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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人们了解到刘应祥在小麦生产方面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听他纵谈河南省农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表关于科学种田、富国富民的一些颇有真知卓识的见解时，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想到：他在解放前总共只上过不到两个学期的小学，他的这些知识，完全是在生产实践中长期顽强地坚持自学得来的。当然，人们也更难想到：他这个相当于西方一个大国农业部长的人，这个早就在河南全省以至全国有着较大影响的农业专家，直到不久前还只不过是个行政：二十四级的干部，每月薪金才只四十多元。
刘应祥成为小麦专家，是从1952年他作为互助组长去农场参观时，拽回四穗“碧蚂一号”小麦开始的。三年后，岳滩全村有2200亩土地种上了碧蚂一号，亩产由100斤翻到333斤。从此，他们尝到了科学种田的甜头。后来，岳滩全村由七个互助组发展为高级社，平均亩产提高到380斤。1956年刘应祥第一次上北京，参加了全国劳模会。1958年又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1956年到1958年，岳滩这个从前的穷村，每年部向国家卖余粮三十多万斤，一季完成两年征购任务。
可是，也就是从1958年开始，岳滩走了一段急剧的下坡路。那一年，全国刮起一股只凭主观意志，不顾事实，不顾客观可能的浮夸风，河南更走在全国的前面。报纸上差不多每天都有套红标题的特大喜讯，一个又一个高产卫垦接着出现。小麦由亩产千斤，达到二千斤、三千斤，以至一万斤、几万斤。刘应祥十五岁就当长工，当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坐镇在岳滩大队的一位从上面派去的领导干部把他找去，硬要他谎报产量时，他当即顶了回去：“小麦是地里长出来的。地里长不了那么多，咋报？”
这位领导人劝他道：“你是全国劳模，现在全县都成为小麦千斤县了，岳滩还报几百斤，能够过得了关吗？你自己的面子也难看。”
刘应祥说：“我难看点不要紧，小麦报多了，咋交公粮？不能让社员跟着遭罪。”
这位领导还想说服他：“毛主席号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就不相信你们鼓鼓劲，就不能达到亩产千斤？”
刘应祥认真思考起来：“个别的，也许中！”
这位领导人高兴了：“好！有个别，就会有一般。”
于是，没多久，岳滩也成了小麦亩产千斤队。刘应祥知道后，已经无法挽回。那时到处都在拔白旗，刘应祥也还没有那个胆量。他只得和几个大队干部商量，硬着头皮又犯了个错误，把实际耕地面积做了压缩，这样，总产没变，单产却提高了。岳滩大队社员到现在还很感激刘应祥犯的那个错误，因为这么一来，在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
刘应祥后来还被调出岳滩，当了一段脱产的公社副书记。不管他是多么想为群众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那么一个“小不点”基层干部，又怎能挡得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刮起来的一股又一股“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食堂”，什么都要“大办”、“大跃进”的强台风呢？他无法在公社里起到应起的作用。而当他1962年又背着背包返回岳滩当支书时，岳滩大队的粮食总产量却已经由80万斤降到20万斤了。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已经由一元二角降低到一角多。大量土地被夹在两旁的河流吃掉，村庄离河最近处还只剩下50米，不少社员正准备外出逃荒，或者索性迁移到别的村去。
刘应样回到岳滩，带领干部群众，响亮地提出了“向河要地，向地要粮，向副业要钱”的口号，稳住了人心。从1962年起，他们又脚踏实地继续奋斗，甚至在文化革命闹腾得最乱的时候，刘应祥晚上被揪出来站在桌子上挨批判，白天也仍和社员一起拉石头、下河坝。十多年中，他们下了一道又一道大石坝，从河口里夺回来1200亩耕地。他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小麦生产的科学办法，把小麦亩产提高到八百斤左右，以后便长期稳定在这个水平。应全国各地的邀请，他们还先后培养和派出了近百名小麦技术员，到河北、山西、安徽、贵州、新疆等十多个省去传授小麦高产、稳产、低成本的经验，有的就在那里落了户。林、副业的队办企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大队的产值由过去的七万多元，提高到80多万元。
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开始由穷转富的大队，这样一个受到社员群众拥护的基层干部，小麦专业人材，干着干着，便又有人出来指责他们搞资本主义。1971年，洛阳地委特地派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工作组，到岳滩来背着刘应祥搜集了48天材料，一心要把刘应样打成只讲生产，不讲阶级斗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材料搜集齐了，他们才召集社员开会，先指定一些人进行批判，然后让刘应祥站起来交待。
刘应祥也豁出去了，说：“社员同志们！工作组领导叫我交待，我就说几句。咱们岳滩位在伊河、洛河的夹河滩里，过去十年九淹。每人只摊五分地，现在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凭着社员自己出力出汗到山上拉石头，用种树和搞荆条编织积累点资金，下了16华里大水坝，把小麦从亩产百把斤搞到七、八百斤。这就是咱的资本主义罪过。试问，不这样干，岳滩人还能活下去不能？！”
他这一交待，会场一下子乱了。有人跳起来说：“应祥说的对。今后还得这样办！”工作组长原来还在神气活现地主持会义，这时气得“噗通”坐在地上，当天就打起背包回到地委告状：“刘应样反对地委工作组，目无领导”；“岳滩是个生产党，刘应祥是个技术书记。”只是由于“九·一三”事件爆发，那任地委不久就换了班，刘应祥和岳滩大队才稍稍喘了口气。
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前省委迫于形势，不得不抓抓生产。刘应祥也被调到省里，在农业组里挂了个名，有了点跑腿权。但这时，他月工资才四十多元。他必须按月寄给长期患病的爱人及孩子20元。所以，尽管他平时不烟不酒，不滥花一分零用钱，仍然不得不把每天三顿饭的菜金严格控制在一角六分之内，每天早晨只吃一分钱咸菜。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他的才智才开始有了较充分的发挥机会。可是，仍然有人不停地在向他吹阴风、放冷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省委成立，他才真正得到重用。省长刘杰把他当成老师，虚心向他请教。他被正式任命为省农委副主任，成了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在农业生产、特别是小麦生产方面的主要参谋之一。省委还具体帮助他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把他长期患病的爱人调来郑州，他的工资级别也有了相应的提高。
我和刘应祥同志曾经多次在一起促膝长谈。从他的上级、下级以及周围的同志中，听说过不少有关他的一些小故事。我对他善于从纷坛复杂的事物中，找出本质的东西；对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他那不得不使人叹服的记忆力，都留下了强烈印象。他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就报出河南农、林、牧、副备业的历年统计数字。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曾经花过多少苦功。有人告诉我：自从他担任省农委负责人以来，全省一百多个县，没有一个县不曾留下他的足迹。去年秋季，河南一些地区前涝后旱，小麦直到11月份才种齐，春节前后还有400万亩麦苗没有出头，有1400万亩缺苗断垅，每亩麦苗头数一般都比往年少五万到十万头。四级干部会上一片悲观情绪。刘应祥从豫东平原到伏牛山区，从黄河两岸到淮河之滨，全省十个地区一个挨一个地察看，针对小麦播种基础差，一部分麦苗瘦弱发黄、分蘖少等问题，帮助干部社员对麦苗生产现状进行科学分析。他指出：小麦分蘖少、麦苗稀，确实是增产的不利条件；但也可以充分利用株数少、通风透光好的特点，主攻大穗，达到增产的目的。他还拔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麦苗，拿回来放在省委常委会议的桌上，向常委们汇报，如何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抢救，帮助省委下决心，一下子拨出2000万元，加强田间管理。这对河南省在今年出现大灾的情况下没有造成大减产，起了突出作用。
8月10日，正好是一个周末。我听说刘应祥要回岳滩看看，就和他一同前去。因为工作忙，他已经将近半年没回岳滩了。从郑州到岳滩所在的偃师县，约有三个小时汽车的路程。我们到时已经深夜，一些干部和社员听说应祥回来，都纷纷来找他。经过三个小时汽车的颠簸，我很快就睡了。醒来时，才知道他和岳滩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在一起研究怎样尽快实现每人平均年产值1000美元的问题，差不多整夜没有休息。
一大早，我们一同去看了岳滩大队的造纸厂、养蚕场、饲养场等，回来吃早饭时，一位公社负责人突然同我发生了一场有关宣传、文艺问题的小小的“遭遇战”。他听说我是受北京一家刊物的委托去采访的，就很率直地对当前宣传、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主要是说：现在宣传存在的问题多了，宣传成绩少了；揭露的坏干部多了，表扬好干部少了：宣扬个人富裕起来的事例多了，宣扬集体富裕起来的少了。他还对电影、电视、画报上出现的一些谈情说爱的场面很反感，说这没有照顾下面干部和群众的习惯，引起男女青年在婚姻恋爱上的新问题，有些人没结婚就同居，自己还觉得挺光彩，别人对他们也没有办法等等。他说得挺气愤，后来还说：“上面这样宣传，我们咋干？动不动就说什么干部犯了错误，什么干部被撤了职，闹得干部疲疲沓沓，不敢做工作。现在不少人都觉得：干部越来越难当了！”
这位同志，曾经长期在部队工作，1958年复员转业回来，文化革命中曾经受到过批判，直到批林批孔时，还说他是走资派。我对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很同情，也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意见，可又实在不敢苟同他的许多看法。我委婉地同他作了一些争沦，很想说服他，又总觉得自己的话没说到点子上，缺少说服力。
刘应祥没有直接卷入争论，只引导他和我一道研究：为什么有些人觉得现在的干部比从前难当了？他说：“从前当干部，抓工作靠三条：阶级斗争，忆苦思甜，行政命令。现在这三条都不灵了。这三条，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靠手里那点权势压人。搞了三十多年，我们应该有这点教训：倚势压人，越压越糟。现在如果因为这三条不灵了，就觉得工作难做，这不是坏事，是好事。多少年来，都是干部说了算，群众听干部的。干部动不动就抓阶级斗争，还说一抓就灵。那样抓法，干部越敢干，群众越遭殃。现在反过来，让干部听群众的，干部要为群众谋利益。这就得要有点真本事了，真本事就是要让人民富起来。不研究党的政策，跟不上新形势，不中；不学科学，光靠行政命令，搞瞎指挥，不中；光忆苦，没有甜让人家思，也不中。这样，有些人当然觉得干部越来越难当了！能让这么多人懂得干部难当，这就是个进步，是个大变化！”
他还说：“问题是本来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