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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伟大的国家！痛苦的国家！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像波兰被侵略得这么悲惨？！这些故事有人好好拍过吗？没有！
“这难道不可惜吗？太可惜了！
“谁，最适合拍出波兰的苦难？除了我，安寨垦，还有谁？！”
安教授有点醉了，拍着胸脯，舌头变大，但还是像活过来的贝多芬头像。
这时，贝尔同学翻到了一本很旧的德文电影特刊，贝尔略懂德文，他看着这本特刊的封面，轻轻碰碰我，指指封面上的女明星，说：“柏林影展的影后。”
我点点头，我们两人的动作却被安寨垦瞧见了，他激动地一把把那本特刊抢过去，秀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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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波兰去（3）
“柏林影后，美丽吧？！而且，是最好的女演员！带给我电影灵魂的巨星！”
安寨垦说到这里，刚好忙到很狼狈的安师母端了一大盘点心上桌，安教授立刻用力抱住师母肩膀，把特刊放在师母的脸旁边，得意地喊叫：“看哪！我一个人的柏林影后！”
我们这才惊觉特刊封面上艳光四射的女星，跟安师母是同一个人！
师母却被这个举动惹毛了，她眼泛泪光，恨恨地骂了一句波兰话，用力拂开安寨垦的手，抢下那本特刊摔在桌上，转身回厨房去了。
安教授后来再也没有在我们面前失态过，他整学期都以高昂的波兰热情、浓重的波兰口音，教导我们他相信的导演手法。
但我们知道，他体内仍然跟他的学生们一样，燃烧着熊熊的电影梦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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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蛇浪中活
我进UCLA电影所以后，才算开始了我的劳力生活。
除了搬运、做道具、做服装，算劳力的事情外，剪接其实也是很费力的手工活。
剪接的第一步骤，是选片段，选片段有多累，要看你拍的时候有多疯狂。拍《发条橘子》的美国大导演库柏立克，据说同一个表情，可以叫演员演五六十次，演到演员脸部肌肉抽
筋为止。
要从“五十次哭”当中，选一个“最适合的哭”出来，这是剪接的第一步。
本班的暴力派导演锐斯同学，只要拍到暴力画面，总是情不自禁，叫演员一演再演，要不是财力有限，底片不够，我看他是很乐意每个杀人镜头都拍它个三百遍的。锐斯这样歇斯底里地拍，进了剪片房以后，当然挑片段就会挑得很累。有一次我陪他挑一个女主角被刺杀时，脸部痛苦表情的特写，这个镜头，锐斯叫可怜的女主角演了三十次，拍到后来，女主角根本不必演，看起来就已经是一脸要死的表情。锐斯进了剪片房，却看得津津有味，“咦，这一次两排牙齿间的口水没有牵丝……”“咦，怎么这一次口红被口水洗掉一小块？……”
可是，即使热爱暴力如锐斯，翻来覆去地挑到后来，也濒临精神错乱，喃喃自语，两眼发红。
好不容易，他总算把三十段影片来来回回算看够了，小心翼翼地挑了他自认为最最最满意的一次出来。他很珍贵地把这段影片，挂在他专属影片大篓的钩子上。
接下来，锐斯跟我出去吃饭了。等我们吃完饭再回到剪片房，发现房间竟然被锁住了，我们敲敲门，过了半分钟，门才打开，只见公牛同学神色有点不自然地跟我们点个头，走了出来。锐斯往剪片房里走，，却又撞上另一个人，是长发散乱的葛洛丽亚。葛洛丽亚一边整理头发，一边对我眨眨眼，露出顽皮的笑容，也跑出去了。接下来，只听见锐斯一连串脏话爆炸开来，我跟进去一看，只见锐斯的大篓子被撞翻倒地，片子一段一段的，散落一地都是，锐斯千辛万苦才挑出来的那一段，当然也混在里面，如同一滴水回到大海之中，看来锐斯不免又必须重新欣赏他那位可怜的女主角惨死三十次的表情了，而我绝对不相信，他会挑到原来他挑中的那一次。
至于，公牛君和葛洛丽亚，在剪片房里做了什么，会把这么大个影片大篓子给撞了个碗底朝天呢？我回想起开学时，葛洛丽亚跟我说过她以前跟公牛君“认得”，这学期她会找机会跟他“相认”，让他想起她是谁来……照情况看起来，公牛君应该是恢复记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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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之心愿（1）
放四天假的长周末，有钱的莉莎邀几个同学去华盛顿住她家的豪宅，被邀请的人里面，有一位娜塔夏，来自俄罗斯，到UCLA念国际法。娜塔夏很壮硕，常把莉莎衬得很娇小，莉莎跟她很不错。
我们飞到华盛顿以后，几个人各自计划要去不同的博物馆，麦锁门要去航太博物馆看登月小艇，狄明哥要去历史博物馆看爱斯基摩人的海豹骨独木舟，我要去国家画廊看波提且利
和范艾克的画。娜塔夏说话了——
“我不要去看博物馆，我也不要看画。”她说。
“那你要看什么？”
“我要去看超级市场。”她说。
我们都放下手边资料，看着娜塔夏。
“看超级市场？超级市场有什么好看的？”我们问。
“博物馆有什么好看的？画有什么好看的？”娜塔夏反问我们，“圣彼得堡有凯萨琳女王的冬宫博物馆，东西多到就算每样只看一分钟，你也要花五年才看得完，冬宫收的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宝贝，我们俄罗斯有谁要看？”
“你们俄国人为什么不看？”
“又不能买，有什么好看？”娜塔夏问。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娜塔夏说得对，博物馆里的东西都不能买，登月小艇、波提且利的画，都不能买，想买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说真的，有什么好看的呢？
麦锁门、狄明哥、莉莎，还有我，忽然都不想去看博物馆了。
“好啊，娜塔夏，我带你去看华盛顿最大的超级市场。”莉莎一马当先，开出一辆停在她家豪宅院子里的豪华面包车，载大家前往超级市场。
娜塔夏一进了超级市场，眼睛放出强烈的光芒，整个人都活了过来，壮硕的身体变得轻盈，迅速在一排一排货架间移动着。
我们几个本来对超级市场并没有太强烈的憧憬，可是亲眼看到娜塔夏的投入，被她的热情感染，也就各自搜寻起货架间的宝藏。麦锁门在男生内裤的架上，找到一款裤裆缝了塑料香蕉壳的内裤，狄明哥在化妆品货架上找到眨动时可以制造出五彩肥皂泡泡的假睫毛，在超级市场能找到这么戏剧化的东西，堪称不易。
逛超级市场逛了一个多钟头，我们都累得打算投降了，娜塔夏却在这时，悄悄欺近我的身后——
“康永，帮我偷点东西。”她小声说。
“什么？偷东西？我才不要偷东西，为什么要用偷的？”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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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之心愿（2）
“这是华盛顿呀，美国的首府，我们必须对美国做一点报复！”她说。
“什么‘我们’？谁是‘我们’？”我说。
“康永，就是你跟我呀，‘我们’呀，都来自被美国欺压的国家呀。”她说。
“娜塔夏，你在开玩笑吧，我不想坐牢。”
“不会坐牢的，相信我，我在美国已经偷过二十几家超级市场了，他们都跟白痴一样，没有人会逮到你的，你看——”娜塔夏快速掀一掀外套，露了露“战果”，我瞄到有鱼子酱罐头，一小罐要好几十块美金那种。
“要偷你偷，我不干。”我转身，往结账柜台走。
娜塔夏一把拉住我：“喂，那好歹你掩护我一下，陪我一起结账。”
娜塔夏很果断，不等我有反应，就插在我前面，开始结帐。我呆呆跟在她后面，看她镇定地为她的黑意大利面、洗涤剂和荷包蛋铁框付钱。没有人知道她外套里藏了好几罐昂贵的鱼子酱。
眼看她就要成功了，账已经结完，她可以走了。忽然她脸色微微一变，我也同时忽然觉得有东西掉在我脚边，我垂下眼睛一瞄，发现竟是一只烤鸡掉在地上，我猜应该是从娜塔夏裙子里面掉出来的，可是她如何能夹住这只烤鸡走了这么一大段路？实在不可思议，但我这时哪有心思研究，只顾着强作镇定，不动声色地结账，脚上则偷偷用劲一踢，把烤鸡踢回到娜塔夏的脚下。娜塔夏不愧经验丰富，弯身放下纸袋，假装系了系鞋带，等她站直身子，烤鸡已经从地面消失不见。
三位美国同学一点都不知道，我背着美国，偷帮俄罗斯“运了一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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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青春海（1）
学年快结束前一个月，班上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封信，一律都是手写信纸装在信封邮寄到系上，是一位老太太寄来的。
老太太信上说她的上一代从中国的山东来到洛杉矶，老太太是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本姓刘。老太太自称她心中充满演戏的狂热，可是矛盾的是她又说，她一部戏也没有演过。
这种自说自话二百五的信，我们可收得多了，大部分同学都当是无聊的信，立刻扔了。我本来也想把信扔掉，可是看到信里附的老太太的照片，我忍不住多看两眼。
这张照片倒让我觉得有点亲切。于是我把信看到完。
她嫁给一个大男人作风的中国人，生了五个孩子，她把孩子们养大以后，丈夫又中风了，她就继续用她的人生照顾丈夫，直到丈夫死，她终于喘了一口气，却同时发现自己的生命也快到尽头，她被医生告知得了癌症。她的五个小孩当中，有两个愿意照顾她。但她的小孩都不能理解妈妈的最后愿望——老太太想自己出钱，拍一部她一个人主演的电影。
孩子们显然都没有把老太太的愿望当真，这一听就是个荒唐的愿望，不实际，没意义，不知所谓，白浪费钱。
可是老太太不放弃，她大概是在免费的LA周报上，看到了我们电影系所集体刊登的征求演员广告，就给我们全班一人来一封信。
我们班其实颇有几位同学为了拍片的经费发愁。老太太既然说了要自己出钱拍电影，为什么还是没能吸引这几个人的注意？
我再往下看信，马上明白原因，老太太所谓的要自己出钱拍片，拿得出的钱还不到四千美金。这在电影系学生来说，不是什么有吸引力的交易。
直到有一天，我们班有一组戏在UCLA的医院里拍，我当麦克风操作员。我们正在走廊上打灯，谁也没注意现场出现了一位坐轮椅的病人老太太，她躲在一大堆灯柱后面，看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排练镜头位置。我渐渐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