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膭罟と穗A級「武裝鬥爭的意志，指明其奪取參政權之目的」。＇36＇
但是，他不敢直接批評當時有崇高威望的「老頭子」陳獨秀，只敢批評緊跟陳獨秀的黨內第二把手彭述之。因為，他寫了《意見書》後就離滬去武漢，埋頭撰寫一部長篇文章《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睿罚置兜谌龂H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中之孟什維克主義》，批評「彭述之主義」，實際上批評1923年以來的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及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推行的「二次革命論」、放棄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等錯铡Ｋ裕那锇讻＇有接着參加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暴動。
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暴動時的陳獨秀與彭述之
這篇長文章在4月中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上散發。瞿秋白的這次分裂，為在中共五大前後莫斯科尋找陳獨秀的替代者、五大後陳獨秀實際靠邊站和最後把大革命的失敗歸罪於陳獨秀，客觀上提供了炮彈。說是「客觀」上，是因為瞿當時不瞭解真情，並不想陷害陳獨秀，只是他的「左」傾思想被莫斯科利用了。實際上，在他離開上海後，陳獨秀黨中央在總結「二暴」失敗教訓後，接受了他的批評，拒絕莫斯科的「不准暴動」的指令，完全獨立自主地根據當時的形勢，領導「三暴」取得了勝利。
早在1926年11月11日，即莫斯科接到維經斯基報告，他們遠枺种С种泄仓醒霚蕚溥M行第二次工人武裝暴動時，史太林主持的聯共政治局會議就作出決定：「遠枺种T如在上海和南京發動武裝起義的問睿值妮p率態度是不能容忍的」；「對遠枺衷谏鲜鰡栴｝上所犯的錯铡岢鼍妗！梗�37＇
這個決定表明：莫斯科仍堅持10月29日史太林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決定給維經斯基信中的立場：「廣州勝利後形成的局勢不應造成左的幻想」；「既然是指依靠廣州和浙江的軍隊來成立由國民黨和商人組成的政權委員會（指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動時，遠枺值脑O想——引者），那這是合適的，但要靠武裝的工人的力量在上海發動政變就有可能使上海無產階級的積極分子淹洠г谘獪I之中。需要小心謹慎。」＇38＇
在瞿秋白與陳獨秀、彭述之發生分歧的同時，莫斯科的駐華代表和共產國際遠枺种g也發生了更嚴重的分裂。3月17日，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暴動前夕，青年國際駐華代表N？那桑諾夫、共產國際遠枺砍蓡T（負責指導中國共青團）N？福金、共產國際聯絡部駐華代表A？阿爾勃雪脫三人給聯共中央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指責中國黨的領袖們「不相信中國革命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
這就表明，這三個人是站在把中國革命做成「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上來考察當時的國民革命的。信中列數了陳獨秀黨中央在維經斯基支持下推行「孟什維克機會主義」的一系列錯铡骸负ε氯罕娺動」，「反對土地革命」，「在北伐軍佔領區不發動工人罷工」，「反對武裝工農」，「反對共產黨員和工農分子參加軍隊」，等等，總之是在黨政軍內不進行「無產階級為奪取中國革命中領導權的鬥爭」。因此，他們認為中國革命處於危機之中，宣稱中共黨的領導「只能領導黨與工人階級走向失敗與投降」。
其實，這些「錯铡苟际蔷S經斯基和陳獨秀黨中央忠實執行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以去年「八二九」為主要內容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結果。信中開出挽救這個危機的惟一方法是撤換維經斯基。
「中央委員會本身現在實際上由三個人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頭子』（指陳獨秀——引者）代表中派。我們都相信，假使能使彭述之與伍廷康（即維經斯基——引者）孤立起來，放些新鮮空氣進中央委員會，弄一些工人進去，那麼這個『老頭子』，雖然有其一切缺點，卻是比伍廷康同志高強得多的一個人；他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夠繼續成為黨的領袖之一。」＇39＇
這三個人對當時中國革命的觀點，與正在猛烈批判史太林的托洛斯基的觀點不侄稀Ｋ裕巧ＶZ夫立即被召回國，後兩位也在後來的肅反邉又斜惶幩馈５牵麄兎从车那闆r，特別是莫斯科與維經斯基、陳獨秀與維經斯基之間的關係與差別，是比較客觀公道的。在許多重大問睿希惇毿闶怯斜Ａ舻模植坏貌环䦶摹�
莫斯科顯然十分重視這封信，所以不僅立即派來了羅易這位更有權力的代表代替維經斯基，而且派來一個「審查小組」，審查每一個中共中央幹部，逐個找他們談話，企圖在中共「五大」上撤換陳獨秀。結果正如這封信中所說，由於「他享有巨大的威望」洠в姓业教娲娜耍坏镁S持陳獨秀總書記的地位。這是後話了。
注釋
＇注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198。
＇注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03、207、209。
＇注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枺质箞F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眨榻Y果的報告〉（1926年9月1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3輯，頁436、437。
＇注5＇〈告全黨同志書〉（1919年12月10日）；〈我們的政治意見書〉（1929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471–472。
＇注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枺治瘑T會與鮑羅廷會議紀錄〉（1926年8月1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97–398。
＇注7＇〈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78。
＇注8＇〈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71–72。
＇注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22、223。
＇注1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25。
＇注1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29。
＇注12＇〈中央局關於最近全國政治情形與黨的發展的報告〉，同上，頁246–247。
＇注13＇〈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132、134。
＇注1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11。
＇注15＇〈中國共產黨關於農民政綱的草案〉，《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頁150。
＇注1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枺治瘑T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9月22日）和〈維經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1926年10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29、530、588、589。
＇注17＇〈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37。
＇注18＇以上兩個決定，分別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04、623。
＇注19＇《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17。
＇注20＇〈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0號（特字第68號）記錄〉（1927年3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51。
＇注21＇〈皮亞特尼斯基和拉斯科爾尼科夫給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信〉（1927年3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52、153。
＇注22＇〈布勃諾夫使團的總的結論和具體建議〉（1920年5月2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258。
＇注2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枺侄韲韴F會議第1號記錄〉（1926年6月19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05。
＇注24＇〈遠枺值墓ぷ鲌蟾妗担�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50、352。
＇注25＇〈拉菲斯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枺止ぷ鞯膱蟾妗担�1926年12月1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41、50及第3輯，頁352。
＇注26＇參見〈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11月6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17–619。
＇注27＇中共《中央政治通信》（1926年9月15日），中央檔案館藏。
＇注28＇〈上海自治市的邉佑媱潯担ㄊ率呷眨督逃s誌》（偽裝本，中共上海區委油印刊物）。
＇注29＇〈中共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6年10月26日）；〈中共上海區委政治部政治宣傳大綱〉（1926年10月19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31、55。
＇注3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88。
＇注31＇〈中共上海區委各部書記臨時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10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8。
＇注32＇〈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邉印担秶粚А罚�184期，1927年1月21日。
＇注33＇《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7年1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藏。
＇注34＇〈中共上海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記錄〉（1927年2月16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15、118。
＇注35＇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頁877。
＇注36＇瞿秋白：〈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1927年2月24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55、157。
＇注37＇〈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7號（特字型大小第50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23。
＇注38＇〈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5號（特字型大小第48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04。
＇注39＇〈上海來信〉，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睿罚�140，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十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中）（1927）
籌備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
從1927年2月23日上海工人「二暴」失敗當天成立陳獨秀為首的領導第三次暴動的「特別委員會」起，至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成功後的3月30日，特委會開會共31次，陳獨秀參加了30次，而且在會上都有重要發言，重大決策都由他拍板決定。對眩s多變又險惡的形勢估計，採取的決策和策略，陳獨秀有正確，也有失铡５伸渡硖幵诘谝痪�，與莫斯科基本錯铡闹笇Х结樞纬甚r明對比。例如：
2月24日，中共中央發表《告上海工友書》，指出這次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直接反抗封建軍閥的第一次偉大的政治鬥爭」，「可惜上海的小資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眾太軟弱洠в袥Q心」；「在這次罷工中主要的缺點是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