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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篇小说最为突出的结构要素和故事因素就是“咒语”，它导演了这篇小说叙事和故事的全部魅力。这个咒语就是对于“灾难”的预言，它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出现，成为支配整部小说的笼罩性存在。这个咒语所预言的“灾难”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大燮国”，一种文化存在的灾难；一是指个体的灾难，它催生出绝望的反抗与救赎。可以说这个咒语就是这部小说结构、情节和意义的主体。主人翁“我”正是在“灾难就要降临了”的咒语中经历和体味生存绝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只是被这个咒语支配着命运的符号代码，“我”具体地体现着这个咒语，也实践着这个咒语，“我”和整部小说一样从一开始就被规定了在劫难逃的噩运。因此，我们说这部小说事实上的主人公不是“我”，而是这个咒语，这个“灾难就要降临了”将来时态的主谓句型。从开篇到结尾这个咒语句型重复达十五次之多，人物和情节都沿着这个咒语规划的方向朝“灾难”的“未来”前行。咒语的最终完成是作为一种存在象征的大燮国的毁灭以及小说的终结。
其次，这部小说在结构叙事上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意象的创造。正是通过有象征性的意象，苏童组织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层次和主题意蕴。小说的前半部的主导意象是“白色的小鬼”和“美丽的纸人”。它们是主人公沦落为空心人的绝望生命过程的展示，是一种生存命运的象征性缩影。“白色的小鬼”一方面是一种生存境况的写照，另一方面又是主人公生存恐惧的根源，“美丽的纸人”的生命感受其实正是“白色小鬼”压迫的结果。此外，“鸟”的意象在小说前半部也有重要意味，它在主人公初见蕙妃时第一次出现，其后则经常在主人翁心灵幻觉中浮现，它是主人公摆脱生存绝境，向往自由生命的人生理想的象征，它也是联结着“白色小鬼”和“美丽纸人”意象的中介，体现了在两者之间的生命挣扎历程。它正是灰暗生命中的最后一线曙光，是绝望中的希望。不过，从另一方面说，“鸟”又是大燮国这个文化存在的象征，因此在上半部的最后，我们看到了“鸟”变成“死鸟”的悲剧意象，它是对存在的一种悲歌。而小说的后半部分的主题意象则是“自由的飞鸟”，它代表了主人翁“想飞的欲望”，象征了主人翁人生救赎的途程，最终，它与自由驰骋于棕绳之上的“走索王”形象合为一体，“我发现自己崇尚鸟类而鄙视天空下的芸芸众生，在我看来最接近于飞鸟的生活方式莫过于神奇的走索绝艺了，一条棕绳横亘于高空之中，一个人像云朵一样，升起来，像云朵一样行走于棕绳之上，我想一个走索艺人就是一只真正的自由的飞鸟”，“我知道我在这条棕绳上捡回了一生中最后的梦想……我终于变成了会飞的鸟，我看见我的两只翅膀迎着雨线訇然展开，现在我终于飞起来了。”它意味着主人翁人生救赎和人生超越的完成。其实不止是下半部，整部小说叙述也正是“我”学飞，并最终成为一只“自由飞鸟”的过程，只不过，“鸟”在上半部还只是一种生存理想，一种不能实现的心灵承诺，但它却又正是对后半部分的预言，后半部分因而既是一种应答又是一种实现。因此，我们说苏童正是以生命意象的创造完成了对小说的人生象征和寓言意义，它既形成了小说的情绪氛围，又有生动直观的画面感，同时也是读者由故事层面进入小说深层意义世界的桥梁，小说美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此。这其实也与苏童自己所称的电影思维有关，他说他写小说不但运用通常的小说思维，而更注意电影思维的引入，注重把人生故事抽象为具体可感的意象和画面，使读者体味思索“有意味的形式”中的寓意。《我的帝王生涯》正是这方面成功的艺术实践。
最后，要理解这篇小说的叙事特点和隐语意义，我们还必须充分注意小说提供的两个象征性的语言符号———《论语》和“棕绳”。小说结尾主人公曾这样感叹：“我埋葬了十七个艺人，背囊中又是空空如洗，只有《论语》和棕绳，我想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是对我一生最好的总结。”显然，这是两个与主人翁人生命运和故事主题内涵密切相关的语言形象。《论语》也是贯串整部小说的语言道具，从内容上说，《论语》旨在“治国平天下”，它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而从小说的进程来看，它又是主人公命运变幻的旁证。如果说我们把主人公人生沦落的悲剧归结为其不读《论语》，无法真正进入“帝王”生存角色，那么当主人公最后在“苦竹寺”苦读《论语》时，他人生的困惑也依然没能解除。“棕绳”在上半部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当走索艺人在品州卖艺时。从此，“棕绳”也成了他心灵幻觉中经常出现的东西，并在下半部终于与主人公现实人生发生联系，并成了最终拯救主人公人生的“诺亚方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论语》和“棕绳”作为主人公“帝王生涯”和“庶民生涯”的象征，其各自的隐语含蕴是相当丰富的。在结构上，二者也都是重要的结构要素，《论语》是师傅觉空所赠，第一章中觉空说“你至今没读完这部书，这是我离宫的惟一遗憾”，其实正是一种预言，小说正是以《论语》为见证应验了主人公人生命运的“遗憾”与“残缺”。从《论语》到“棕绳”既是主人公走过的生命历程，又是小说情节、结构乃至故事形态发展变化的主要线索和脉络。因此，从这两个语言道具出发，我们同样可以把握小说关于“沦落与救赎”的深层主题。
当然，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其被解读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的帝王生涯》也正是如此。本文撇开许多可能性的话题，而仅尝试从小说意义内涵的把握切入小说世界背后的心灵空间，以求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与作家精神生命的沟通与对话。但“误读”的可能同样存在。惟愿我们的目标不致因“误读”而全盘落空。
（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6期）
第六章狗道与人道（1）
———评迟子建长篇小说《穿过云层的晴朗》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涌现的年轻女作家中，迟子建的实力和写作境界一直是我最为看重的。在当时一篇谈论女性写作的文章中，当比较到王安忆和迟子建时，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东北作家迟子建在九十年代初、中叶的几年时光里也一度呈现出了某种王安忆式的苗头和气势，《树下》、《日落碗窑》、《白银那》等小说以很快的频率接二连三地冲击着中国文坛，其叙事的老练、流畅，把握世界和世道人心的举重若轻都使人不得不对她的才气和艺术潜能刮目相看。” ① 时至今日，我对当初的判断依然充满自信。一方面，迟子建的写作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艺术平台上，她的小说不仅很少大失水准之作，而且总能以稳健、上升的态势不断给人以新的审美期待，在她这里，你看到的是她越来越令人目眩的文学才华和越来越丰满的文学形象，而丝毫不必担心新生代作家常见的那种以在艺术上的倒退、停滞甚至失语为标志的“短命现象”；另一方面，迟子建又并不是一个陶醉在自己创作成就中不能自拔的作家，清醒的自我反思，以及对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可能性的不断探寻，也是贯穿她小说创作之路的一条重要线索。她的中短篇小说《逆行精灵》、《九朵蝴蝶花》固然向我们传递了自我嬗变、自我涅 的阵痛信息，而历时十年精心创作的长篇巨制《伪满洲国》则更是体现了作家建构“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融合风格的卓越努力。尽管，对这些作品的评价目前尚有分歧，本人也曾在讨论《伪满洲国》时对其“历史叙事”提出过不同的意见 ② ，但是评论的分歧不仅丝毫无损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光芒，而且恰恰是对这些作品艺术价值的一种特殊肯定，因为，在这个时代，令人无话可说的所谓小说实在是太多了。在这个意义上，迟子建在《钟山》二三年二期上推出的长篇新作《穿过云层的晴朗》就是又一部值得特别重视的力作。在这部小说中，迟子建借一只狗的眼光看世界，不仅在艺术的探索上很有新意，而且其书写日常生活时的那种轻灵、诗意、神性的风格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种毁灭的诗意、凄楚的美感，以及对“残酷美学”的深度揭示都有令人战栗的艺术力量。
一 “狗眼”里的世界与人生
《穿过云层的晴朗》的故事表层是猎狗阿黄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叙述，从城里受训到丛林历险，从黑山镇到伐木厂，从大烟坡到终老青瓦酒馆……阿黄的一生充满了生离死别和爱恨情仇，其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命运极富传奇色彩。应该说，这条极具灵性和智慧的“狗”是极有艺术光彩的。但是，对小说来说，作家的艺术重心和艺术聚焦点却不是这些传奇性的“狗事”，而是通过“狗事”来折射和透视“人事”，“狗眼”里的人类世界的历史和现实才是小说真正的深层主体。当然，就小说的艺术表现而言，“狗事”与“人事”又是“互文性”的，它们互为依傍，互为参照，甚至还互为隐喻。“人”与“狗”之间已经没有了截然的对立，“狗”有人性而“人”有狗性，它们之间的张力正是小说艺术张力的重要根源。
那么，“狗眼”里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狗眼”里的人生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呢？在小说中，作家主要以狗与六个主人的关系作为故事的辐射源，把一个很长历史跨度（狗的一生）内的世界图景和人生图景立体化、全景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从而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历史等潜在主题。在这里，神秘莫测的自然，鲜活生动的民间，传奇性的人物，动荡混乱的历史，世俗的日常生活，边缘性的生存和文化景观，交相辉映，共同营构了一个“复调”式的艺术世界。
首先，“狗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灾难和血腥的世界。小说中，狗与六个主人一道共同经历了各种生生死死的灾难和考验。在丛林中，地质队员遭遇的是饥饿、疲劳、恐惧和狼虫虎豹等各种野兽的袭击。狗在与狼搏斗时的受伤，白马的“牺牲”都是这种灾难的具象。而伐木人家大丫的病死，金顶镇小哑巴的悲惨身世和小唱片的绝症，大烟坡文医生的惨死，以及梅主人的最后生孩子而亡……都可以说是对多难人生和多难世界的隐喻。而与这种种灾难相伴，或明或暗的争斗以及浓重的血腥味也是这个世界“底色”。这种争斗和血腥遍布人类的世界的各个层面，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对木柴的疯狂砍伐；在与动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