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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仍工作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弗里德曼一直居住在旧金山。他显然很享受自己“工作的退休生活”：这里气候比较温和，他很容易就能抵达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办公室。罗斯对这次搬家比他还高兴。
弗里德曼的这种现代性意味着，他的技术成果很容易受到新研究者的攻击，这些研究者声称要用更新的统计方法批驳他的成果。的确，在他的有生之年，弗里德曼看到了对将经济学基于可发现的数字关系的反对，也看到了所谓的奥地利方法的复兴，这种方法致力于用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方式，来预测互动系统的总体特征。但是，如果没有弗里德曼先从科学高地上驱逐集体主义者（collectivists），就不可能在不同流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之间展开运用方法论的对话。
在他的后半生，弗里德曼与基于理性预期和快速市场清算的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保持着距离。他担心，经济学家已陷入了对数学严谨与数学优美的追寻，而不再将其作为研究工具。
在货币理论之外，弗里德曼依然是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就像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年出版，本意是为了对《自由选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一书中所写到的，他无法明确而快速地界定政府干预的局限。但他相信，对个案的客观研究，加之对个人选择的基本信念，通常会让辩论向有利于市场提供（private provision）的方向发展。然而，他的朋友亚伦？华特爵士（Sir Alan Walters）遗憾地表示，弗里德曼在下半生将主要精力投入了货币主义领域，而没有更多涉足其它领域的学术工作。
弗里德曼本人将自由市场和货币主义理论的胜出，归因于对70年代政府支出飙升和高通胀后果的滞后认识。然而，只要反应是连贯的和理性的，多数功劳就一定要归给他。当然，自由市场政策的成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若能让30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重生，对这些新挑战进行评论和分析，我们有什么不可以付出呢？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