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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到现在为止，学生们并没有使用计谋蒙骗当局，游行一开始确实显得比较平和。而如果不是被激怒的学生临时转向赵家楼，这天的游行，大概也不会出什么大事。
可所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无不充满各种变数，随时可能改变方向。更何况，学生中还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区别。不只是最早赶到现场的步军统领李长泰预料不到事态的严重性，政府及军警也都没想到在此之后，形势会急转直下。甚至于后来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曹汝霖当时已经知道街上学生的游行口号，但却并没感觉到危险，而是在参加完总统府的午宴后，照常回到了家中。
而东交民巷西口巡捕及警察的“合法”阻拦，不但没有平息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反而激起了强烈反弹。
“没有大总统令以及外交照会就不准进入使馆区游行！此说依据的竟然是‘和约’！”
在确定无法通过使馆区后，一位学生代表愤懑地大叫了起来。
“如此不平等的‘和约’，符合‘公理’吗？”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这是我们的耻辱！耻辱！”
“如今国犹未亡，而自家之土地已不许我等通行，果至亡后之屈辱痛苦又将如何？！”
游行队伍无法通过使馆区使学生们倍感愤怒，尽管一个个青年学生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哪怕是气炸了肺，也无济于事！
正当学生们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的时候，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去赵家楼！找狗日的*贼算帐！”
而听到这一声呼喝，本来激愤的人群立刻变得沸腾起来。
一些记者这样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长时间受阻于东交民巷的游行队伍，急欲得*贼而一泄之，遂决定直扑曹汝霖家，其时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恐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勿去，却丝毫无任何效力了。”
“是时，学生队至东交民巷游行受阻，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
“但当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口以后，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这响亮的口号得到了群众一致的拥护。”
在6月4日这一天，去赵家楼这等“神来之笔”，其实正是群众运动特有的“魅力”。说不清是谁的主意，你一言，我一语，群情互相激荡，一不小心，便可能出现“创举”。一位学生领袖这样说道：“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很难确定谁影响谁。日后追根溯源，非要分出彼此，弄清是哪一个首先喊出‘直奔曹宅’的口号，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东进发，扬起一路灰尘。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泥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中钻来。……只是群情激昂之际，没人顾及此等小事，我们大家照样高呼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
下午四点半左右，仍然排列整齐的游行队伍，终于来到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2号曹汝霖的住宅。
赵家楼原为明代在位时间仅6年的明穆宗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文肃的宅邸，因为府内后花园假山上的亭子象楼一样，所以被称为赵家楼。赵家楼有南北两条不很宽的胡同，也因为赵家楼的关系，名之为前赵家楼胡同和后赵家楼胡同。如今的赵家楼是曹汝霖的宅邸，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共有房屋50多间，三个大门，内部装潢富丽华美。其西面是中式楼房，曹汝霖自住；东面是加盖的西式平房，为曹汝霖的父亲曹成达所居。此时曹宅的门窗皆装有铁栅，紧闭不开。而在学生游行期间，政府为防意外发生，已经派遣军警三十余人在此保护。
“火烧赵家楼”这场戏，乃是此次抗议游行的，而关于这个，流传的版本却也多种多样。
“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乘着大家狂呼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
“学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网而入。”
“一学生首先用拳头将玻璃窗打碎，从窗口爬进入，再将大门从里面打开。”
“一同学从西院窗口将铁栅扭弯了两根（该同学在少年时就练就了一手好内功，他只要用手一捏，就能够把弯的铁门扣捏直，其气力之大有如此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从缺口爬进去，摔开守卫的警察，将大门打开，群众便蜂拥而入。”
“某生发现曹宅有个窗户，他就利用从小练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学们的帮托下，一拳打开了窗子，跃身而下。”
“某君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的肩上，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同学们又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
“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另外几名同学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砸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同学便蜂拥而入。”
“高师同学奋勇踏着人肩从门房（传达室）后窗爬进，打开大门，另外一个高师同学越墙而入，学生们一拥而入，发现曹汝霖等已经听到风声从后门逃走。”
“队伍到达曹汝霖公馆，只见公馆大门紧闭，有数十名武装警察守卫着大门。学生队伍便在大门外怒吼高叫‘打倒*贼’的口号。但是如何能打进去？公馆大门的左右边，各有一个人多高的小窗户，这时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随即有好几个警察死死的拉住他的腿往下拽，领队的学生们看到后，有的就用尽力气去掰开警察的手，坚持不下。另有一部分人就痛哭流涕地向他们演说：*贼如何*，中国如何危险等，警察们终于被感动而放松了手。某君头向里面一望，内部还有数十名武装警察，正枪口对着他。接着某君向这些警察演说，警察大概也由于良心发现，不敢开枪，改变了瞄准的姿态。某君便不顾一切地跳下去，迅速而机警的把大门开了，于是大队学生蜂涌而入。”
“几千学生涌进了曹汝霖公馆之后，便分散到这个象‘大观园’一样的公馆的各个角落。于是每个角落都是一片喊打声、捣毁家具声。学生各处搜寻曹汝霖，不见踪影。忽而搜得一个穿着文官礼服的人出来，有认识的人喊道：‘这便是曹汝霖！’（实际是章宗祥），群众愤怒极了，于是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倒在地。正打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人，拼死命地保护着他。学生打曹汝霖的头，他便用身体遮盖曹的头；打曹的脚，他便用身体遮盖曹的脚，他这样拼命保护曹贼，挨了许多的打，却始终一言不发。有人认识的喊道：‘这是个*人，真奇怪得很啊！’大家虽然也痛恨*人，但害怕闹出国际交涉来，于是把曹汝霖打得一个半死，才让那个*人把他护送逃去了。等一会又搜到了曹汝霖的父亲和姨太太，大众不约而同的痛骂了一顿，骂他的父亲为什么养出这样一个*贼的儿于；对那位姨太太则赏了两个耳光。院子内停着一辆小汽车，学生们也把它捣毁了。大约到了天将黑的时候，忽然黑烟从后进房院升起，一会儿火势熊熊地蔓延了起来，我们广大的青年群众痛快淋漓地高呼口号而散。第二天才知道后面走得慢的同学，被捕了二十余人。这场火究竟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太多。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记得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某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同学快跑去买盒火柴，大家都知道他不吸烟，干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痛打曹汝霖、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而关于火烧赵家楼的情形，不同版本的说法也很多。
“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至六时许，火光始息，学生仍将整列散归，而警察乃下手拿人。学生被执者，闻有数十人之多。”
“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
“学生们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了这个狗杂种’的念头。”
“群众找不着曹汝霖更加气愤，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
“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女人（这是从何说起？），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就燃起来了。”
“某人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某人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
而高师的学生，则毫不客气地将此“壮举”收归名下。差别只在于，到底是哪一位高师学生放的火。
一位高师学生说：“我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贼论理，遍找不到，高师同学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北大学生会某队长所发现，阻止说：‘这样绝不可以！我负不了这个责任！’该学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对于火烧赵家楼的真相，也许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答案。
所谓的群众运动，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总是有“组织者”、“领导者”控制不了的时候。理由很简单，既然敢于起来反抗权威，就不会将“临时指挥”的命令奉若神明。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北大的*领袖也罢，高师的*领袖也罢，其实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么，谁能左右局面？准确地说，没有。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最激进的口号和举动，在群众运动中最有诱惑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局面”，最容易受相对激进而不是温和的学生的影响。倘若不是这一把“超出理性”的无名之火，军警无法“理直气壮”地抓人，学生以及市民的抗议也就不会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样，这场运动其实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对于纵火焚烧曹宅持有异议的，当时便大有人在，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放火）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
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国各地。
“这件事可怪之处颇多。”在南宁的杨朔铭在第一时间接到了报告后，立刻便觉察出了其中的诡异之处。
听到杨朔铭这样说，坐在他对面的陈乾声也是一脸凝重的点了点头。
“伤亡情况怎么样？”杨朔铭皱了皱眉头，向前来报告的龙永华问道。
“尚未有死亡报导。在曹府内被打者为驻日公使章宗祥，因其当时身着外交官�