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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許我們在決定既成事實後，發表一些無補於事實的意見。我們在接得這種答覆，並讀了協委最後通過的政綱草案以後，實覺有無上之惋惜！
就這樣，這位以老托代表自居，並以老托賜名「列爾士」為榮、在托派中一直以此為筆名發表了大量文章的劉仁靜，一直被托派領導集團所排斥和冷落。於是，他進行各種搗亂活動，被稱為「反對派中的反對派」。
批判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
陳獨秀在促進中國托派統一活動的同時，並不忘記進行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路線的鬥爭。
1929、1930年，國際和國內局勢發生很大震盪。國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空前的經濟危機，這些國家的工人鬥爭有所發展，一部分知識份子引用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論，認為資本主義臨近崩潰而紛紛左傾，轉向於社會主義。國內，新軍閥混戰，使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發生嚴重的統治危機，各城市的共產黨組織有所恢復和發展，工人鬥爭也有所活躍，而南方數省的共產黨紅色根據地和紅軍也乘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對於這種新形勢，共產國際首先發生了錯铡袛唷�1928年共產國際以及中共「六大」前後，史太林等人就對中國的形勢逐漸產生左傾的估計。6月9日史太林在接見瞿秋白、周恩來等人時就說：（1927年的）廣州暴動「不是盲動主義」，「是革命臨時退後的一個動作，現在準備一個高潮」。＇66＇所以，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通過的在中共「六大」決議案中，有這樣的提法：「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數省重要省區之內勝利。」＇67＇
此後，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即「立三中央」以「強迫罷工」、節假日必須上街示威撸小⒚罴t軍進攻中心城市等手段，不斷製造「革命形勢」。共產國際更是推波助瀾，不斷發來錯铡闹甘拘藕蜎Q議案，特別是1929年10月26日的指示信，＇68＇明確認定「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並具體指示城市工人要準備總政治罷工，紅軍鬥爭應統一起來，重申要首先反對中國黨內的主要危險即「右傾的機會主義情緒和傾向」。
193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央關於與機會主義取消派鬥爭給各級黨部及全體同志信》，終於把陳獨秀批判的左傾錯铡l展成為全黨性的左傾路線。李立三認為，「現時革命鬥爭的發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它的標誌是農村暴動的廣泛發展、工農紅軍的迅速擴大、兵士的動搖與嘩變事實的增加、軍閥混戰造成的統治階級的嚴重危機。在這樣的基礎上，「只要是在產業區域與政治中心爆發了一個偉大的工人爭鬥，便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69＇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終於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標誌着左傾路線統治了全黨。
為此，中共中央決定「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是：「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並認為「全國的統治階級動搖與崩潰的形勢是一樣，而動搖崩潰的程度卻有差別」，而「在目前的形勢看來，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客觀條件更加成熟」。於是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的暴動準備工作，同時命紅軍進逼武漢，進取南昌、九江，進攻柳州、桂林和廣州。為執行這個計劃，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摚C關；停止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把其各級領導機關合併到各級行動委員會中去。
以上，第二次左傾路線執行的結果，使中共在十幾個省的省委機關被破獲，一些重大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紅軍也受到很大的損失，根據地大大縮小。在計劃執行過程中，7月27日，紅軍曾一度攻下湖南省省會長沙，但佔領僅10天，被迫撤出，＇70＇犧牲慘重。
見此形勢，共產國際立即急轉變，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擴大會議於7月23日，作出《關於中國問睿龥Q議案》雖然仍堅持很多左傾的觀點，但卻改變了1929年10月給中共指示信中對中國形勢的錯铡烙嫞f暫時「洠в腥袊目陀^革命形勢」，並致電中共中央稱：「我們堅決反對在目前條件下在南京、武昌舉行暴動以及在上海舉行總罷工（但仍強眨�8月1日要舉行撸惺就唬！梗�71＇史太林見此情形，又使出文過飾非一招，在8月13日致電莫洛托夫說：
中國人的傾向是荒誕和危險的。在當前形勢下，在中國舉行總暴動，簡直是胡簦А＝⑻K維埃政府就是實行暴動的方針，但不是在全中國，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國人急於攻佔長沙，已經幹了蠢事。現在他們想在全中國幹蠢事。決不能容許這樣做。＇72＇
共產國際派瞿秋白和周恩來立即回國，於1930年9月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立三路線緊急剎車。但是，三中全會的做法不符合國際繼續左傾的精神，於是在國際枺綍浱帟浢追虻淖饔孟拢峙婿摹⒅苋腥珪噶恕刚｛和主義」錯铡Ｃ追蚝推淠箍浦猩酱髮W的學生王明來華，聯絡「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打起「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眨吐肪�」的旗幟，要求徹底改造黨的領導機關。
1931年1月7日，米夫以非常手段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強行改組中央，把不久前被捕洩露黨的機關、疑有叛變行為而受到處分的普通黨員王明（在獄中託巡捕送信到中央宣傳部要求營救），一下子塞進中央候補常委並任最大最重要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不久，又乘向忠發被捕被殺，由王明的親信博古擔任總書記。米夫為了「保瘢梗谥袊v留長達半年左右，終於使中共中央的實權完全掌握王明集團手中。此舉遭到大批幹部強烈反對，如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羅章龍團結一批幹部另立中央，結果都被開除出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反對四中全會的另一批幹部，在召開全國第一次蘇維埃代表會議時被出賣，全體被捕，23位骨幹血濺龍華警備司令部。
更為可怕的是，米夫、王明集團的中央，不認為李立三錯铡肪�是「左傾」，而「是用『左傾』詞句掩蓋着實際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右傾依然是目前的主要危險」，並以此打擊更換各級領導幹部。於是，中共向更嚴重的左傾錯铡肪�滑下去，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機。
與此同時，托派小組織卻在托洛斯基及其臨時國際的指導下，克服混亂，逐步走向統一。首先表現在對中共左傾路線的批判上，1931年1月21日，先是陳獨秀在《無產者》上發表〈國際路線與中國黨〉，指出：「國際現在的路線和所謂『李立三路線』並洠в猩觞N原則上的不同，和他自己以前的路線也根本洠в袃蓸印梗弧刚驹诿拥膰H路線上反對盲動的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的『眨椭髁x』？？只有使黨比立三時代更加混亂無出路。」＇73＇隨後，「我們的話派」終於放棄類似立三路線那樣的左傾觀點，1931年3月，各派討論後，同意陳獨秀撰寫的《告全黨同志書——立三路線與國際領導的破產》長篇宣言，以「中國左派反對派統一協議委員會」的名義散發。＇74＇這是當時中共黨內的正義力量受到共產國際和王明集團嚴重壓制的情況下，成為系統批判共產國際在中國不斷作惡的檄文。
《宣言》一開頭就揭破當時國際的王明集團散佈的一個謊言，指出「四中全會在組織上完成了巨大的變化，直接在米夫領導下的陳韶玉（即王明——引者）小組織取得了黨的最高領導機關？？黨已在組織上及在政治上克服了一切危機，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實際上是「完成了黨的解體」。
王明，原名陳紹禹，又名陳紹玉
《宣言》在逐條對比李立三的錯铡c共產國際決議與指示後明確指出：李立三這條「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製作人，是共產國際自己」。這次與以往反對陳獨秀、瞿秋白的路線一樣，為了保住共產國際的「面子」，立三路線「只是作了國際路線的替身，與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時內宣佈中共中央的模範領袖為孟什維克，作了史太林、布哈林的替身，並無二致」。「我們有權利向全體黨員同志宣佈：共產國際宣佈『立三路線』，完全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破產；『立三路線』的錯铡揪褪枪伯a國際的錯铡！�
但是，《宣言》在論述國際與中共的路線錯铡畷r，卻完全從他們托派、特別是陳獨秀的「反紅軍」的觀點出發。陳獨秀的思想邏輯很簡單：工人加暴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農民加暴動，是機會主義的。前者，俄國的十月革命似乎有點像，但是，十月革命後幾十年執行的史太林式的「無產階級專政」，除了個人獨裁以外，哪裏有一點「工人」的味道？哪裏有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味道？至於說到中國，由於工業的極度落後，像歐洲和俄國那樣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根本洠в校r民卻有幾千年「造反」的傳統。所以，綜觀中外所謂革命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分知識份子利用和組織一部分工人或農民奪取政權的歷史，而一旦出現有利形勢奪取了政權，只是重眩龤v史上的任何一次變遷一樣，只是養肥了另一個官僚主義集團，廣大工人、農民能得到多少利益，是微乎其微的。於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又逐漸尖銳起來，醞釀下一場的「革命」。如此循環往復而已。所以，陳獨秀以上對共產國際和中共路線的批判，雖然不乏「為工人指＠沟恼嬲目的，但卻是十足的書生意氣，可悲的教條主義。
那麼，挽救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裏呢？《宣言》開出的藥方，就是托派的國民會議邉樱笳匍_「普遍平等不記名投票直接選舉的國民會議」。
《宣言》最後強眨骸脯F在改造黨的政策及黨制已成了刻不容緩的任務了」。為此提出以下四條建議：
1、規定日期召集全黨的代表大會，對於政策及黨制加以根本改變——必須完全採取左派反對派的路線；
2、在大會之前，把一切重要問睿谝磺袝h上及機關報紙上發動黨員群眾之討論，不能拿任何罪狀作開除的理由，以保護討論的正確進行；
3、一切事實及經驗證明左派反對派路線的完全正確，洠в欣碛砂盐覀兣懦忪饵h外，我們應當選舉代表參加大會，並且在會上討論左派反對派恢復黨籍問睿刮覀兊昧⒖袒氐近h內來；
4、公佈歷來為領導機關耄Р氐淖笈煞磳ε晌募皩洞髸奶岚浮�
這份《宣言》，充分說明陳獨秀及中國托派對於當時替代中共抱着極大而迫切希望，也暴露了他們嚴重低估了中共自我克服危機的能力。就陳獨秀個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次重大失铡Ｕ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於他已經走上了托派之路，這是必然的結果。從現在看來，這個宣言和最後的四條建議，是多麼的天真、浪漫和荒唐。但是，在當時，陳獨秀和托派卻是多麼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