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筢撓壬鷤髀浴罚�28＇立即把這兩句話刪除了。以至在中共掌權後，大樹特樹李大釗創建中共偉大形象的1963年，高所寫的《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險》和《回憶李大釗》＇29＇二文時，還是不敢再說二人「計劃組織共產黨事」，說明已經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講中道聽途說的內容。但因為他的演講稿已經在第三天刊登在報上，於是為後世史家所铡茫膊慌懦械娜藙e有用心，將錯就錯，以證明中共不是「俄國黨」，早在維經斯基來華前，就有自主建黨的想法。
其實，李、陳當時所談的組黨不是「共產黨」，而是與無政府主義者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統一戰線組織。而這個組織也是俄國人所策動的。
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當事人章志的回憶《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30＇和眾多的佐證資料。章志當時是無政府主義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會員，1919年9月開始擔任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駐天津特派員，並宣傳天津的新文化邉樱虼伺c從事新文化邉拥娜岁P係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姜般若家中住，這裏還住着另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這時，李大釗陪陳獨秀來到天津。據章回憶：「陳獨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棧裏，李大釗同志在河北大馬路日緯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間，李、姜、山西同志、南開學校的胡維憲同學連同我到特別一區某蘇聯同志家中集合商談京津地下工作情況約一小時。第二天天津《益世報》登出『黨人開會，圖植卉墶坏南ⅰ＠畲筢撏炯泵Φ浇壬抑校ㄖ覀兎阑检段慈弧！乖瓉怼附壬沟男雄櫴潜徽O控着的。於是，他們紛紛離開了天津。「陳獨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參加集會」。
這裏的「蘇聯同志」就是鮑立維（又譯作柏烈偉）。大陸不少學者稱他是俄共派在天津從事秘密工作的專員、當時的重要任務是幫助中國的激進分子建立親俄的革命政黨。當時他住在天津，一周數次到北京大學去教俄語，因此與李大釗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圍的中國人，多數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在中共成立很早以前就在中國許多省市活動。
正如蔡和森所說︰
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派在中國已有相當的宣傳（在廣枺案鞯囟加薪M織且發行了許多小冊子），並且在知識階級中已有相當的影響了。？？因此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枺⒈本┑鹊鼐信c無政府主義者合作。＇31＇
如姜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維憲、周恩來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也有很大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為了廢姓抓鬮，周恩來抓到5號，就改名為「伍豪」。
鮑立維主張各派社會主義者（包括無政府主義者）聯合組建革命組織。他和當時的中國都把無政府主義者視為「社會主義者」。實際上，這次集會陳獨秀雖未參加，是因為陳獨秀當時「逃亡」的特殊身份，但不僅李大釗把這次集會的內容告訴了他，還有材料證明鮑立維的活動很頻繁，這樣的集會不止這一次，而且陳與李曾秘密會見了鮑。所以，鮑在天津企圖組織「社會主義者同盟」的事，陳顯然是知道的。因此，後來解密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維經斯基的報告中，多次提到天津的建黨情況。但陳獨秀最初的建黨活動接受了與無政府主義合作方針，卻洠в刑旖虻拇恚泄病敢淮蟆勾碇校踩绱恕＿@應該是陳獨秀由接受蘇俄的建黨方針（只要親蘇的就可以接受）最終轉變為自己的建黨方針（堅信無產階級專政）有關。
在《新青年》上曾與陳獨秀通信的無政府主義者鄭佩剛說︰「1920年3月，我接到黃凌霜（當時無政府主義者領袖——引者）的信，說他到天津與俄國朋友Broway（即鮑立維）接洽，並約同陳獨秀、李大釗等開會，成立了『社會主義者同盟』，推舉陳獨秀為領導，並說陳獨秀到滬活動，要我返滬相助。」＇32＇梁冰弦也回憶︰鮑立維希望俄共和無政府主義者聯絡，因此和黃凌霜等人相識。他說︰「黃氏約陳獨秀、李大釗與布氏（布魯威，即鮑立維——引者）在津在京敍話幾回，結果產生『社會主義同盟』，洠в信上当趬荆灰莾A向同一大目標的都先團聚起來，共推陳獨秀為領導人。北大和其他大學學生投身這旗下的眾多而熱烈。」＇33＇
綜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8月）組織的團體，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
與共產國際互助建黨
過去傳統的說法，是陳獨秀等人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近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表明，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蘇俄更需要中國出現一個推翻現政府的共產黨，而且在籌建過程中，不僅國際給了陳許多幫助，陳也給了國際許多幫助。一般說，建黨事件發生在1920年。然而有資料表明，早在此前，聯共、國際及其遠枺鼨C構就開始派代表在中國積極活動，尋找合作對象，創建親俄的革命團體。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似乎使馬克思主義目標第一次成為現實，但也使蘇維埃新政權頓時陷於列強包圍之中，處於嚴重的困難和孤立之中。於是列寧利用馬克思關於世界革命的理論，於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專門從事支持、發動、幫助和組織各國的革命政黨和活動，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所謂的民族解放邉樱貏e關注在遠枺c俄國有漫長的邊境線的中國的動向，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對俄友好、至少不敵視的中立的政府，更希望中國出現有利於己的革命，出現一個「兄弟黨」和「兄弟國家」。這是「紅色帝國主義」自保並向遠枺鼣U張行動的一部分。
列寧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
可見，無論是蘇俄政府還是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第一目標是自身利益。於是，共產國際、俄共（布）中央、俄國政府外交人民委員部以及1922年11月才加入俄羅斯聯邦的遠枺埠蛧鱾�系統的機構紛紛派出人員到中國來尋找這樣的政黨、團體和代表人物。可是，一是由於當時蘇俄遠枺貐^的內戰尚在進行，局勢不穩；二是共產國際、聯共、蘇俄中央政府及其遠枺貐^的黨政系統，不僅經常變化，而且各自開展對華工作，結果出現了十分混亂和有趣的情況，都因為洠в姓业较耜惇毿氵@樣有威望的領袖人物，而無所成就。
連當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枺矫褡逄幍母敝飨疢．布龍斯泰因和中國科科長M．阿布拉姆松給聯共中央的報告都承認︰「從事枺焦ぷ鞯母鱾�組織在行動上不一致、不協眨突ゲ煌狻梗弧腹伯a國際、中央、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枺峙沙鲎约旱墓ぷ魅藛T（這些人不是都勝任其使命的）執行獨立的任務，洠в锌偟挠媱潱徊t解當地的情況。」例如，共產國際信任旅俄華僑劉述周，派他去中國工作。但他雖是旅俄華工聯合會主席，並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共產國際「二大」，枺矫褡逄巺s認為，「此人不具備足夠的政治素養，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遠不是與社會主義邉有萜菖c共的人」。上述報告還指出︰「俄共（布）中央向枺脚沙雎枚砉伯a華員局，其組成人員表現出黨性不強，政治素伲睿静荒茉谥袊水斨薪M織革命工作。」＇34＇
而且由於把蘇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因為當時北京皖系政府追隨帝國主義推行反蘇政策，他們曾爭取直系軍閥吳佩孚。直到1922年，越飛還寫信給吳佩孚，稱其「給莫斯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提議雙方合作。＇35＇同時，他們又對多年來一直要推翻北京政府而對俄國友好的孫中山寄予厚望，1920年曾派人與孫中山達成協議，雙方軍隊合作，從新疆方向「反對北方現時的反動政府」。＇36＇他們還稱福建督軍、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雲南督軍唐繼堯為「人民邉拥念I導人」。甚至稱讚「陳烔明是最傑出的軍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稱讚的共產主義者」。＇37＇
他們自稱與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漢口、南京等地的工人和學生組織聯繫，「為共產主義組織打下了基礎。」＇38＇其實，聯繫的絕大多數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即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者。在俄共遠枺菸衔炙雇锌朔志滞鈬幣删S經斯基來華通過李大釗——陳獨秀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前，蘇俄以上這些代表的工作，除了提供五四邉俞嶂袊鐣髁x思潮活躍的情況外，尋找代理人以組織革命政黨的努力一無成就。
那麼，陳獨秀又是怎樣成為中共的創建者的呢？
如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8月）組織的團體並非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但是，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陳才最後真正成為共產國際和俄共（布）中央在中國建立共產黨所物色的對象。從新近公佈的檔案資料表明，關於陳獨秀發起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史實，與中國學術界幾十年來的傳統說法有很大不同。比較真實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的︰
1919年8月，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個在枺鼇喐鲊嗣裰虚_展共產主義工作的提綱，在得到批准後，他作為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枺聞杖珯啻淼纳矸輥淼竭h枺�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決定建立遠枺郑ㄓ址Q西伯利亞局），負責領導遠枺鲊锩墓ぷ鳌＿h枺窒略O海參崴分局枺矫褡逄帲涑蓡T有中國科科長阿布拉姆松及維經斯基、馬馬耶夫、埃爾傑列夫斯基、季托夫、謝列布里亞科夫等。維連斯基則繼續以外交部全權代表的身份，配合遠枺值墓ぷ鳌�
遠枺忠怀闪ⅲS經斯基即帶領兩名助手——季托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到中國來（同來的還有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正式開啟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工作，並且考察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枺鼇啎浱幍目赡苄浴＞S經斯基既是俄共中央代表，又是共產國際代表。順便說一句，這個來華代表的名單，記載在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枺矫褡逄�1920年12月21日寫的報告＇39＇中，可以糾正中國傳統所持的陪同來華的是波林、馬馬耶夫及其夫人馬馬也娃的說法。
1920年4月，維經斯基一行首先來到北京，經鮑立維和伊萬諾夫介紹與李大釗等接樱Ｒ灰娒妫头Q李大釗「達瓦里西」（同志）。李非常感愧，解釋自己不過是在學習，哪裏稱得上「同志」。維說讀了他寫的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認為已達到了同志的水準。但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停留在思想上，為了實現革命的理想，就應該組織起來。一直敬佩陳獨秀思想境界和崇高威望的李大釗把他們介紹到上海，與陳獨秀聯繫。
陳獨秀到上海後不久，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發生分裂，最後大家決定《新青年》「還」給陳獨秀，移到上海編輯。於是，除了要求北京的原編著者繼續供稿外，陳獨秀在上海重組編輯部，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