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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大规模的文化转型变成现实，当经济原则和金钱原则彻底击溃了精神原则的时候，清高的传统就一触即溃了。中国的文人作为一个整体几乎是转眼之间就完成了对清高时代的告别和抛弃，纷纷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手段，重新创造自己的生活史：走进世俗，为争取更多的实利而奋斗。而在这个整体性的奔赴世俗的文人大军中，先锋派的世俗性还原尤其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从清高中乍醒过来而落入世俗物欲的“昔日先锋”甚至比那些天生世俗的人更善于算计和钻营。他们花样百出的世俗本领证明了他们从前的自命清高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误会和骗局。我相信，清高对于先锋派来说从来就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伪装，一种自我安慰，一种生存策略，一种在受到压抑时聊以自卫、自慰的手段。清高从来也没有成为他们的禀性，融入他们的人格中并升华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显然，中国文人的清高不但具有局限性、脆弱性、虚伪性，而且本身就饱含了世俗的因子。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比如我们眼下的文化转型），这种世俗很快就会发芽抽茎原形毕露。
我们终于发现，先锋作家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种淡泊功名的清高之士。他们成名的焦虑实在远甚于这个商业社会中的任何一位凡夫俗子。他们之心甘情愿地居于文学主流之外从事远离世俗的纯粹文学实验的壮举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演。他们的故弄玄虚，他们的愤世嫉俗，他们的离经叛道……事实上都是在卧薪尝胆地寻找一个突围而出的缺口。他们是那样渴望进入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心，是那样渴望被注视被谈论，以至于当他们有机会走出边缘状态时都显得迫不及待。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少数评论家（精英读者）为先锋派的鼓噪终于被汇入了时代的话筒之中，先锋作家开始被当作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文学精英被言说，先锋小说作品开始走俏畅销书场并借助于影视传媒而声名远播。清高的先锋派们一下子就甩去了先前的清高外衣奔出书斋投入世俗的河流畅游起来。作为世俗的名人，他们乐此不疲地晃动在全国各地的电视镜头和报刊封面上。他们有过寂寞和失落的痛苦，如今是他们加倍收获和享受荣耀的时候了，而“先锋”和“新潮”也开始脱离其本身的文学意义而纯粹作为一种荣誉被先锋派享用着。正是在一次次的粉墨登场中先锋派走到了前台，走出了他们的清高和神秘，从而彻头彻尾地还原为一个个俗人，一个个以名人的面目出现的俗人。
另一方面，先锋派也绝非“喻于义”的君子。当他们还原为俗人之后，其对金钱利益的追逐丝毫也不逊于普通民众。文学的经济效益在他们这里可以说被实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一旦撕去从前文学实验的伪装，创作的生产性特征就一览无遗。现今的先锋作家比任何时代的作家都要高产，不仅一年可生产数部长篇小说，而且选集、文集、全集铺天盖地。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的文学大师就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赫赫大名占据各地的报刊杂志，另一方面又收获大量的金钱。先锋作家们显然正以他们卓尔不群的适应能力，成为我们文化转型期中最先富起来的文化阶层。而电脑的介入则更加速了他们的高产和资本积累。这时的先锋派可以堂而皇之地下海经商，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游乐消费。他们淹没于世俗的河流如此不着痕迹以至于我们常常能在世俗的人群中与先锋派摩肩接踵。先锋走进了我们，融化在我们之中，却没有一丝丝余响。我们茫然回顾只发现四溅的水珠，先锋派却永远地消失了逝去了。这样的结局令我们感伤。也许，先锋派作为一种文学存在，其最高的价值本就不是其实在性而是其理想性。我们是把先锋派作为一种精神宗教信奉着以对抗世俗的。我们盼望先锋的火炬能永远照耀我们的灵魂，这种企盼虽然不无一厢情愿的性质，但却是绝对真诚的。然而，先锋派的本意却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他们燃烧自己而发出的些微精神火光不仅不是为了照亮和引渡他人的灵魂，而且甚至也无意于照亮自己的黑暗。那纯粹是一星照明的火花，一旦他们找到跨入世俗领地的台阶和路径之后，火光就自然熄灭了。这真是一个阴错阳差的误读，一个巨大的时代误会。当我们从这个误会中醒悟过来时，那种我们用理想和热情浇灌起来的先锋派的清高已经烟消云散了。与此同时，我们关于先锋文学的理想也就注定了要遭受一次同样沉重的打击。因为真正的清高对于文人来说是绝对需要的。这种清高是根植于对物质文明本质的深刻了解和彻底藐视之上的，它将牢固地以人格的形式存在，决不会一受到物质的诱惑就溃不成军。相反，这种清高将有助于作家个人精神高度独立、升华和扩张并最终冲破整个物质世界的围困。正因为如此，对于我们时代这些弃绝清高而沉入世俗河流的先锋作家，我们还能期待他们有何作为？
二
当我们时代的文化转型把先锋作家们打回原形之后，他们世俗化的人生景观也随即颠覆了先锋小说文本的先锋性和超越性。面对先锋文本的迅速通俗化，我们阅读策略的调整也注定了无法避免。先锋派显然已经修改了他们早期对通俗小说深恶痛绝不屑一顾的态度，如今甚至表现出一种忘乎所以的喜爱，通俗乃至媚俗成了先锋小说文本的典型表征。作为一种现象，先锋小说的通俗化倾向首先体现在下面两个文化热点上：
其一，先锋小说的畅销情结。九十年代以来，经过精心商业包装的先锋小说纷纷以新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街头书摊上。“跨世纪文丛”、“先锋长篇小说丛书”等为传媒哄炒的先锋小说文本甚至成了大众阅读的抢手货。这种奇迹至少从客观上证明了先锋作品通俗性的一面。而洪峰、铁凝、赵玫、苏童、叶兆言等先锋作家直言不讳地打出招牌制作“布老虎”之类的畅销书这一文化事实，更从主观上提示了先锋作家对于通俗化血脉相因的亲近感。通俗化实在不是商业文化对先锋小说侵蚀与诱惑的结果，而是先锋作家一种非常主动的文化选择。
其二，先锋小说的影视情结。自从莫言、苏童、刘恒等先锋作家的小说经张艺谋之手搬上银幕获得巨大声誉之后，先锋作家对影视传媒的心向神往就变得不可遏制。而王朔的火爆则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在他的大旗之下先锋作家一个个跃跃欲试。不仅杨争光等人步其后尘直接办起了影视制作公司，而且苏童、格非等先锋作家也在品尝名利双收的影视“禁果”之后一发不可收地投入了影视剧本的创作。时下正被大众传媒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模特》这个通俗剧作，其十一位作者就几乎是清一色的先锋作家。更令人莫名惊诧的是，先锋作家为了迫不及待地“触电”，许多人甚至心甘情愿地沦为张艺谋的“电影妃子”。一时间，张艺谋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权威的文化英雄，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睥睨一切的先锋作家也不得不向他顶礼膜拜。以至于当张艺谋要拍摄电影《武则天》的号令一下，竟有六位声名赫赫的新潮作家共同出手炮制出六部《武则天》。我真不知道，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奇迹还是一出文化闹剧。在我眼中，先锋小说的影视化也就是它的通俗化。导演的任务无疑就是抹去先锋文本的先锋性，从观众的趣味出发把先锋小说改写成通俗性的画面和音乐。先锋作家能够毫不心疼地目睹电影对自己作品的任意篡改和肢解，这一方面证明了先锋作家对通俗化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先锋文学自身的软弱性。毫无疑问，当先锋小说以通俗画面和通俗音乐的形式呈现时，它事实上已沦落为一种文化快餐。我们只能感叹在现代商业文明和科技革命的春风吹拂下，通俗化的潮流是如此锐不可当，以至于我们只能再一次无可奈何地面对它对时代和人类精神花朵的吞食。
第一章先锋的还原（2）
显然，这两个热点所涉及的先锋小说的通俗化问题还仅限于现象和背景的描述，这种描述具有显而易见的时代性和阶段性。当我们从当前的视角出发对先锋小说的历史作一纵向回顾时，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更为惨不忍睹的现实：通俗性其实正是先锋小说的一种潜在的本质属性，无论从阅读意义、创作意义还是从文本意义上来审视都是如此。
首先，小说的模式化倾向正是通俗小说的最典型特征。恐怕谁也无法否认通俗小说的模式化创作方式，其在主题、结构、讲述方式等方面都有相沿成习的“程式”。这种“程式”不仅被广大读者认同和接受，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通俗小说的一种特殊价值。而先锋小说虽然其最初的文本形态相对于通俗小说和传统小说具有某种革命性，并对中国读者的阅读和审美习惯构成了巨大冲击，但这种革命性很快就消失在不同作家周而复始的“复制”式写作中。中国先锋小说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在主题结构、语言方式、叙事原则等方面却均已形成了共同的“模式”与规范，天知道，这是一个神话还是一个悲剧！可以肯定的是，当先锋作家的革命以其模式化的创作为终结时，其所谓的革命已经毫无意义。我甚至相信，先锋小说能在时下走红也正与它这种“模式化”的重复呈现沟通了读者通俗化的阅读记忆有关。不仅先锋小说主题逃不出“历史”、“暴力”、“色情”、“灾难”、“宿命”等通俗性话语，而且叙述方式上也是惊人一致地回忆、孤独、痛苦、痴想。读他们的小说总使人怀疑这些先锋作品全出自一人之手。有人曾指出，对于先锋小说可以读单个作品而不能读作品集，可以孤立地进入一个作家的小说而不能接触先锋小说群体，这其实就是针对先锋小说的模式化而言的。先锋小说可以说是最无法经受整体审视和比较阅读考验的文本，它们文本词汇、叙述语气、时空处置似乎都比通俗小说先进和现代化，但在模式化方面不仅与通俗小说殊途同归，而且毫无高明之处。
其次，先锋小说写作方式的模仿化也是通俗小说惯常的创作手法。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国门初敞之际，先锋派的写作还呈现出很强的陌生性的话，那么当西方文学的经典纷纷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之后，先锋小说模仿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了。可以说，先锋小说的创新事实上只不过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甚至是已经被摒弃的传统小说的模仿。至此，先锋小说呈现在阅读意义中的先锋性顷刻就变成了一个深刻的讽刺。有人甚至苛刻地说只要五部外国小说就可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先锋（新潮）文学史，这话虽然不无偏颇，却实实在在地击中了先锋小说的本质。我们知道，模仿是一种制作行为而不是一种创造行为，通俗小说对通俗文本和读者趣味的模仿除了能带给读者短暂的消闲快慰之外，并不能提供任何人生体验和灵魂震撼。在这方面，先锋小说与通俗小说相比不仅如出一辙，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对作家人生体验的放逐可以说正是先锋小说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