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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时髦无缘的男人
女人可以追求时髦而男人却不能！这样的感叹即便在时装业极其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十分常见。究其原因恐怕要追究到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观念，这些观念将男女区分开来，并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任务。毫无疑问，女人在这一过程中担任了被观看的角色，也就是说，她们承担了追求时髦的任务。这样一来，男人们在服装方面的实惠就受到了影响。
事实上在西方，自18世纪起男人的服装就不像女人那样受到重视，他们在这方面的选择范围非常小，无非是衬衫、裤子、内衣等基本构件，款形上也没有太多变化。所以，当他们想改变一下形象，往往就只有在领带、袜子或者毛衣上玩些花样。有人甚至认为，胡子的修剪方法也是他们改变形象的手段之一：
“胡子很有规律的变化，表明了这些风格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当时的历史事件。安全剃须刀的改进和当时发生的战争似乎对这些风格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金·吉列的专利安全剃须刀从1905年开始销售直线上升。可是在这以前的30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留胡子，而这种现象的发展此后也没有加剧。吉列先生并没有开创什么修饰风格，而只是成功地利用了一种存在现象，为自己创造了名声和财富。”
男装产品的单调使男人们在服装上趋向统一。这使得正统的男人们不是抵制时装，就是与主流时装相认同。比如那些穿西服打领带的中产阶级，看他们穿衣服的方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从人群中认出来，在这一点上，不妨引用一下保罗·福赛尔先生在《格调》一书中的研究成果：
“以男式领结为例——系得整齐端正、不偏不斜，效果就是中产阶级品位；如果它向旁边歪斜，似乎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者不太在行，效果就是中上阶层；甚或，领结系得足够笨拙，你无疑属于上层阶级。社交场合最糟糕的表现莫过于：当你应该显得不修边幅时却很整洁，或者当你看上去应该邋里邋遢时，你却一身笔挺。……上层和下层男士着装效果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上层男士更习惯于穿西式套装或至少是西上装。据爱丽森·卢莉说，套装‘不但是懒散的人显得优雅妥帖，还能使体力劳动者显得难看’（当然包括运动员体型，或肌肉过分发达的类型：阿诺德·史瓦辛格身穿套装是活脱脱就是个丑角）因此，套装——最好是‘深色套装’——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与贫民阶级分庭抗礼的最佳武器。”
而另一些人就完全不同了，那些我行我素的同性恋者、流行歌星、嬉皮士们，由于他们往往通过对主流文化的反动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和主张，所以在服装上的选择更加自由和放松。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或许正是男性时装的真正推动者，对他们来说，极力表现符合自己生存状况的形象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这种修饰并彰显男性性征的欲望，在20世纪的欧洲被部分地表现出来，这使得那种“无修饰的”男性神话变得多少有些尴尬和矛盾。
在欧洲工业化的过程中，男人们醉心于职业带来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一方面，他们有意识地回避服饰的平民感，一方面又希望能从正经豪华的服饰中解脱出来。当他们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交困中疲于奔命的时候，女人们却被赋予了装点自己和打扮他人的机会。
回顾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宫廷社会，我们会发现当时的男性时装非常兴盛。尽管在此之前的好几个世纪中，人们对服装的消费热情已经十分高涨，但只有宫廷社会才将这种消费变成了艺术，以至于奢侈的路易十四被人称为“消费国王”。这位说出过“我死后，那管洪水滔天”之类名言的国王，不仅自己沉迷与豪华的服装、装饰、宫殿、家具和酒筵，而且将他的大臣们也带上了“消费”的不归路。一些贵族为了维持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不得不倾家荡产来讨得国王的欢心，因此对国王欠下巨债。有资料表明：“宫廷通过这种花费赢得了贵族对宫廷的依赖。由于宫廷是王权所在之处，这些贵族麋集在国王周围，但结果却发现他们自己的奢侈进一步强化了王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宫廷中豪华刻板的习惯被追求时髦的中产阶级和年轻的贵族所抛弃，他们开始无视宫廷的着装规定而穿得随意起来。然而路易十四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消费主义的结束，相反，更多的人开始体会到体面的穿着带来的好处，尤其是一些暴发起来的资产阶级，他们迫切地希望通过模仿贵族的消费方式，成为新生的贵族。
到了18世纪，套装成为男人的基本服装，尽管这时的上衣仍配有极富装饰性的裙子，裤子也还是保留了马裤的样式，但贵族的影响力开始趋于式微。这样的套装与宫廷社会所流行的繁复上装、华丽的马裤和长筒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事实上反映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潮流，这种由工人服装演变而来的套装最终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标准男式服装，并在18世纪晚期趋于统一。
到了19世纪晚期，男人的服装变得更加简化，但这种简化并不意味着男式时装以及服装规则的消失，相反，它变得更加微妙和隐秘了，这种微妙体现在一些男人开始将他们的热情投入到诸如领结之类的小零件上去。新一轮消费主义的出现宣告更多时装样式的到来，工业社会和都市的发展也为时装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人们获得服装购买机会的同时，也获得了购买理想形象的可能性。但问题是，这种令女人欢欣鼓舞的状况，对男人们来说却恰恰意味着克制而不是放纵。因为只有保持体面和稳重，才被看成是一个成功男人的形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交”时装为男人们提供了一个改头换面的机会。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世纪初一个叫博·布吕梅尔的花花公子（也有人认为他是个社交家），喜欢穿一身裁剪得体的外衣以及浆过的领饰和衬衫出入社交场合，结果为当时的绅士们树立了一种“低调而优雅”的理想形象。据记载，这位开一代男装风尚的先生在穿着紧身上衣的同时，还穿了及膝的裙子、背心、配着领带的衬衫和马裤。布吕梅尔为现代男装提供了一种“低调”的样板，并因此而成为“现代西装和领带的先驱”。
由领带和饰物加以得体的调节，是这种标准化服装成功的秘诀。不要小看一条领带的魅力，没有它带来的变化和自由感，男人们很可能受不了西服套装的僵硬和死板。另一方面，这种套装在裁剪、布料等方面的讲究，也的确代表了一定的阶层和品位。为了这样的品位，男人们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他们不得不去光顾最贵的服装店。到了19世纪晚期，以统一的颜色、风格和布料为特点的简化服装已蔚然成风，为了突出肩部和腰部，男人们用了大量的衬垫，有的甚至还穿上了紧身胸衣。男人的理想形象不再是那种举止有措的“绅士”，而开始向充满野心和朝气的年轻人看齐。
作为男装的基础，套装在20世纪遭到了挑战，1930年代前后，人们试图通过取代统一的套装和衬衫，来取消男式服装中有碍健康和运动的成分，有人甚至建议用一种拜伦式的衣领来代替领带。他们认为一但衬衫被一种有装饰性的罩衫所取代，那么人们就不必穿外衣了。此外紧身的长裤应该由马裤和短裤所取代，而拖鞋应该成为日常穿着的鞋子。尽管这场运动很快便告失败，但还是对男子的泳装、户外休闲服及运动装产生了影响。就泳装而言，这一运动反对那种成套的厚重泳装，而提倡裸泳或只穿短裤。
事实上，作为白领阶层的主要服装，套装的地位始终没有受到动摇。除了一些细微的变化，20世纪的欧美男子总是身穿衬衫、裤子和外衣。领带则完全取代了旧式的蝴蝶结领结，为男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挥个性的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男人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唤醒了他们的爱国意识，定量配给制度并没有放过男装。尽管英国的裁缝们带头反对政府对袖子卷边实行的限制，但本已十分单调的男装还是遭到了进一步简化。男人们变得更加保守了，一些人通过选择毫无特点的深色套装，来表现他们对无聊时尚的拒绝。
伴随着这种做法的另一种现象，是对同性恋的恐惧，这种恐惧使他们对身体的修饰尤为敏感，以至于谁要是在这方面稍加注意就会受到怀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通常对同性恋感到恐惧的运动员在参加比赛时，却会做出有明显同性恋意味的举动，比如触摸、拥抱、接吻等。
牛仔裤也许最能代表1960年代年轻人的流行服装，列维牌牛仔裤的成功，表明一部分男人终于摆脱了西服套装强加给他们的压力，服装开始变得有活力和充满变化。到了1970年代中期，牛仔裤已不再限于工人和年轻人，商人们开始为那些身体已经发福的中年人设计新款式，这其中包括配套的敞胸衬衫和金项链。
尽管牛仔裤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男子服装的面貌，但西装作为职业服装的标志，仍然处于不可撼动的地位，因为它反映了“个人外表、举止以及这个人应该具有的个性之间的相关性。”用保罗·福赛尔的话来说，即西服“套装的胜利，意味着蓝领阶层在与‘上层’进行任何正式对抗时，即便披挂了自己最体面的服饰，仍然处于劣势。”
5、新艺术的S体态
回到女装的世界中来。1900年，一位叫做萨洛特（Gaches Sarrautte）的法国女子运用她的人体构造学知识，对紧身胸衣进行了改造，将原本紧顶着乳房并将其高高托起的上缘降至乳下，这种可以让乳房自然呈现的紧身胸衣，一度被称为“健康胸衣”。此外，“健康胸衣”还降低了前腰的位置，束紧腰身的同时，小腹也得到了平复，强调了背部的曲线，臀部更显得圆润和饱满起来，这样的体态再加上那时的女人寸步不离的大帽子，整个人从则面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大的S。S体态风行欧美的时期，也就是服装史上的所谓“S形时期”。
S体态使女人体会到了臀部线条被自然呈现的美妙，轻触之下的真实手感。于是那些裙箍、可笑的“母鸡笼”、使屁股始终处于空置状态的“巴斯尔”，便再也不需要了。女人们穿着紧身的短上衣，戴着缀满各种果实、花朵、羽毛以及缎带的帽子，柔软的长裙紧紧地包裹着臀部并在那里形成柔和的曲线一泻而下，一切似乎都流动起来。这样的形象显然与当时的新艺术运动十分合拍。
“新艺术运动”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这之前的工艺美术运动，集哥特、巴洛克、罗可可等欧洲各历史时期的艺术之大成，并吸收了日本浮世绘的精髓，将图案的装饰感发挥到极致，而流动的S型如弯曲的花梗、花蕾、枝叶藤蔓等则是构成这些造型的主要元素。这也是欧洲艺术史上激动人心的一个时期，当塞尚、格里格、易卜生、契诃夫等艺术巨擎相继隐去，取而代之的是马蒂斯、德兰、杜飞以及毕加索的横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