。第一个十年，是饿着肚子，勒紧裤带，到处借债起步搞经济恢复；第二个十年，是把债还清，自强不息；第三个十年，才是经济起飞，国家和人民都渐渐富裕了。贵国在50年代步子是快的，以后由于人为的原因倒退了。现在重新起步，比我们当时起步的条件还要好。用不着那么多年，就可以赶上我们。贵国现行的施政纲领，搞四个现代化是明智的，受到日本各界欢迎。’我觉得他这番话是诚恳的。我们的党，‘八大’以前政策是对的，各方面都出现欣欣向荣气象。‘八大’还提出反对个人迷信问题，要是按那个路子搞到现在，国家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时我才想起：他在来到“五建”的第一次会议上，为什么会那样强调党的“八大”的重要意义。他的话又转向另一个方面：“我们和外国朋友打交道、做生意，应该重合同，守信用，多做友好工作。可也不能见到外国人，就觉得矮三分。日本的技术是比我们先进，不承认不行。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每一种技术、每一个人都比我们先进。这也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一点不甘落后的精神。去年12月，中日双方第三次谈判，因为我方拖延了进度，他们就很自然地产生不信任。他们明确提出要我们负担逾期期间日方技术人员的费用。我说，我们能够把时间抢回来。他们还是很怀疑。直到今年6月他们两次来看时，才算信服了。有位专家当面对我说：‘不客气地讲，各国对中国四化建设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对执行合同工期问题，中国方面往往拖延，我在日本时估计至少要拖二到六个月，看了现场，才增加了信心。’他还说：‘看来，贵公司是有人才的，施工机械是雄厚的，组织是严谨的。’前些时，日本的第一批零批物资到厂，我们经过检验，基本上可以，也有少量不合规格。究竟提不提出来？我们研究了后，觉得还是要提出来，既然是朋友，就要对他们说老实话。我们向他们提出：哪些材料不合规格。他们不相信，总觉得他们的材料、产品，一定会比我们的优越。我们就请他们一道逐一检查这些设备材料，还把我国生产的同类型设备材料拿给他们看。一比，就把他们的比下去了。日本人很有民族自尊心。昨天晚上，他们的代表团长举行酒会，我也去参加了。他自己主动提起这件事，一再表示：‘惭愧！惭愧！’有一位专门负责组织设备材料的雇员，举起酒杯就哭了，说：‘我做为旭化成公司的一员，把这种设备材料送到中国来，感到很难过，很对不起！’我觉得：日本朋友这种尊重事实，珍惜本公司、本国信誉的精神，很值得尊敬。我们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中国人，搞了这么些年还不如人家，也应该感到难过！感到惭愧！中国人一点也不比别人笨！过去妄自尊大不对，现在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也要有点中国人的气魄！要多做点实际工作，给我们国家壮一壮国威！”
“壮国威”这句话，我已经是第二次听他这么说了。他说到这里，也激动起来，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他那魁梧高大的身材，就像是一根柱子立在我的面前。这使我又回想起第一次在帘子布厂工地上见到他的情景。我突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想象：仿佛那个又高又大的主厂房已经建成，在那些矗立着的用钢筋、混凝土浇成的许多柱子中间，有一根柱子，就是胡学政本人。
难道不是么？我们共和国的大厦，不正是由无数个像胡学政这样有气魄、有胆识，不怕艰难曲折、埋头奋战而至今仍很少为人们所知的人，把它从险些倾倒的状态中重新扶正的么？
五、一位行政二十四级的省农委主任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在我们伟大祖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人材济济。我所介绍的张绍鼎、徐庆耀、胡学政，并不一定是他们之中最为杰出的人物。然而，无一例外，他们都是顽强的人、勤于思索而又脚踏实地的人。唯其顽强，他们才能够历艰难而不屈，涉逆境若坦途；唯其勤于思索，他们才能够不断地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唯其脚踏实地，他们才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分别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一定的贡献。
要全部介绍我在河南结识的每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同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仍然忍不住还想再向读者介绍一位受到河南省委负责同忐和许多十部、群众热烈赞扬的人，这就是河南省著名的个麦专家刘应祥同志。
刘应祥现任河南省农委副主任。今年五一十二岁。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他相当于西方一个大国的农业部长。1978年春天他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时，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根据他原来所在的岳滩大队在小麦生产方面创造出来的经验写成的两本书：《高产、稳产、低成本》和《小麦斗争的实践》，获得了全国重大科技成就奖。近年来，他还先后到西德、法国、罗马尼亚等国考察农业。
今天，当人们了解到刘应祥在小麦生产方面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听他纵谈河南省农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表关于科学种田、富国富民的一些颇有真知卓识的见解时，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想到：他在解放前总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